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吴文哲

    笔者：国家一直在强调调整结构，但是近两年来效果并不是很显著，您认为这是为什么？这样的情况在2010年会有所改变吗？

　　贾康：2010年没有通缩和通胀两方面的压力，是我们加快优化结构和方式转变的最好时机。为了经济的长期发展，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我一直在强调，中国资源相对价格的改变离不开经济杠杆，即资源税。资源税的上调改革一直找不到时机。资源税的调整必然会使资源相对价格上扬，我们需要一定的操作空间。只要掌握好尺度，使大多数企业能够承担，这个政策就可以出台。2007年到2008年上半年物价节节上升，出台资源税相当于给物价上涨火上浇油，那时候决策者真的很难下决心。等到2008年下半年，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企业发展都处于停滞状态，要抗寒过冬，此时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政府更不可能考虑这种增加税负的财政措施。2009年到2010年没有通缩压力，通胀也只是预期，为此，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个机遇。

　　笔者：这么说今年通胀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压力，对吗？

　　贾康：输入性的压力存在，类似的情况我们过去也经历过。大宗商品价格的突然上扬，就会带来输入型通胀压力。但通货膨胀的预期不会很大。中国现在产能过剩，但还有发展空间。如果我们处理得好，通胀就不会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马上到来。2008年那一轮的粮价上涨是此前粮价过低的反弹。价格表面上是上涨的，但是从历史角度来讲并没有创新高。猪肉当时涨得比较厉害，这与经济周期有密切关系。如果通胀真来了，农产品价格一定会有表现。

　　笔者：现在出台资源税有什么障碍？出台资源税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节能降耗问题吗？

　　贾康：很多人担心资源税的调整会使中国资源价格高于其他国家，影响出口。在无关税、无贸易壁垒的情况下，这种情况的确会存在。但是中国和国外还存在差异。我们正在努力发展国内市场，这给我们提供了一定操作空间。从资源产品到老百姓的消费品之间，有一个很长的传导链。资源产品位于产业链上游，它的相对价格上升，不同企业的吸收能力是不同的。能够节约发展的企业，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但是最后，这种影响要向下游传导，消费品物价会有上扬的表现。

　　但是，这也有一定的正面效果，它能够激励中下游的企业开发节能降耗技术，使他们加入到生产方式转变的大潮流中来。这是经济杠杆继续发挥作用的机制。而且消费者也会调整自己的消费方式。比如说当水电费变得更贵的时候，消费者在消费时就会更珍惜，更多地注意节水节电，等等。当然不同收入阶层的表现会有所不同。最低收入阶层会遇到承受力不足的问题。政府要提高低保标准，以保证最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不变。中低收入阶层可以自己消化。而高收入阶层可能无关痛痒，即使有了燃油税等等，他们仍可以照样开大排量的汽车。但是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说，资源税上调一定能促进节能降耗。

　　还有，中国煤炭开采量超过20亿吨，我认为，煤应该更多地从国外进口，减少国内开采量，就像美国把石油作为战略储备储存在地层里面一样。但是，想要改变如今国产煤为主导的局面是不可能的，所以自主开采煤炭的税收问题相当突出。

　　笔者：您认为资源税应该作为地方税吗？

　　贾康：资源税应该作为地方税，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海洋石油，我们很难确定它归谁所有，所以，在框架中它归中央。中央得到这块利益之后，再向全国分配，特别是可以支持欠发达地区。中国的情况是中西部地区既是欠发达地区又是资源丰富的地区，资源税出台之后，可以很好地解决地方建设的困难。发达地区工商业发展领先，促进这里的发展，主要靠房地产税。这是我们很值得期待的。房地产税一旦出台，会有更大比例归地方所有。

　　笔者：一旦征收物业税，会不会使买房者负担更重，老百姓能够接受吗？

　　贾康：我认为物业税这个词不好，老百姓好不容易买了一套房子，本来就要交物业费，现在又多了个物业税，这就会使人家听了很反感。还是叫房地产税比较好。对于你说的问题，我认为可以制定一个标准，在这个标准以内的第一套房，可以永不征收房地产税，这样老百姓的顾虑就可以化解。等他们有钱买第二套、第三套时，房地产税会使他们考虑买更实惠的房子，而不去选择大户型。炒房的人也会有所收敛，更多地选择小户型，因为只要房子出不了手，房地产税就得自己负担。这样一来，就配合了中国土地节约利用的发展战略，房价也会更加平稳。

　　这里的连锁效应非常值得探究。还有就是控制力的问题。现在很多人认为二套房、三套房是未来的保障，放在手里没什么负担。以后每年要上交房地产税，他们会感到压力，想方设法地把房子租出去。这就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

　　总之，这个负担放在一般性住宅的房地产持有环节，谁持有它谁就要负担，这将使需求和供给两方的结构发生改变。开发商一定会顺应需求方的结构变化，进行合理的规划。

　　笔者：您认为省直管县改革能不能有效地推进分税制改革？

　　贾康：推动省直管县的改革与分税制改革的到位与否是有直接关系的。我们要肯定1994年的改革框架。但是1994年之后，省以下没有进入分税制状态，原因在于把20多种税在中国五个层级的政府架构之间做合理的配置是世界性难题。

　　试验证明，中国只有通过省直管县改革和乡镇综合改革使财政层级扁平化，才能解决这一问题。这样20多种税在三级政府之间分配，情况马上就豁然开朗了。这样的框架如果能确立下来，接下来地方税体系可以在省和市、县两地进行合理配置，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我在今年政协会上的提案中曾提到，房地产税应该是地方税体系的支柱，成为地方政府稳定的收入来源，使得他们尽心尽力地履行优化本地投资环境、改变本地公共服务的职能。财政部已经明确提出，要在2012年年底前，力争全国除民族自治地区外，全面推进省直接管理改革。

　　笔者：那对我国的转移支付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贾康：是的，转移支付会做得更好。过去从中央到地方要经过五级传递，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扭曲非常严重。直管县改革完成以后，层级传递只需要两级就可以完成，而且转移支付的框架、成本都会更加合理。目前的转移支付与国情和体制都有一定关系。中央和地方是不同的利益群体，利益取向有所不同是自然而然的。我们不能否定它，这样的差异任何国家都存在，只有通过体制的变化才会使分配关系更加合理。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步步探索，加上借鉴国际经验，我们了解到搞市场经济必须有合理的分税分级财政体系，这是最基本的。中国要从中央到地方将分税分级贯彻到位。这需要抓紧研究方案，各方面充分沟通，认识到潜在问题，这样最终才能获得共识。

　　笔者：现在推进直管县改革是一种什么状况？

　　贾康：大方向上的认同度很高，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把管理细化？现在信息技术发达了，使得一些大省在减少层级上也没有什么实质障碍。加上中国的路网、交通条件有所改善，电视电话会议可以解决管理半径过大导致的管理效率低等问题。财政层级减少了，行政层级势必也要跟着减少，再往后就是中国行政区化的调整。

　　笔者：您认为今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如何配合？

　　贾康：财政政策要继续配合货币政策，做好总量上的调控。从目前中国宏观政策的情况上看，要继续保持扩张态势，同时还要注意优化调整。与货币政策配合的同时，财政预算分配需合理安排下一年度的赤字和国债数量，既维持之前政策的连续性，又做好风险防范。财政政策应该在框架不变、大力促进结构变化和结构调整的同时，支持高科技产业发展，改善民生，为下一轮的经济增长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