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乔生
辛亥革命发生那年，鲁迅在家乡绍兴教书。虽然他此前没有参加革命组织如光复会、同盟会等，但他对这场革命是企盼、拥护的。绍兴光复前夕，他组织学生宣传革命，张贴告示，后来，他出现在绍兴府欢迎革命军的人群中。但是他很快失望于这场革命，以为只是换了招牌，社会的“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批评新政府，他失去了工作。幸运的是，经朋友推荐，他到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
那么，就结局而言，鲁迅本人是辛亥革命的受益者。鲁迅后来成为杰出的小说家，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自然就成了他集中笔力的题材。
1 辛亥当年冬天，鲁迅用文言写成小说《怀旧》，从一个侧面形象地反映了辛亥革命这场改朝换代的大事件在乡下的影响。塾师“秃先生”和在太平天国革命中发了财的绅士金耀宗都是阔人，臭味相投。革命消息传来，他们惶惶不安，四处打探消息。有一天，金耀宗把一个传闻转述给秃先生“长毛且至矣!”——他是文盲，凭自己的经验把所有革命都称作太平天国的“长毛”。他们赶紧商量要不要写“顺民”字样迎接。他们想，贴了“顺民”，也不见得管用，即便管用，万一“长毛”失败，官兵回来，后果更为严重。商量的结果，是看看风向再说。于是，他们又安排亲眷外迁，以避风头。于是道路之上，“人多于蚁阵，而人人悉函惧意，惘然而行。……盖图逃难者耳。中多何墟人，来奔芜市；而芜市居民，则争走何墟。”此时，秃先生的佣人王翁却若无其事地在桐树下乘凉，还和吴媪回顾当年长毛进城的故事——穷人是不怕造反的。后来，他们又探来一个消息，原来所谓的长毛是一群要饭的难民！一场风波过去，私塾、街市复归平静。
这就是鲁迅当年革命时期所见的真实场景的再现。这篇小说显示了鲁迅的文学才能和观察社会的犀利眼光。发表时，《小说月报》的编者给了一大段赞扬的批语：“实处可致力，空处不能致力，然初步不误，灵机人所固有，非难事也。曾见青年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饾饤，无有是处，亟宜以此等文字药之。”
2 七、八年后，在北京工作的鲁迅，以更广阔的背景，刻画了那个新旧交替时代形形色色的人物，对辛亥革命进行了反思。
首先，鲁迅肯定辛亥革命，尤赞美革命者。散文杂文且不说，就是虚构的小说中，也常常出现与革命有关的人物和事件。出现在鲁迅作品中的革命先烈，主要是他比较熟悉的绍兴籍的光复会领导人。在绍兴会馆居住期间，应《新青年》同仁的邀约，他创作了《狂人日记》、《药》、《明天》等小说。《狂人日记》是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的作品，小说中，狂人回顾中国历史上的“吃人”传统时，用徐锡麟的事迹和蘸人血馒头治病的风俗为最近的例证：“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还是一直从前的事。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徐锡麟1907年与秋瑾相约在浙、皖两省同时起义。7月6日，徐锡麟以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身份为掩护，乘学堂举行毕业典礼之机刺死安徽巡抚恩铭，率领学生攻占军械局，弹尽被捕，当日即遭杀害，心肝被恩铭的卫队官兵挖出来炒食。关于人血馒头，鲁迅后来在另一篇小说《药》中，写得更具体。革命志士夏瑜牺牲了，城里一个孩子患了痨病的人家，用蘸了血的馒头给儿子治病。这么做的人，或出于迷信，或出于利益，缺少同情心，不仅对革命事业冷淡，而且显出人性的麻木。《药》中的很多人，对革命者都不抱同情态度，而视之为造反的“匪”。当听说夏瑜对狱卒宣讲革命道理——“这大清天下是我们大家的”——时，大家都说夏瑜“疯了”。鲁迅通过这样的描写，一方面揭示了群众的麻木，一方面也赞扬了革命先烈矢志不移、死而后已的精神。在小说结尾，鲁迅还特别加上一个情节，写夏瑜(隐喻秋瑾两字)的母亲去上坟，看到“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顶”，而吃了蘸血馒头不见效也死去的小栓的母亲华大妈“忙看他儿子和别人的坟，却只有不怕冷的几点青白小花，零星开着；便觉得心里忽然感到一种不足和空虚”。夏瑜的母亲哭着说，这是儿子特意用这些花向她显灵的。其实，这花圈出于鲁迅有意安排，意在说明，革命同志并没有将烈士遗忘，特意来祭奠了。用小说中两家的姓氏来隐喻地说，“华”“夏”人民是不应该也不会将烈士遗忘的。
