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赵大年
满族作家端木蕻良百年诞辰，北京举办了纪念座谈会，追思这位文坛大家的成就和生平。我也应邀与会，谈到与他的交往和缘分。1980年我调入北京作家协会时，这里荟萃着二十几位专业作家，老一辈的萧军、杨沫、端木蕻良等人已经笔耕半个世纪了，与名家共舞，诚惶诚恐，难合节拍。在一次纪念老舍先生的座谈会上，听了我的发言，端木蕻良高兴地说，“我在天津南开中学念书，令尊和老舍是我的老师。咱们都是满族，你跟我还是同学呢。”哈，我比他小20岁，上的是重庆南开中学，这样的校友也算是有缘吧。1991 年北京文联在和平门新建的宿舍楼落成，许多住房困难的作家搬了进来，同贺乔迁之喜。端木蕻良搬家最壮观，来了五辆大卡车，搬家公司的工人说，“这哪儿是搬家呀？简直就是搬书，全是书！”此话不假，端木蕻良本来就是一位“学富五车”的学者型作家。谁给这座宿舍楼起个名字呢？它有漂亮的红屋顶，端木深爱《红楼梦》，不久，他发表的散文后面注明“写于和平门红楼”，这可爱的名字也就叫开了。有端木老这样的芳邻也是一种幸福，串门聊天、请教、求字(给我们的小说题写书名)。交往和受益多多。
端木蕻良多才多艺，七十年笔耕不辍。他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就是“左派”作家了。在战争年代艰苦的环境中和解放后担负领导工作时，他都能坚持写作，而且高产。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母亲》、《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大江》、短篇小说《初吻》、《早春》也是很有影响的佳作。还有大量散文、诗词、书法、绘画，更是一位重要的红学家，著名话剧剧本《林黛玉》、《晴雯》、《薛宝钗》。耄耋高龄，还创作了鸿篇巨著《曹雪芹》。
端木蕻良的前期作品几乎与抗日战争同步，是最早反映抗战题材的“东北作家群”的重要成员(北京作协还有萧军、骆宾基、雷加)。九•一八事变，家乡沦陷，他们有切身之痛，以笔做刀枪，投身抗战，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是一代热血青年。
七•七事变，我是六岁的小难民，跟随父母辗转逃难，从北平到重庆，走了八年。说来也巧，八年抗战，青年作家端木蕻良走过的许多地方，我也到过，对他这个时期的作品，读起来十分亲切。譬如武汉，1938年是抗战中心城市，周恩来兼任(国共合作时期的)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是三厅厅长，很多进步文艺家聚集武汉，老舍提一只小皮箱来了，冯玉祥还作诗：老舍到武汉，老舍要抗战！大家热情很高，创作了许多抗日歌曲、街头活报剧、宣传画、唤起民众的战斗文章。年底武汉失守，大家撤退到重庆，在周恩来领导下成立抗敌文协，老舍是总负责人，萧军是延安分会的负责人。端木蕻良和作曲家贺绿汀随复旦大学住在嘉陵江边的黄桷树，合作了著名的抗战歌曲《嘉陵江上》，唱遍了大江南北。连我这个小难民也会唱：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江水每夜呜咽地流过，都仿佛流在我的心上。我必须回到我的家乡，为了那没有收获的菜花，和那饿瘦了的羔羊。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把我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
唱这首歌，也是我与端木老的一种缘分——1949年我18岁参军，在一次联合会上，老同志拉歌子，我这个学生兵就唱了《嘉陵江上》，没成想因此被选进文工团，一曲定终身，走上文艺道路，直到今天。
还说抗战时期吧，端木又去了香港，那里也有不少进步文艺家。1942年，日寇即将进攻香港，组织上安排这些文艺家紧急撤离。他来到桂林(当时国统区的文化名城)，写了许多作品，包括《科尔沁草原》第二部，没写完，只发表了前5章，1944年9月——很危险的日子，日寇已经打到广西了，端木和很多文艺家再次撤离，加入了湘桂大撤退的洪流。我与端木有缘，他走过的这些地方，或者前后脚，或者就是同时，我也在这里。二战期间有三次大撤退：武汉失守，宜昌大撤退，20万人，主要是搭乘民生公司的轮船，在敌机轰炸下经三峡入川。敦克尔克大撤退，20多万英法联军，搭乘几千艘民船渡过英吉利海峡。湘桂大撤退，百万难民怀着“不当亡国奴”、“中国不会亡”的信念，从湖南、广西、绵延千里，扶老携幼，徒步走向贵州。日寇在黔桂公路上走，还跑到了我们前头，难民就在山上走，饥寒交迫，死伤无数，惨绝人寰。那年我13岁，没死，40年后写了长篇小说《大撤退》。这也是我与端木谈的来，能理解他的作品，有共同语言的缘故吧。骆滨基看了《大撤退》还表扬我，说这是“中国的铁流”。
端木老说我是他的“同学”，并非全是笑话。这与南开的校园话剧活动有关。上世纪二十年代，校长张伯苓的兄弟张彭春留学美国归来，在天津南开校园推动话剧(当时叫新剧)，介绍并公演了许多世界名剧，是我国最早倡导话剧的先驱之一，南开的话剧活动，也是“五四”新文化活动的组成部分。南开有许多好传统，但也有保守的一面，男女分校，不准男女同台演出，天津南开就逼出了三届“最佳女演员”：周恩来、万家宝(曹禺)、黄宗江。
我曾请教宗江学长，“确否？我可要写文章了”，他说，“写吧，如遇麻烦，我可出庭作证”。后来跟端木老聊天，他说自己是南开校园话剧活动的受益者，曹禺亦然，他们都是从南开中学走进清华园就开始写剧本的。校友周恩来少年英俊，在南开中学的话剧舞台上饰演过九个角色，后来他给母校的题词中说，“我是爱南开的。感谢南开中学对我的启蒙教育。”我也告诉端木老，直到1948年，重庆南开演出曹禺的话剧《雷雨》时，同学们决心冲破几十年的清规戒律，由我这个学生剧团的团长到训导处立下“军令状”，保证排演过程中不发生“早恋”之类的问题，才实现了男女同台演出。端木老鼓掌大笑，说“还是小同学比我们勇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