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白 刃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准备将抗日战争和以后写的几十种书结集出版，请中国延安文艺学会的同志们把关，组织编辑委员会。陈明会长推举雷加同志列首位，无论创作成就和年龄大小，他都当之无愧。我打电话征求雷加的意见，他笑呵呵地说：“不胜荣幸！”

　　我每次见到雷加同志，他总是乐呵呵地和我握手叙谈，给我留下“乐天派”的印象。

　　雷加祖籍山东，1915年生于东北安东(今丹东)。他身材魁梧，是个彪形大汉，却没有东北大汉那股令人生畏的脾气，见到他的人都觉得和蔼可亲。

　　去年春节，中国作家协会假北京饭店举行联欢会。会前孙肖平同志约几位五十年代中国作学文学讲习所(原中央文学研究院，现在的鲁迅研究院)的同志在王府井一家餐厅吃饭。雷加的女儿刘甘粟用轮椅推着父亲进来。餐桌上的人全都起立欢迎。雷加笑容满面挨个和大家握手，谁也料不到这位精神饱满的老大哥，竟在一个月之后离开了他的亲人，离开喜欢他的朋友，离开广大热爱他的读者，俏俏地走了。

　　我说他俏俏地走了，指的是雷加为人低调，怕给人添麻烦。他早就立下遗嘱，要求丧事从简，不发讣告，不举行大规模遗体告别的追悼会，以致他走了几天，我才从北京市文联听说。打电话到他家中，他家人说我们年岁都很大了，到八宝山看见遗体过份伤心，会影响健康，所以没有通知。

　　雷加大我三岁，他家在东北，我家在闽南，天南地北，可我们有许多相似的经历：都是1938年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都是1939年到敌人后方参加抗日战争，他到晋察冀八路军115师，我到山东八路军115师；都是喜欢文学，一辈子从事写作工作；建国以后，我们家都在北京，都是经常往下跑，到农村、下部队、到水利工地。他到三门峡水库，我到荆江分洪、佛子岭和官厅水库。到基层我们都参加劳动，采访工地先进人物和英雄，写成文章发表；建国后，国务院副总理兼轻工部长黄炎培，调他到轻工部管理全国造纸工业，如果干下去必然是个副部长，但雷加不想当官，一心从事文学工作。1948年，我在东北后勤，辽沈战役前，想到前线当记者，后勤主任给我封官许愿，不让我到前方，我向联政请求，被撤职才到前线，写了许多辽沈战役的战地通讯。

　　历次政治运动，我和雷加都走着坎坷的道路：反胡风时，雷家因为给胡风办的《七月》上，发表过几篇文章，在胡风反革命集团另一批信件中就有雷加的大名，所幸后来没有公布，逃过“胡风分子”的命运。同样的，反胡风时我在文学讲习所说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说的“五把刀子”，不过是两把刀子。总政文化部长陈某，说我比胡风还高明，替胡风归纳为两把刀子，想把我打成胡风分子。幸亏我已响应中国作协的号召，转业到北京市文联，当了一个不占编制，不拿工资，靠稿费生活的所谓职业化作家。总政文化部派人到北京市文联，要文联把我打成胡风分子，文联领导顶着来人说：“我们不了解情况，要整你们把他调回去整！”因此我逃过了一次厄运！

　　1988年夏天，应黑龙江农垦局的邀请，中国延安文艺学会组成学习访问团到佳木斯，访问了宝泉岭、完达山……许多农场。从黑龙江到乌苏里江，行程数千公里。访问团成员有雷加、陈明、白刃、康濯、周良沛和涂武生等同志。年龄最大的雷加，身背照相机，健步地东跑西走为大家照相，恨不得把整个北大荒都收入镜头！

　　一个月后，我给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写了《黑土地》和《家人北大荒》一系列文章。

　　说了许多相似的经历，可也有不同的地方：雷加文笔犀利，好些作品写得比我好，在读者中影响大，在人民心中威望高，是永远值得我学习的老大哥！(作者为归侨作家，代表作品有《兵临城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