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秉堃

　　当年，老英上了中学，学习成绩优等，但是调皮淘气的脾气依然未改，还大有发展之势。

　　一天，下课以后，老英悄悄地用猴皮筋儿做的弹弓子，装上一块石头子儿，躲在校园的墙角后面。等到曾经打过他手板的训育主任走过来，就拉直了猴皮筋儿对准对方的脑门儿猛然松手，石头子儿马上打出一个大紫包来。训育主任马上想到是谁干的，立即找到了校长，校长就去找到老英的父亲英千里。校长向英千里“请示”： “您看我是留下训育主任，还是留下您的公子呢？”英千里是市教育局局长、教育名人，怎么能担起为“袒护儿子”的恶名呢？只好同意校方把老英除名了。

　　回到家里，英千里把儿子叫到面前恼怒地说：

　　“我要把你送到天津去，免得你惹事生非，丢人现眼。”就这样，老英进入了天津的教会学校——圣路易中学。在60多名学生当中，只有4名中国人，有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校方规定一律要用英语交谈。老英当时连一句英语也不会说，不但出冷汗受憋，还要被其他同学的嘲笑和欺负。他暗暗地下定决心：“在英语上半年之内，我一定赶上所有的同学！”其实，老英在学习外国语言上不是天赋很高，只是下了笨功夫，充分利用早自修的一个小时，和晚自修的两个小时，每天都要背一段500字的圣经原文，以及莎士比亚著名的14行英文抒情诗。坚持半年以后，他便有了长足的、扎实的进步。为此，给老英终身的高水平英语打下了坚实之基础，成为著作等身的大翻译家。

　　二

　　这是老英与夫人吴世良，结成恋人的一刻。

　　吴世良是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吴保丰教授的女儿，和老英是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的同班同学。他们同窗上课，同台演戏，两个人的心里都已经默默地爱上了对方，只不过还没有说出口。一天，吴世良要去天津看望父亲，老英到火车站为她送行。两个人早早地就来到站台上，躲在一个旅客注意不到的角落里，你说一句，我说一句，你插我的话，我插你的话，你抢着先说，我也抢着先说，声音不断，节奏很快，有说不完的情话。突然，车站的铃声猛然响

　　起来，火车就要开动了。老英一下子转过身去，大喊一声：“我送你上天津！”他们笑着双双登上火车，开始了永远也忘不掉的旅程。在行进中的火车上，虽然，他们各自仍旧没有说出那句最想要说出的话，也许是此刻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再说什么了。在以后几十年里，不管是在翻译上，在演戏上，在写作上，他们都能同心协力地互相关怀，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促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你有我，因我有你，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1950年，老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成立了，并且向社会招考演员。在大学“骆驼剧团”当过业余演员，有了演戏瘾头的老英和吴世良，立即报名。他们朝思暮想作演员的美好愿望，竟然在转眼之间实现了。老英和吴世良利用报到前的一点时间，到上海去旅行结婚。老英正式拜见了在上海的岳父吴保丰先生。吴保丰问：“你们分配到哪里？”“北京人艺。吴老英答：”世良说：“就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吴保丰又问：“是个演剧的剧团吧？”老英点头：“是，是的。”吴保丰有些惊讶地再问：“你们都去演剧啊？”吴世良点头：“是这样的。”吴保丰想了想：“噢，……你们是要跑码头了？”老英和吴世良互相看了看，又笑了笑，什么也没有说。此刻老英的心里却像在发誓般地想着：“我们就要到北京人艺去演戏了！我们下决心干一辈子的艺术！莎士比亚、萧伯纳、易卜生、曹禺……他们的作品，都一定要在人艺的舞台上出现！”

　　三

　　50 年代末期的一天，《茶馆》剧作者老舍来到排练场上看排戏。第一幕排完以后，导演焦菊隐让演员休息一下，并请老舍发表意见。

　　老舍对着老英说：“您把刘麻子演得伶牙俐齿，这对。”他停了一下，“可您演得还不够坏。”他又停了一下，“不过，您千万别去演那个坏！”

