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克嶷

　　古都北京，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其中会馆文化就是个重要的话题。我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会馆最早见于明朝，其发祥地就在北京。

　　明永乐年间，朝廷由南京迁都北京，永乐十三年(1415年)，朝廷宣布将科举考试地点也改为都城北京。“十年寒窗无人问”的各地莘莘学子，无不梦想着“一举成名天下闻”。每逢三年一考的会试期，全国数以千计，有的年份竟达上万的举子纷纷涌入京师。

　　政府规定，每个举子都可领取一定数量的车马费(即所谓“公车”)作为进京的盘缠，但众多举子进京后吃饭住宿是个很大的问题。为方便本乡举子们考试期间的食宿，各省、州(府)、县政府或在京为官的士绅，大都在京城选址，买地买房，修建会馆。因为这类会馆是为考试的举子们所建，所以又称为“试馆”。据说最早在京购屋置地办会馆的，是安徽芜湖人，会馆名为“芜湖会馆”。会馆出现之初，把服务科举放在头等位置，不仅免费为举子提供食宿，有的会馆还另外资助路费。

　　中国人地域观念即“籍贯”意识浓厚，在京各地官员为壮大自己的势力，无不希望家乡子弟能够科考及第入朝为官，对建会馆都是全力支持，因此，各省在京的会馆往往不止一处。明代嘉靖年间，奸相严嵩为拉帮派，结党营私，大力扶植家乡江西省的在朝势力，在京的会馆数量就很多；因明清两代江西籍京官人数众多，到清代时，共建会馆66处，为各省之最。

　　全国性的会考每三年举办一次，举子们住会馆的时间有限，逐渐地，在会考之前或之后，多数会馆也成为同乡聚会、联络情谊的场所，如年节团拜，以及祭祀、结婚、做寿、宴请等活动之用；听候分配或准备上任的新官也常暂居于此。有的省份对会馆的功能还是细分的，如山东省，就同时有“山东试馆”(专为会试之用)和“山东会馆”(除会试用外，还兼做它用)。有趣的是，虽然许多会馆在建造时都有商人捐款助力，但各地会馆一般都鄙夷、排斥商人，不允许商人在此食宿；大概是认为商人唯利是图，一身铜臭气，而读书人自视清高，不屑与他们为伍吧。

　　一般的会馆在管理上实行馆长制；馆长由本籍同乡推举，公推德高望重、办事公道、能力强者担任。而日常开支，一般靠官员士绅、商人、民间捐助和平时出租房屋所得(科考期间房屋须收回供举子居住)。

　　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繁荣，有资料显示，明代鼎盛时期中国每年的生产总值占到世界的百分之四十以上，除了文人的试馆外，渐渐地，也出现了以经商和商人、手工业者活动为主体的会馆即“工商会馆”和“行业会馆”。

　　工商会馆最活跃的时期是明代中期以后。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同一地区同一行业的会馆，如山西平遥颜料商建的“山西平遥会馆”和山西河东烟草商人建的“山西河东会馆”等；另一种是由不同地区或不同行业商人共同集资兴建的，如“临襄会馆”，是临汾、襄陵两地油商、盐商、粮商共建的，“临汾东馆”(又称“临汾乡祠”)则是临汾纸张、干果、颜料、杂货、烟草五个行业的商人集资合建的。这类会馆，是商人办事、聚会的场所，通常又往往用作本乡人包括在京城士人聚会的地方，有的还逐渐和官府搭上了关系。

　　行业会馆，是从事某个行业的人士共建的会馆。工商业和手工业者为了能在京城生存发展，需要立足之地，也会建会馆。如从事玉石行业的“长春会馆”、从事戏剧行业的“梨园会馆”，还有“棚匠会馆”等。这些会馆的出现，主要为维护本行业人士的共同利益。所谓“行有行规”，为了维护本行业的社会声誉和避免同行之间的恶性竞争，其内部往往会订立若干规章制度，要求大家共同遵守、共谋发展，使本行业更加兴旺。例如，山西临汾人、襄陵人从事的油行，由经营香油、花生油、豆油，逐渐扩展到酱菜、酒类、绸缎的买卖及纸业。晋商肯吃苦，又善于经营，事业在京城发展很快，他们开的店铺，有的名号历久不衰。大家所熟知的“六必居”酱菜园，已历经四百余年，至今仍很红火。当年，山西人在京的各类会馆，多达47所，其数量名列全国第二。

