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金良

　　得不到的东西永远最好

　　北京的老百姓，有孩子的，多数都为孩子的入学问题发愁。这个“入学”包括着孩子进幼儿园、上小学、升初中(俗称小升初)、考高中和大学(俗称中考与高考)。当然，为这件事发愁的还不止北京市民。大量在京务工的外地人，凡是有孩子的、相对较长时间在京生活工作的，都面临同样的难题。入学、升学，成了人们诸多头痛事之一，与、、等

　　“房子贵”“物价高”“看病难”问题并驾齐驱、难分伯仲。对于为人父母者来说，这件事成了他们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当他们为着孩子入学而焦头烂额奔波忙碌到处赔笑脸又到处碰壁的时候，恐怕已经不在乎房子贵、物价高和看病难了。

　　不是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么，上个学为什么这么难？平心论，你若想随便给孩子找个学校读书，一点也不难。北京的教育资源和教学设施并不匮乏，完全能够保证孩子们的读书问题。可是，为人父母者，哪个不想让孩子到好一点的学校读书呢？那么，“好一点”的学校就成了香饽饽。道理很简单，大家都想得之而后快的东西，肯定就不那么容易得到。比如人人都想发财，可富翁永远是少数。于是，想把孩子送进好学校的念想就成了难题——“好一点”的学校有限，不是每一所学校都那么“好”。

　　人们削尖了脑袋甚至打破了脑袋要把孩子送进好学校，问题是好学校就那么几个，除了“被就近入学”得地利之便以外，等闲之辈若想如愿，难于上青天。都说钱能通神，可是在孩子入学问题上，钱还在其次，关键是关系。你有钱不一定能进去，关系过硬再加上钱，基本搞定。扒拉个脑袋就想进好学校，想什么呢你！

　　越是不能去、不容易去的地方，人们就越是心向往之。得不到的东西永远是最好的，在这个真理一样的普遍心理制约下， “好学校”就成了家长们心目中的神圣殿堂。

　　“万寿无疆”的重点校

　　改革开放后，教育复兴。

　　为了鼓励学生学习，刺激学校的积极性，北京市以及各区县教育系统经过评估考核，确定了一批市级、区级重点中、小学。

　　当时的规定是上小学要就近入学，升初中要经过统一考试，按成绩录取，学习优秀者可以进入重点学校。

　　为了能进重点中学，小学生努力学习，追逐分数。久而久之，社会微词渐起，认为学生负担过重。为了“减负”，为了避免学生片面追求分数，上世纪90年代初，教育系统决定取消小升初考试，实行“电脑派位”。

　　后来，有识之士们发觉重点校的设置弊大于利，又或觉得这样的称谓对孩子和家长们的刺激性太强，于是，教育部提出中、小学不再设重点校，高中的重点校转换为“示范校”。

　　教育系统明文口头宣布称示范校仅限于高中，示范校不含小学、初中，而实际上，示范校初中照设，甚至于没设立还要加设。，为了评示范校，一些学校初中部与高中部脱钩后，又变相恢复为原状。像北京某大学的附中，系全市赫赫有名的最前列的高中示范校，不但公然违规设了初中，还把手伸到了小学。

　　试问，如果民办学校如此胡来，如此违规操作，你们教育主管部门也会这样宽容吗？公办校公开大规模违法违规，主管部门却视而不闻。

　　小学、初中不评重点学校的出发点是，学生要就近入学，教育要均衡发展。为了实现或表现这个均衡，在教学经费、师资分配等方面貌似做到了公平，所谓“坟头改菜园子”，拉平了。但是，观念、意识，不是靠改个名字就能消除殆尽的。就像当年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老百姓心目中它还是最好的医院。学校也是如此，一些原来的重点校，并未因为取消了称呼就失去它原有的光环。相反，不再评重点校，反倒使原先的重点校成了永久的名牌。当年实行评估制度的时候，各学校丝毫不敢怠慢。重点校要保位，非重点想晋级。竞争机制下，各校的教学水平至少尚有进步的可能。而取消了重点的名分，只剩下了公众对重点校的印象。可是既往的重点校从此不再接受社会和教育部门的评估，或评估了，也无需向社会公布。于是，在公众心目中，以前的重点就成了永远的重点和永远的名牌。

