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应龙眼药创于明万历年间，创始人名马金堂，出生在直隶定州(今定县)一书香世家，家中书籍汗牛充栋。马金堂素有济世救民之心，潜心研究中医学，通过大量临床实践，制出不少好药。其中尤以眼药见长。马金堂将眼药命名定州眼药。马金堂医德甚高，虽然眼药以名贵原料制成，疗效可靠，但他常常免费赠送。
马应龙是马金堂的继承人，他在该眼药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制成更有效的眼药，定名马应龙眼药。明朝末年，地处交通要冲的定州物阜财丰，成为商家必争之地。药业市场也相当繁荣，同仁堂、白敬宇、张齐珠等著名药店先后在定州开了门市，竞争激烈。马应龙为推广眼药，也在定州北街开了一家药店，以制作和经营眼药为业。
马应龙眼药在当地已有很好的口碑，可治疗多种眼疾，如见风流泪、老眼昏花、内外两障、红肿烂眼、云翳白点等，尤其对痼疾疗效更佳，所以眼药在定州的销量与那些名店相比，更胜一筹。马应龙了解到同仁堂等店在全国各地都有市场，想到自己的眼药质量上乘，也可在全国推广。然而，他也知道，质量好只是基础，真正能推广开来，还需花大力气。自己年事已高，这一希望只能寄托在后代身上。
骑着毛驴进北京马应龙的后裔马万兴雄心勃勃，决心将眼药推广到定州以外的其他地方。他毅然离开家乡，骑着毛驴，带上几个家人和帮工，将大量眼药携至京城。京城的天地广阔，各地药商云集于此，他十分兴奋，攒足力气，要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建立一番宏伟的事业。
经多次选择，马万兴在北京前门外西河沿真武庙旁租了一个宅子。整修门面，装饰店柜，炮竹一响，便正式开业。他年轻气盛，本以为凭着马应龙眼药的质量，
必定可以很快推广。可没过多久，他才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重重地压在心上。不少药品在地方上都有口碑，但到京城，压根儿就没人听说过。这为药品的推销带来了困难。马万兴四出奔走，找经销商代销、与其他药店联络、免费发放眼药……各种招数都用上了，但没有多少成绩，面对他的是一张张冷漠的脸。
药品大量滞销，马万兴仿佛被泼了一头冷水。头脑冷静下来，他重新分析自己的处境，他想：自己不可盲目乐观，但也不该盲目悲观，一种新药要得到大家的认可决非易事，它需要努力和时间。有了新思路，马万兴以更大的诚意四出奔走，虽然碰了不少钉子，但也有了一定的收获。
几个月后，已有部分眼药到了京城患者的手中。可是，不知不觉中，马万兴已囊中羞涩。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马万兴只好告诉家人：“咱们已经没钱了。你回定州一趟，筹集资金，快点儿赶过来。我在这儿等。”家人离开后，马万兴边关注市场动向，边惨淡度日。这是他最艰苦的日子。当时北京至定州往返需一个月左右，可是，马万兴手头的钱只够他用上二十来天。
巨大的考验严酷地指向马万兴，他开始只吃两顿饭，到二十五天的时候，已面临断炊危险。京城中儿无亲无故，身边冷冷清清。在这种情况下，马万兴曾闪过回家的念头，看着预留下的一点路费，想着自己在定州的惬意日子，甚至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否正确。
马万兴坚持了下来，他找附近一位卖烤红薯的阎某告借，阎某借给他五个铜子。靠这五个铜子，马万兴又坚持了几天。家人终于出现了，带来急需的资金。好消息仿佛也专来凑热闹，马应龙眼药在许多患者身上获得奇效，人们奔走相告。店前一下子车来人往。马应龙眼药迅速摆脱滞销的困境，赢得广大患者的信赖。不久后，京城中流传起一段顺口溜：“身穿瑞蚨祥，脚踏内联升，头顶马聚源，眼看马应龙。”
几年后，马万兴在北京购买了宅地房产三十多处，开设了许多分店。但老店的地址不变，马家本着“穷则变、富不迁”的原则，考虑到北京人多数只认位置不认牌子的习惯，所以老店虽然窄小，但并不迁移。
出人意料的武汉之行马万兴在北京扎下根来，意味着马应龙眼药在中国北方得到普遍认可。20 世纪初，南方眼药市场大开，需求量大增，马万兴又将目光投向中南重镇武汉。如果能在九省通衢武汉设立一个经营中心，与京城遥相呼应，那么，马应龙眼药才算真正造福九州。但这一任务需要下一代有开拓精神的年轻人来完成。
马万兴寻找着能够完成这一重任的后来者。他的胞弟马先德之长孙马歧山厚道诚实，是一可造之材。马万兴将其留在自己身边，令其从学徒做起，干各种各样的活计，借此严格考核。马歧山不苟言笑，肯干活，头脑灵活，能完成好各项事务。马万兴让他边干活边学习，马歧山于是熟读医书，熟悉各种眼病的预防和治疗。几年之后，马歧山终于得到马家眼药的真传。