　　说完，老舍看着老英笑了起来。

　　老英心里打开了鼓——又要演得坏，又不能去演那个坏，这到底应该怎么处理才好呢？

　　老英在1979年复排《茶馆》的时候，有所感悟地这样说——“《茶馆》毫无疑问是谴责旧

　　社会、揭露人吃人的制度的，因此也是政治性很强的一个戏。但是，老舍先生没有正面去写当时的巨大事件，或是直接描绘那些政治斗争。剧中固然有像两个穿灰大褂的特务那样的反动政权的走狗，但是多数反面人物(包括我演的这两个角色)并不一定是和反动政权直接挂钩的人。即使是那两个特务，老舍先生也不是只写他们的‘政治’，而是刻划了这种人的灵魂和他们赖以生存的整个社会。这就给演员出了题目，逼得演员必须去研究他所扮演的人物的全部社会联系，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这个人物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特定方式。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从体验入手，光靠一招一式是不行的。老舍先生写的坏人，演员如果不体验就很难演。他写的坏人并不觉得自己是坏人，甚至还替自己辩护。在《茶馆》中，刘麻子毫无疑问是个极坏的人了。在第一幕中，他逼农民康六把女儿卖给太监做老婆。常四爷说他：‘你真有狠劲儿。’而这时候刘麻子并不理亏词穷。他说：‘我要是不给他分心，他也许找不着买主呢！’象这样的话，应该怎么演？咬牙切齿地演‘坏’？我觉得不对。就刘麻子来说，他认为他很有理，甚至于很‘正义’。第二幕他一上场又说：‘有人买，有人卖，我在当中帮点忙，能怨我吗？’这是刘麻子的一种宣言，他确实相信这是真理，否则他活不下去。老舍写的人物，不论是正面人物，中间人物，反面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活人，都觉得自己是合理的，有充分根据的。演员要演好这些人物，就必须把他们当作活人去研究，去体验。最后，刘麻子被大令当成逃兵砍了头，他也胡里胡涂根本不明白。我觉得这正是老舍创作中高明现实主义的地方。如果观众看了戏，觉得整个戏就是刘麻子太坏，只要把刘麻子砍了，所有的悲剧都解决了，那恐怕戏就失败了。产生悲剧，并不是因为有了一两个坏人，也不是因为某一个英雄还不觉悟。问题在于那个社会制度，那个时代，而这正是《茶馆》的现实主义的力量。”

　　黄宗江说：“英若诚演的刘麻子，浑身上下都是戏！”这个内行的评价，真是不可谓不高也。

　　四

　　“文革”时期，老英被强加上“美帝特务”和“苏修特务”双重的罪名，并且被关进了大牢。理由是极其荒唐可笑的——首先，他的出身就足以引起某些人的怀疑，而且不但父兄都在台湾，幼年的同学更是许多人也在海外；其次，有人说他在燕京大学读过书，肯定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朋友，与美帝有染；再次，当时苏联有个电台，广播过北京人艺两派群众组织大辩论的情况，苏修怎么会知道的呢？肯定剧院里有特务，谁最像哪，老英最像！于是，他就在1968年的春天被抓起来，一直关押到1971年的夏天才被放出来。老英说，这是自己生平当中所经受的最大的挫折和锻炼。老英入狱以后，不止一次地郑重责问自己：“你是反革命吗？你还相信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吗？你的信念动摇过吗？你真有罪吗？你会因为被关，看问题就将整个价值观倒了个个儿吗？”回答是否定的，而且也是坚定的。在几次提审以后，审问者很快就实在问不下去了，只能不了了之。老英心里想，将来的结论肯定是无罪释放，只不过有一个时间的问题。

　　两位音乐工作者和他一起，整天回忆曾经唱过的所有的歌曲，并且通过和声、律学、对位和五线谱，把一首首歌曲口头改编成三部小合唱、三重唱、两声部对唱。他们经常是两个人唱歌，另一个人用嘴在一旁来伴奏，苦中作乐。

　　由于他当时断定自己不会再回到北京，很可能要在农村度过余年，于是就向熟悉农活的“狱友”，用口头的方式，学习喂养奶牛、加工羊奶、加工豆腐、养蜂采蜜，以至如何使用风力发电，等等，借以提高自己的生存和生活能力。

