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行，是旧时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开设的商行，也指专门跟外国商人做买卖的商行。也就是现代的外资企业，以及和替外国公司推销产品、做广告、换商标等中介公司。

　　见证和记载着中华民族近代屈辱史的香港地区，洋行充斥在航运业、饮食业、纺织业、地产业、酒店业和银行业等每个行业，随着洋行的出现应运而生的是为外商服务的买办行业的兴起。不少香港市民认为，只要能够跻身于洋行工作，哪怕是倒茶或打扫卫生，均被视为提高身份和地位的壮举。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汇丰银行率先打破行规，直接向华商贷款，这一重大改革引起香港各行业的洋行纷纷效仿，从而买办这一具有特殊时代烙印的行业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洋行仍然是香港不少市民为之向往和羡慕的工作场所。六十年代末，因家境贫困，小学毕业后，我就开始外出打工补贴家用，其中一份工作是在一间正宗的中餐馆学做厨师。一天晚饭时分，餐馆内一位姓伍的点心师傅悄悄把我拉到一旁，轻声地问我：“你想不想到洋行工作？”

　　“当然想了。可是我没有学历，又不懂英语，也没有经验，他们会请我吗？”我心里充满了好奇、期待和疑惑。

　　“一天三十元，你去不去？”伍师傅接着问。

　　“那太好了。什么时候可以去？”我兴奋极了，当时在洋行工作的人一个月如果能够赚到五百元，就已经是人中之龙了，一天三十元，有这么好的收入，我为什么不去？

　　“好，那明天你正好休息，你早上6点半在家里等我。记住，6点半，不能迟到。”伍师傅郑重其事地嘱咐我。

　　回家后，我迫不及待地把去洋行工作的事情告诉父亲，父亲没有多大的反应，只是淡淡地对我说：“你先去看看，回来以后告诉我吧！”

　　第二天早上，伍师傅六点半准时到达我家。转了几次公车之后，终于到达“洋行”，这才发现我将会在一户来自英国的商人豪宅里工作，为他们做临时工，招待他们在家里开舞会的客人。从早到晚，我的工作就是在洋人雇主的家里为客人挂衣服、拉椅子、端茶倒水，跟幻想中的洋行工作根本扯不上任何关系。

　　晚上回家的时候，伍师傅对我说：“过几天还有一家洋行需要人手，你再跟我一起去。”

　　“我不去了，经常听到别人讲在洋行工作怎么样怎么样，我还一直想见识一下什么是洋行工作，原来就是在外国人家里当临时佣人。我宁愿在餐馆里面当学徒。”我说。

　　“一天三十元啊，你在餐馆当学徒，要做多少工作，要做多少天才可以赚到三十元？现在只不过端端茶倒倒水，还包你三餐，这么轻松就有三十元的收入，你还嫌弃啊？再说，你在餐馆侍候客人时，不也得端茶递水嘛，而且一天根本无法赚到三十元。而且如果机会好的话，他们家有人不做了，你就可以补缺进去。到时候，你一个月的工资就是你父亲的好几倍。有不少人排着队想去都没有机会。你正好有这个机会，还不好好把握，做人一定要有志气。”伍师傅可能无法理解我心中的感受，苦口婆心地劝我。

　　“我知道伍师傅您是好意，是想让我多赚一些钱补贴家用，但是，我就是不愿意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做外国人的佣人，不管临时佣人还是终身佣人，我都不想做。谢谢您的好意，下次您不要预我的份。”我坚决地说。

　　晚上回到家，我把三十元交给父亲时，父亲问我：“你喜不喜欢今天的工作？”

　　“不喜欢。我下次不去了。钱再多都不去。”

　　“昨天晚上我本来想对你说，伍师傅所说的‘洋行’，其实就是到洋人家里做佣人，但后来想想，觉得让你自己去见识见识也是一件好事。我是希望你不喜欢这样的工作。但是，如果你真的喜欢，我也不会阻止你去的。工作是没有贵贱之分的，但是人有分骨气和没有骨气。我很高兴你不喜欢今天这份工作。”父亲拍拍我的肩膀，他的神态带着鼓励和欣慰。

　　不知是英国殖民教育渐出“成效”，还是不少人与生俱来有着无法割舍的“恋洋情结”。上世纪五六十、七十年代，不少香港人把为洋人做事或者能够接近洋人当作一件值得向众人显耀也值得其家人骄傲的大事，哪怕只是在洋人雇主家中当佣人或庭院做看更。他们往往也都自称在“洋行”工作，一个星期一般工作六天，有的甚至七天，从家里出发，或者从“洋行”回家，或者偶尔出去会见亲朋好友时，他们总是把自己打扮得非常光鲜体面和高贵亮丽，男的西装革履，女的西服套装，男女手上拿着一个极具身份象征的上班族的公文包，以一个公司大班的姿态出现在香港街头。公文包里面除了主人家吩咐要购买的食物单子外，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

　　时至今日，真正的洋行已被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所代替。但海内外仍然还有不少人对在“洋行”上班有一种情有独钟和欲罢不能的“优越”情愫，依然经常在心中泛起涟漪。

　　(作者系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执行主席、美国林则徐基金会主席、全美餐馆反暴力联盟主席)

　　2006年9月22日星期五寄自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