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刘绮菲
传统城市正走向消失吗？
城市文脉能延续吗？过去的文化与现代的文化相袭承接而成为传统，传统代代延续成为文脉。城市文脉是一座城市生命力的体现，其形成离不开城市功能。一座城市是否有生命力，其生命力是强是弱，是否得以延续，决定性的因素是其功能，但只有形成了自己的文脉，并且使其延续，城市的功能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才有可能推到极致。
但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或受天灾人祸的摧残，城市结构和城市景观发生巨大变化，一些城市的功能被强制改变，或被破坏殆尽。曾经辉煌、悠久、古老的城市，其传统功能空间，正大规模、迅速消失，延续数百上千年的文脉就此中断，幸而不绝者，也岌岌可危。
它们被消失的堂而皇之的理由是什么？同济大学张松教授曾经这样归纳——“新圈地运动”：1990年代的“新圈地运动”，将城市的老市民赶出老宅，让他们重新接受新街道经验的冲击。这种变化打击了老市民，也为新市民(各种涌进都市的迁徙者)提供了机会。成就新居室经验，正是所有新移民的梦想，也是旧城发生“脱胎换骨”变化的助推器。
“旅游经济”：为了吸引众多游客，每一个城市都在充分发掘甚至虚构自己的历史资源。旅游开发倡导的“小题大做、无中生有”，使旅游正如北岛《失败之书》中描述的：“正在变成一场人类的灾难。这旅游文化，比口蹄疫传染病都厉害。如同戏法，把假的变成真的，或者刚好相反。旅游就像当年的大串联，只不过背后操纵的是资本。”
“假古董”：当“都市旅游”演变为“都是旅游”时，古城的居民、古村落的原住民都要为旅游发展让路，甚至全部被搬迁出来。将古城变为“影视城”，古村变成为“民俗村”。历史被商人所利用，变成一罐罐“文化可乐”。明清文化街被大量制造出笼，古玩赝品等假古董让大众一次又一次的掏腰包。
“王府”“金长安”：现哪一个城市若没有这样的时尚空间，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杭州、南京、武汉、成都等不愿落伍的历史名城，都已打造或正在打造他们的“新天地”。“新天地”模式已成为城市的时尚追求。
“欧陆风”：新的东西就是进步的象征，旧的东西即是落后的标志。“喜新厌旧”成为城市建设的座右铭。为了迎接新事物的到来，先将旧的东西铲除再说。最后，即便迎来的是“欧陆风”、“假洋鬼子”，也在所不惜、乐此不疲。
“贵族化”：
“开发发展权优于文物保护权”，是《中国青年报》在人们议论北京南池子改建工程期间发表的署名文章。且不谈将文物保护与开发发展对立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就南池子改建中，将原居民搬迁，改造为有钱、有车族的高尚住区的做法，在国外也有过，这种城市更新中的“贵族化”现象，虽受到了广泛的批判，而我们却将其作为成功的保护实例来推广。
“旧城改造”：要现代性，人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涂抹”，抹去一切历史的遗迹。旧城更新改造更是建设“国际大都市”的需要，北京成了世界建筑师的赛场，新建筑光怪陆离，给人印象是急于跻身国际大都市行列，迫使人们信仰“生活服从建筑”。
在过往的60多年里，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都经历了相似的过程：城市功能的蜕化、同化、泛化，都要具有经济功能，要以生产为主；都要改造旧城，将传统当垃圾清除，高喊创新，却满眼浮华，毫无新意，毫无特色。近30年来又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急剧扩张和大拆大建，城市功能蜕化、同化、泛化的趋势加剧，甚至盲目确保不现实的发展目标。大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大量城市人口成为移民，能够传承城市文化的本地人口迅速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具有延续城市文脉的自觉性，不采取特殊的措施，文脉断绝，传统城市走向消失不可避免。
老北京，或只是一个传说
2010 年北京市经国务院批准，部分调整行政计划，撤销原崇文区和宣武区，崇文区和与原东城区合并，组成新的东城区；宣武区与原西城区合并，组成新的西城区。北京市委书记指出，此举有利于整合利用核心区的资源，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有利于推进核心区发展建设，增强首都服务功能。不少专家学者表示，此举对于平衡南北城经济，打通南北商脉，共享四区优质资源，有重要而特殊的意义。北京市一副市长还认为，此举甚至能在更高水平上保护和发展崇文、宣武的历史文化。但无论怎么说，崇文区、宣武区这两个伴随几代北京人的生活和情感、使用时间长达58年的名词，将逐步淡出人们的视野和记忆。
北京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的步伐日益加快，改革开放30年来，城市面貌、人口结构、社会生活、文化传统、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都有了翻天覆地、无可阻遏、绝难逆转的变化，现在梳理和总结老北京的文化传统，探讨怎么去芜取精、扬弃传承，已成无解的难题。再奢谈具体的保护措施和发展思路，从官民绅学的各个角度，似已是难以措手、无可奈何的事情了。
