文 ／ 梁秉堃

    1978年4月7日，本来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可是我却不忍心忘记它，北京人艺的人们也不忍心忘记它，也许会记上一辈子。

　　这一天的上午，蓝天白云，风和日丽，在首都剧场后三楼大排练厅里，北京人艺召开全体演职人员会议，会上由新任党委书记黎光郑重宣布——中共北京市委文化出版部决定，自即日起恢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名称和建制，并且请戏剧大师曹禺继续担任院长。决定公布以后，与会者不约而同地站立起来，昂首挺胸，接着就是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有的人硬是把手掌给拍红了，拍疼了。大家互相惊喜地用眼神交流着，仿佛是在白日做梦。北京人艺，一座早已享誉海内和海外的国家级话剧艺术殿堂，被“四人帮”作践了整整十年，摧残了整整十年，毁灭了整整十年，今天竟然又奇迹般地重新站立起来了。人们怎么能不扬眉吐气，心花怒放呢？

　　我们不能不想起，新中国建立不久周恩来总理就提议成立一个专业话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并请曹禺担任院长。人艺绝路逢生的第二天，邓颖超大姐就亲自打电话给曹禺深情地说：“昨天听到你们恢复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名称，我祝贺你们大家！也祝贺你又当上了院长！今后的事情要多起来，要多多保重身体，好好工作。”然而，曾几何时我们的老院长曹禺，被人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的剧作家，从文革刚刚开始就被打翻在地，先是关进“牛棚”交代罪行，后是当清洁工打扫厕所，再是传达室看门喊人接电话，而且不管见到男女老少都要深鞠一躬，再低头说上一句：“我是反动文人曹禺。”请看曹禺院长事后的一段追忆吧：“有一段，我住在家里，不敢出房门。大院里也是两派在骂，夜晚也在斗走资派，一天到晚，心惊肉跳，随时准备挨斗。我觉得我全错了，我痛苦极了。……我跪在地上，求着方瑞(曹禺的夫人——引者注)说，‘你帮助我死了吧！用电电死我吧！’真不想再活下去了，好几次都想死去。我想从四楼跳下去，我哀求着方瑞，让她帮着我死。方瑞说，‘你先帮我死好不好？’我真是太脆弱了，还有老人，还有妻子，还有孩子，又怎能把他们抛下？看到这些，还是得痛苦地活下去。”曾几何时人艺所有著名的艺术家都被赶下舞台关进“牛棚”，反之请舞台工人乃至传达室看门的工人登台演出节目，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名曰为“工农兵占领了舞台”。曾几何时北京人艺似乎是在人间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顶大帽子：“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桥头堡”(工宣队队长语)，和一副黑对联：上联“庙小妖风大”；下联“池浅王八多”；横批“封资修大全”(军宣队队员语)。

　　曾几何时军宣队政委，不止一次在全院大会上声嘶力竭地训话：“你们能干什么？还不就是能演演大毒草《茶馆》，毒害人民群众！今后还想再继续干下去啊？我们工农兵坚决不答应！我们要誓死保卫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曾几何时人艺人只能到南口抡大镐给果树扩坑；到团河弯下腰给水稻插秧……。不知道有多少演员，把多年使用过的化妆盒给毁掉了，含着热泪发誓：今生今世永远不再粉墨登场，因为他们完全、彻底的被剥夺了文艺创作的权利。

　　没有想到啊，没有想到。春雷一声，万象更新。1979年元旦的第二天，胡耀邦请中央文化部长黄镇向大家宣布——文艺界根本就不存在“文艺黑线专政”，也根本没有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一下子，把我们头顶上积压了十年的阴霾给全部扫光，让我们得以见天日。

　　于是，北京人艺开始恢复和开放了九台保留剧目——《蔡文姬》、《女店员》、《茶馆》、《三块钱国币》、《名优之死》、《雷雨》、《伊索》、《骆驼祥子》、《悭吝人》、《日出》。当演出的信息传出以后，观众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如同与亲人、好友久别之后的重逢，争先恐后地来到首都剧场买票看戏。记得，在卖《蔡文姬》票的时候，每位观众只能限购四张票，根本供不应求，售票处前有的观众带着大衣和棉被连夜排队买票，人头攒动，硬是把剧场的一段红色砖围墙给挤倒了，所幸还没有伤人。从此，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香火”才得以流传下来，确乎是可喜可贺。有一位观众在看戏的时候，一时兴起，赠来刘禹锡的诗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说出了我们“十年生聚”以后的共同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