　　没有评估，或者一次评估顶一万年，这个无需付出任何代价就“万寿无疆”的好名声，使个别名牌学校放弃了谨慎和努力，“自恃名牌”而违规违法违纪行为愈加肆无忌惮。

　　作为一个人，都要盖棺才能论定。一个存在并发展变化着的事物，怎么可能一成不变，永远领先呢？可惜，人们永远不愿承认这是一种盲目心理，永远都在追随着所谓的重点、名牌。

　　择校之痛

　　北京市小学生入学，规定是就近入学。但现实情况却是，昔日重点、名牌小学有大量学生是择校的。应该说，允许或默许择校就等于把就近入学的原则彻底否定了。择校和就近入学，成了无法弥合的悖论。

　　上一届政府总理温家宝曾说：择校热影响教育公平。这话说到了点子上。

　　所谓好学校就那么几所，你有幸住在附近，得地利之便，那是你的造化。大部分人无缘“就近”，就千方百计托门路找关系花大价钱“择校”。狼多肉少，当然就要争。权和钱，在这样的时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权的和有钱的各显神通，既无权又无钱的普通百姓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择校生多了，就近入学的反而成了少数。名牌小学只顾眼前利益，大肆招生，造成恶性膨胀，形成了名牌校严重超员的局面。一个班四五十个学生，一个年级十几个班，完全不顾规定，超班额、超班级、超建筑设计规模，破坏了教育教学体系的均衡。

　　上了名牌小学的学生，整天在超规模招生带来的不安全阴影下学习。学生太多，老师照顾不到、课堂提问的几率减少，教学质量下降；单位面积人数增加，学生们没有安全的学习和娱乐环境，身心健康得不到有效保障。这些，不仅严重影响教育公正，对教学水平和学生健康也是极大的负面影响。

　　此外，择校风下，村里的孩子到乡里上学、乡里的孩子到县里上学，县里的孩子到城区上学，以致个别地方上万人的一个镇居然仅有的小学也要撤销——生源没了。这种现象迫使很多小学关门大吉，几十年来辛辛苦苦建立的小学教育体系破坏殆尽！无怪有些老教育工作者感叹：一些名牌校没有任何社会责任感，疯狂招生，不加节制，让其他学校怎么办？

　　“有类无教”

　　教育家孔子有句名言：“有教无类”。

　　“有教无类”的具体阐释就是：教育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没有高下贵贱之分。孔子的学生中就是各种阶层甚至各国(当时的疆域)各民族的人都有，所以他主张有教无类。

　　孔子以前，“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有权受教育。到了孔子的时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都在下移，为私人办学提供了机会。孔子正是抓住了这一机会，希望通过兴办教育来培养“贤才”。在教育对象问题上，孔子明确提出了“有教无类”。“有教无类”的本义是无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国界与华夷，只要有心向学，都可以入学受教。孔子的弟子来自鲁、齐、晋、宋、陈、蔡、秦、楚等不同国度，这不仅打破了当时的国界，也打破了当时的夷夏之分。孔子吸收了被中原人视为“蛮夷之邦”的楚国人公孙龙和秦商入学，还欲居“九夷”施教。其弟子中有来自贵族阶层的南官敬叔、司马牛、孟懿子，更多的是来自平民家庭的颜回、曾参、子路、公冶长、子贡等。而平民教育更能体现孔子“有教无类”的精神实质。

　　“有教无类”思想的实施，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来源，以至后来延续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尽管它有种种弊端，而可取的一点是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使社会下层人士有了进取的机会，对于全体社会成员素质的提高和社会公平与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有教无类”的思想在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直到今天仍不失其“中国式民主”的借鉴价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