　　一位农村干部身穿山羊皮袄，有人提议扯下一些羊毛做毛笔。他也积极参加，而且做成了。随后，又利用狱中染布帘的机会，留下几块染料做成墨水。有了这些既可以偷偷写字，也可以偷偷画画，写写、画画，其乐无穷。

　　偶而捡到一个烟头儿，没有火柴怎么能点着呢？他就学着利用衣服上有4个线洞的瓷扣子，再用被子里的棉花捻成结实的线，把瓷扣子穿在当中，两只手迅速把线转动起来，一会儿靠近，一会儿拉远，让瓷扣子去磨擦清凉油的盒子，不用多久就能溅出火花来，再用棉花条儿往火花上一凑，点着香烟根本不成问题。

　　最为有意思的是，当时看守人员奉命必须学习《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等6本书，但是他们文化水平太低根本看不懂，学不了，又必须到县里去作汇报发言，万般无奈，监狱的所长只好借着晚上让老英汇报思想之机，拐弯抹角地转到应该怎么看待《反杜林论》这本书上来，然后偷偷记住老英谈话的要点，第二天一早好去县上开会发言。

　　老英有些自负地说：“当时，我认为只要精神支柱不倒，肉体就不会迅速崩溃，甚至抵抗力也会随之增强很多。”

　　五

　　三年以后，老英出狱获得自由前的几分钟，是坐在吉普车上穿过北京大街小巷道的，眼前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老英进了家门，第一次看到夫人吴世良——也是因冤假错案被捕入狱又释放出来的——完全惊呆了。吴世良根本上变了样子，头发花白，脸庞干枯，没有一点点血色。老英的第一件事就是坚持要夫人第二天就到医院去看病，再也不能耽搁了。老英释放以后每月有一百元的薪水，简直不知道这么多钱怎么花得出去。他首先请吴世良和儿子英达在饭馆吃了一顿团圆饭，然后就是到商店里“狂购”。老英把货架子上的好东西全部看了一遍，可花钱的时候又舍不得了。他给家人买了一小块巧克力，花了一毛二分；又买了一两散装白酒，花了七分。他把巧克力给家人吃了，自己喝白酒，多日不喝，刚刚喝一半就已经醉了。那几天夜里，老英和吴世良都是彻夜不眠，他们聊着各自在监狱里的生活，以及在那里认识的新人，常常一聊就到天明。尽管监狱里的日子乏善可陈，但是以后的多少天这对夫妻总是说个没完。老英进了监狱，亲友们都不知道，也没有联系，现在见面的第一句话是：“你还活着哪？”这不是玩笑，那个时候是谁也笑不出来的。

　　老英是出狱不久就下放到农村，而且让他一刻也不能在城里呆，马上就走。理由是美国的尼克松总统要来，怕他们碰上见面。其实，老英根本就不认识尼克松。老英来到了天堂河干校劳动，比起监狱自由多了。他自己动手建起一个塑料大棚，搞育秧，制作菌肥。业余时间里，老英和演员朱旭自娱自乐，找来几只玻璃罐，加上密封的盖子，到中药店买来两条小花蛇，再用二锅头酒浸着，吃晚饭的时候，边吃边喝享受一番。如果被人发现，就说是喝药酒治病。每逢他们举起酒杯来让着别人：“您也来一口儿！”别人一见着花蛇赶紧跑了。后来，老英觉得太自由了对自己并没有好处，于是，下决心多看书。有一次，他在假日跑到琉璃厂的旧书店找旧书。刚好，碰到了清华大学的老同学王宪泉。原来此人正好管理旧书店，老英就托他进旧书库里找旧书。王宪泉带老英来到书库，他想得买到拿不动为止。契诃夫的小说集就是那时候买到手的。后来，老英又找来了许多贝多芬的音乐唱片，还买来二手唱机放着听。有时，一边看着契诃夫的小说；一边听着贝多芬的乐曲，老英竟然激动地流下泪水来，他想：“现在在中国能够听到贝多芬，读上契诃夫，已经是很了不起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