1919 年，马歧山受命到武汉推广眼药。马万兴特地将其叫到身边，讲述了自己当年的故事，叮嘱他：“到了武汉，人生地不熟，一定要处处小心。做事要勤勉，业务要认真。没人照顾你，也没人监督你，一切全靠自己。记住，一定要沉得住气，即使遇到挫折也不要灰心。”马歧山谨领祖训。
带着家传的制药工具和一些药品，马歧山南下了。到武汉后，他没有大张旗鼓地推广马应龙眼药，而是先了解当地情况。他在收费最低的栈房租赁一席之地。他虽然不怎么说话，但总是细心地观察周围的人和事。不久，他发现栈房的帐房先生李之敬为人本分，精明能干，对武汉情况相当熟悉，于是将其请到自己房间，说明来武汉的用意，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李之敬见多识广，一听他是马应龙的后人，当即答应全力帮助。此后，在李之敬带领下，马歧山走遍武汉三镇，几经考察，终于在武昌的斗极营、汉口的大夹街和汉正街租赁了加工场地和店铺。
店铺开张后，马歧山仍然没有张扬，只是在店铺的门楣上写了几个大字：“北京马应龙定州眼药店分此”。一切都非常节俭。
马歧山已做好长期滞销的充分准备，在有限的资金中抽出相当部分，以备不时之需。然而，他却意外地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了成功。也许是马应龙眼药的名声早已传到武汉，刚刚开店，便招来了主顾。
马歧山非常高兴，但没有忘乎所以。他深知自己之所以很快成功，全靠前辈们铺垫，而祖父在临行前叮嘱自己的话没错。在开拓事业时，不管前方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很快，马歧山与武汉乃至湖北各地的许多中药店建立了供销关系，自己的门市也相应增加。接着，他又先后在湖南、安徽、广西等地开设分店，形成以武汉为中心的马应龙眼药供应网。之后，他又折而向北，扩大了设于河北石家庄大桥街分店的业务。马应龙眼药进入全盛时期。
促成一项重要的国际文化交流
20 世纪20 年代，一位名叫葛思德的美国商人因患有绿内障(青光眼)，到处寻医问药。在美国和欧洲，他都没找到治疗的良方，饱受折磨。等他结识了美国驻华使馆海军武官义理寿后，义理寿向他推荐了马应龙眼药，一试之下效果很好，虽然没能完全根治他的青光眼，但大大缓解了病症。葛思德由此对中药和中医产生浓厚兴趣。他交给义理寿一笔钱，请其收购有关医中药方面的书籍。这些书籍成为后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的第一批中文藏书。
此后，葛思德对中文书籍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投入资金也越来越多。他所委托购书的义理寿干脆辞去公职，专门帮助葛思德购买书籍。到1926 年，葛思德已经购买了232 种8000 册的中文图书，由麦吉尔大学为这批中文书设立一个专馆，并对外开放。到1936 年，葛思德购书达到了10 万册，其中有大量珍贵的明版书，包括标点本大藏经(1399 年刻本)、钱谦益《初学集》(1643 年刻本)等等；还有许多清版珍本，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最富盛名。此外还有宋元刻本数千册，其中不乏世上罕见的珍本、善本。
20 世纪30 年代美国遭遇空前经济危机，葛思德也深受影响，他决定转手这批藏书，但麦吉尔大学无力收购。经一番周折，这批图书于1937 年落户普林斯顿大学，并于1948 年正式归普大所有。这样，葛思德的藏书加上普大原有的约3 万册中文书籍，使普大一跃成为全美著名的汉学文献中心，可与美国国会、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媲美。中国著名学者胡适先生，早在20 世纪40 年代就多次与葛思德图书馆打交道，收获颇丰。20世纪50 年代，胡适还担任过葛思德图书馆馆长，并对10 万册藏书进行了全面整理。胡适还特别策划了一次持续两个月的书展，使这些珍贵书籍让更多的人得以了解，受到美国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直到现在，葛思德图书馆的中国藏书仍为国际文化的研究与交流做着贡献。但谁能想到，这一切竟源自一个美国人曾使用了马应龙眼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