鲁迅的作品对辛亥革命产生的社会影响做了形象化、印象式的评估。根据他在辛亥革命绍兴光复前后的经验，他觉得辛亥革命的功绩是实现了民族解放，推翻了帝制，但在民主方面还做得不够，人民思想观念的变化并不大。个中主要原因是传统文化及习俗太过强固，一时难以改变。即如上面所说的“吃人”传统，已成风俗习惯和道德教条，便是民国国民也不能完全摆脱其束缚。鲁迅之所以大写特写“吃人”，当然并不仅仅为了纪念革命烈士，更因为他对这种不科学、反人性的习俗深恶痛绝。1915年，北京《大自由报》上还有此类报道：“宣武门外教场六条胡同潘姓孀妇，年逾五旬，膝下无嗣，仅有女年届二八，尚未字人。近因母病甚重，医药调治无效，日昨病势转增。该女万分焦灼，毫无善法，遂将右腿割肉一条煎于药内，其母服之，翌晨病势顿减。该女此举诚属孝心可敬。”其时，鲁迅住在宣武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对这类新闻应该有所注意。他在《狂人日记》中借了狂人的口说：“记得我四五岁时，坐在堂前乘凉，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母亲也没有说不行。一片吃得，整个的自然也吃得。”下层人民因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只能按照统治者的思维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上层和下层的意识是相通的，有时甚至惊人地一致。民众安于奴役生活，惧怕而又崇拜权力，虽然皇帝被推翻了，但他们思想上离不开皇帝，还会把总统、总理、主席、委员长之类的新名称当做皇帝的代号。《风波》中赵七爷和七斤那番较量，说明就连辛亥革命的一个小成果“剪辫子”，也还很难保持：
七斤慢慢地抬起头来，叹一口气说，“皇帝坐了龙庭了”
七斤嫂呆了一刻，忽而恍然大悟的道，“这可好了，这不是又要皇恩大赦了么！”
七斤又叹一口气，说，“我没
有辫子。” “皇帝要辫子么？”
“皇帝要辫子。”
“你怎么知道呢？”七斤嫂有些着急，赶忙的问。
“咸亨酒店里的人，都说要的。”
鲁迅对辫子问题非常敏感，因为他自日本留学时期剪辫后，吃了不少没有辫子的亏。当乡下闹着这场七斤无辫的小“风波”的时候，鲁迅正在的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亲眼目睹张勋率领辫子军打进城来，拥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复辟。紧接着发生了军阀混战。鲁迅兄弟俩从绍兴县馆跑到船板胡同新华旅馆避难。假如张大帅和小皇帝在紫禁城站稳坐稳，鲁迅的命运恐怕还得改变，至 少要把辫子蓄起来。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因为深切感受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猖狂和中国人的精神麻木，决定弃医从文。从此以后，他致力于探讨中国国民性中缺少“诚”与“爱”的原因。为什么中国人漠不关心，一盘散沙？鲁迅的作品往往给这种现象以形象化的表现。《孔乙己》的主人公在缺乏同情的人们的嘲笑声中死去，《祝福》、《孤独者》中的人物都在令人窒息的氛围中，走完他们不幸的人生。社会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封建势力仍然十分猖獗。广大群众，只能做无聊的看客。无论是革命者，还是窃贼，或者通奸男女，乃至两条狗打架，在中国都不乏看客。这“麻木的看客”是鲁迅作品的重大主题之一。俄日战争中日本人处决中国“间谍”，有中国人围观；革命者被砍头，人们在深夜里“簇成一个半圆”，津津有味地观赏；就连阿Q这样穷乏的人，也向村民炫耀自己在城里看到杀革命者的场景，连说“好看好看”；而当阿Q被诬为抢劫犯绑赴刑场的途中，也“全跟着马蚁似的人”，等着听他 唱戏文。(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