老北京的历史传承和文化积淀，底蕴厚重，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皇家文化、官场文化、士林文化、庶民文化和市井文化、带有浓郁北方特色的民俗文化和民族文化，以及几乎在京城才独有的会馆文化和科考文化，它们共同融汇组成了北京的历史传统文化。它们培育形成传流演变了千百年，但在当今现代化大潮冲击下，短短几十年的时间，无可挽回地消逝、谢幕、隐去、遁形、苟延残喘了。
老北京城历史文化传统的消失，是百年来逐步形成的。崇文门箭楼于1900年毁于八国联军的炮火，后来瓮城被打通修筑铁路，至1950年彻底拆除。1953年11月北京市政府提出《改建和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指出北京古城“完全是服务于封建统治者意志的，它的重要建筑物是皇宫和寺庙，而以皇宫为中心，外边加上一层层城墙，这充分表现了封建帝王唯我独尊和维护封建统治、防御农民‘造反的’的思想”。顺着那个思路，改造旧城、建设新城就从拆城墙、毁城楼开始，进而移牌坊、改寺庙，不断拓展交通，兴建新房。宣武门城楼于1965年拆除，崇文门城楼于1966年拆除，为修建环城铁路让路。
而对老北京的城市风貌和肌理实施外科手术式变革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因为城市功能的巨大变化和人口的急剧增加，，仅从缓解市民的“水深火热”和改善生存质量着手，就不得不大拆大建，更遑论国际化现代化潮流的逼迫了。这个过程就是把胡同四合院变化为水泥森林。胡同四合院和水泥森林几乎就是两种格格不入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且这个进程一旦开始，就再也收不住步断。同时需要保持两个观念：第一，全球化时代的城市的形象是复杂、多样的、不能仅依靠政府的单一声音去表达，必须重视民众和其他文化人群共同参与的力量；第二，文化形象是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延伸和必然结果，必须重视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以及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完善。保护和改善全体首都人的共有文化生态，恢复精神生活在社会生活的应有位置，既是构建和谐北京的重要任务，也应是北京首都形象建构的首要目标。
扩大城市公共空间为什么城市越来越大，而公共用地、公共空间越来越少？可以用来交流的地方，差不多都没有了，就像有人说，现在有的只是超市、银行和公司。中国城市自古以来没有建广场的习惯，而是在庙里庙外参加一些活动，比如庙会。而公司里有什么可交流的？讲的全是利益。
就北京而言，传统城市的公共空间有两个：街巷胡同和寺庙。虽然这些地方都在，只不过已被改成其他用途。公共空间就象人体的穴位一样，这个穴位没病血液就会循环。我们应该把这些地方针灸好。政策在老北京地块上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再大拆大建了，这样，地段的价值就出来了，资本就进来了，再有一个修缮导则，慢慢地，它就会自己好起来，如果有非常好的社区参与，那么这个地方的商业活动会得到很好的控制。烟袋斜街就是很好的例子，政府宣布不拆了，还改善了这个地方的公共服务、把市政设施接了进去，一下子就活了。因此，对老北京街区要用中医的疗法，不能象西医动不动就切除安假肢。
什么是北京的发展空间？在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这三大重要功能中，作为都城的北京更应该把政治与文化摆在前面，这就是北京的城市发展空间。它主要体现在北京的文化竞争力、开放竞争力、制度竞争力以及政府管理竞争力上，主要营造的是北京的人的空间，人的生存活动空间，思想与人文精神的空间，历史与文化的空间，人的民主参与社会活动、社区活动的空间，北京的绿色空间、生态和谐发展的空间、信息畅通交流的空间，而不是摊大饼似的扩大城市，不断拓宽道路，到处搞开发区、高楼大厦林立、汽车浪潮席卷古都大小街巷这样的空间。
有人说，只讲古都风貌保护而不讲改善人们居住条件是重物不重人，是不以人为本。其实，把这两个完全不同性质、没有可比性的问题扯在一起，并把它们完全对立起来，在思维上是混乱的，在实践上是荒谬的。
首先，城市是人居住的，人的需求是不同的，应该尊重并保护人们对自己居所的不同选择权利，每个人有权选择并保护自己的家园。不是把人迁进了高楼大厦就是改善人民的生活了，且不说这些高楼大厦缺乏传统文化的风格及品性，其昂贵的生活成本、超高的能源耗费、超负荷的人口密度、难以解决的交通阻塞等问题，都严重影响着北京的可持续发展。城市不能因为要发展，就打着发展的旗号轻易剥夺他人的生存权利。不剥夺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利，这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其次，古都的保护还必须依靠在古都胡同、四合院中居住的广大群众、他们是城市真正的主人，作为民事主体，它们与开发商是平等的。因此，保护古都、建设新北京，必须加快贯彻落实私房及土地使用政策，产权明晰后，古都风貌的保护将走上良性的、依靠市场机制运作保护的轨道。-(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