　　商人建会馆，当然主要是便于做生意，但其中也有模仿文人试馆的影子。在封建社会，“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早已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经商牟利尤为文人所不齿，以致会出现商人出资出力帮助建会馆，反过来却不允许商人在会馆食宿的尴尬情形。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商人有了大把的银子，为壮大势力、扩大影响，为改变其社会地位，他们建自己的会馆，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除上述三类会馆外，还有一种为客死京城的死者家属服务的“殡葬仪馆”，方便食宿之外，还协助办理送葬、追悼等诸多善后事宜。如山西人在南下洼子建的“西晋会馆”，山东人在广安门外手帕口建的“齐鲁会馆”便是此类。

　　此外，还有少数会馆，其功能不同于其中任何一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安徽会馆”。这所会馆占地九千多平方米，规模宏大，整体为苏杭园林式建筑，雕梁画栋，亭台楼阁，美轮美奂。它既不接待考试的举子，也不从事任何行业活动，它是清末以李鸿章为首的在京安徽籍官员、将领聚会联络感情的场所，因而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即康有为、梁启超等志士仁人发起的维新运动，便以安徽会馆作为策划地之一；清末四大徽班进京，也曾在安徽会馆立足并在会馆的戏楼登台献艺，对京剧的最终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清朝取代大明后，鉴于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统治汉人反被汉人同化的历史教训，朝廷实行满汉分居制度。汉人不得在内城居住和从事各种活动，连同其会馆一侓迁往外城(内城南面以前门、宣武门、崇文门一线为界)，于是，离内城较近的地区就得天独厚地成为兴建新会馆的理想选择。这也是清代以来宣南和崇文地区会馆特别多的重要原因。据统计，从满清建朝至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之初二百多年间，区区宣南(即原来的宣武区)百余条街道、胡同中，所建会馆达429处之多。

　　会馆的兴盛，有力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来自全国的成千成万名进京赶考的举人，把各地不同的风俗、文化带进北京，又将京师文化传播到全国各地；各省建的会馆，风格多种多样，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其他行业人士也彼此借鉴，带来了诸多行业的繁荣。

　　会馆衰落，始于清末。二十世纪初，大清帝国已是风雨飘摇，科举考试先是废止八股文，接着科举制度被彻底废除，本以服务科考的会馆失去了服务对象，不得不改变职能。转变最快的，是福建省的“闽中会馆”，1902年率先把会馆改为新式学堂“京师闽学堂”。其余会馆大都改为“同乡会”。这给许多革命志士、文人学者提供了栖身之所，可以借助会馆从事革命活动或进行写作和研究。例如康有为，先以“上皇帝书”的方式呼吁变法，继而成立“强学会”，就是在南海会馆；孙中山先生到北京，主要的活动都在湖广会馆进行。鲁迅先生在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写下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等脍炙人口的小说，从而完成了由“周树人”到“鲁迅”的蜕变。会馆文化无疑已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惜的是，会馆的保护工作不力，其现状令人痛心。许多的会馆早就被毁，有一部分曾成为街道工厂、仓库、学校，现在又建起了商品楼；更多的成了民居大杂院，时刻面临拆迁的命运。去年，笔者因为奉命编写乡土教材，曾骑自行车走访宣南地区的会馆，看到一些颇有名气的会馆，如绍兴会馆、浏阳会馆等，虽然大门口的墙上赫然钉着“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但里面无不是破败失修，满眼脏乱差。想打听一下“补树书屋”的位置，所遇住在绍兴会馆的人，竟无一人听说过。

　　保护最好的，当属坐落在虎坊路路口的“湖广会馆”了。会馆的正门朝东，气势恢宏，两边是高大的灰色院墙，里面的建筑都经过翻修，错落有致。如今它不仅开着规模不小的由启功先生题写匾额的楚畹园饭庄，而且还有京剧团常年在此演出。我想，这倒是个可以借鉴的保护会馆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