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叶嘉莹

　　◎陈辉

　　“我是在和诗词谈一辈子恋爱。我的生活并不顺利，我是在忧患中走过来的，诗词的研读并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而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我希望能为年轻人打开一扇门，让大家能走进去，把不懂诗的人接引到里面来。”这是叶嘉莹曾写下的话。

　　叶嘉莹有三个身份：诗人、学者和古诗词普及者。人们往往偏重她的前两个身份，但后者才是她毕生功业所在。那是她的归宿，是她历经苦难后，得到的大彻大悟。

　　走过异常颠沛的百年，叶嘉莹先生如今已魂归道山。

　　什么样的力量，能让叶嘉莹经历人生三厄之后，始终在成长？她究竟给人间留下了什么？该如何理解她的诗和诗论？从她的文字中，我们能得到怎样的启迪？……凡此种种，值得钩沉。

　　历人生三厄迈入诗中三重境界

　　1924年7月，叶嘉莹生于“燕京之旧家”，父叶廷元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曾任职航空署，译介西方航空著作。母李玉洁曾任教于女子职业学校。13岁时，父亲因抗战远在南京，继而“随国府西迁”，叶嘉莹由伯父叶廷人抚养。叶廷人年轻时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后因父病辍学，归国后成名中医。

　　叶廷元、叶廷人擅诗，虽没教叶嘉莹如何写诗，却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叶嘉莹回忆说：“旧时家里古典诗词的氛围确实对我产生了极深的影响，我的知识生命和感情生命都是在这里孕育的。”

　　1941年，叶嘉莹考入辅仁大学，母亲同年去天津做手术，不幸去世。叶嘉莹称这是她人生的第一厄，为此写下《哭母诗八首》。

　　第二年，顾随先生开讲唐宋诗课，这些课“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被学者季剑青称为“既不讲历史背景，也不做文字的疏通和注解，而是完全从鉴赏评析的角度，引导学生去感受和体会，所以引人入胜。同时要求学生习作，目的也是为了帮助深入理解作品的内容和意境”。

　　这种讲诗方法与今天中文系的授课方式截然不同。后者重在文学知识与文艺理论，前者强调实际的写作能力和欣赏水平，这令叶嘉莹大开眼界，称：“先生之讲课往往旁征博引，兴会淋漓，触绪发挥，皆具妙义，可以予听者极深之感受与启迪。”

　　叶嘉莹因此走上诗歌创作之路。

　　1948年春，叶嘉莹与先生在南京结婚，同年11月，随先生去了台湾。1949年12月，先生被捕，入狱3年。第二年夏，叶嘉莹与还在吃奶的女儿也遭关押，虽不久被释放，却失去了教职。这是叶嘉莹人生遭遇的第二厄。

　　1966年，叶嘉莹受邀至美国任客座教授，第二年，全家在美团聚。1969年，据徐志啸的《叶嘉莹先生年表》：“遇种种磨难，总算全家团聚加拿大，然尝尽劳苦酸辛。”好容易安定了几年，1976年，长女夫妇在加拿大多伦多因车祸同时遇难，这是叶嘉莹人生遭遇的第三厄，她一口气写下10首《哭女诗》。

　　三厄对叶嘉莹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第一厄，叶嘉莹正式走进诗人的世界；第二厄，叶嘉莹形成了自己的诗风；第三厄，她从诗人转向诗歌教育家，致力于复兴“诗教”。

　　据学者于家慧在《意暖神寒——从〈迦陵诗词稿〉看叶嘉莹先生的入世与出世》中钩沉：

　　第一厄时，叶嘉莹写下了“人生徒有情，天意终无常。奄忽年命尽，便当归北邙。事业谁能就，千古同一伤。感此不能言，四顾心茫茫”。孤芳自赏，却充满了对浮生若寄的迷茫。

　　第二厄时，叶嘉莹写下“难回银汉垂天远，空泣鲛珠向海沉。香篆能消烛易尽，残灰冷泪怨何深”，有了直面残酷现实的平静。她写道：“这以后等待着我的都是忧患的日子。我真正是把什么都放弃了，我只能苟延残喘地活着。”

　　第三厄时，叶嘉莹写下“花谢后，月偏明。夜凉深处露华凝。柔蚕枉自丝难尽，可有天孙织锦成”，转向生命的达观。

　　三厄中的叶嘉莹，从一开始用古诗表达哀痛；到后来在古诗中重建自我，以与现实分割；最终则找到了自己的天命——“诗教”，她说：“我首先是一个老师，其次才是学者，最后才是诗人。”这是一个从“以诗抒情”，到“以诗疗伤”，再到“人诗合一”的历程。

　　以“诗教”唤醒潜藏的生命力

　　对于今天读者来说，“诗教”是一个陌生的词，但在古代，却有丰厚的传统。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虽早期的“诗”专指《诗经》，但“诗教”的核心是尊德性、道问学，并不只存于《诗经》。

　　闻一多先生说：“古时教育以诗教为最重要，简直可以说一切教育都包含在《诗经》里面。”“诗教”是古代养成贵族人格、仪态和规范的重要方法。

　　“诗教”渐行渐远，一与“近世之变”相关，在“瓜分豆剖”的压力下，传统被误认为是现代化的阻力，遭到抛弃；一与传统科举制度的扭曲相关，为方便考试，过度强调技术、程式等，从艺术创作走向同质化生产。

　　诗的生命在于真诚，而非技术含量、知识含量。叶嘉莹说：“从我开始写诗词，我的伯父、我的大学老师，从来没有明确告诉我，是要学唐诗还是宋诗，是要学苏黄还是李杜。‘言为心声’，我就写自己的见闻、感受，俗语说‘大言而无实’，如果都是说大话，就没有一点真实的感情。他们教导我说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话……我写的诗都非常朴实。”

　　基于此，叶嘉莹提出了“兴发感动”“双重意蕴”“弱德之美”等理论，它们源自王国维，又有所超越。

　　叶嘉莹一生拜服王国维，“惟觉其深入我心遣之不去耳”。11岁读《人间词话》时，便写道：“恍如在暗室中的人得到了一线光照，往往因为其中的某些言语，与我自己的感受有一点暗合之处而为之怦然心动，欣喜无已。”

　　所谓“兴发感动”，即：“‘兴’是中国诗歌里真正的精华，是我们中华诗学的特色所在。”叶嘉莹认为，《诗经》中的赋、比、兴，赋是平铺直叙，比是比喻，兴是即物起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比和兴都呈现了心、物关系，但兴是物先触发，心有感触；比则是心先有意，后以物表达。故兴是自然感发，比是思索而得。

　　于是，叶嘉莹提出“兴发感动之作用，实为诗歌之基本生命力”这一命题，直指：“诗人因为有了感动才会写出诗来，我们应该了解的是这种感动如何生发。老师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懂，就让学生死记硬背，甚至背诵的又都是错字、别字，文理不通，不但无用，而且贻害后人！”

　　只有沿着“兴发感动”说，才能理解叶嘉莹的授课风格，它充满启发性，致力于唤醒读者们心中潜藏的生命力，即：“诗人内心中先有一种真切之感受所生发出来的感动的力量。”“诗歌中之基本生命，也就是诗人内心深处的一种兴发感动的力量。”

　　以普及接引普通人进入诗歌殿堂

　　叶嘉莹的“双重意蕴”说则是研究《花间》时提出的理论。据学者邢海滨在《叶嘉莹文论思想研究》中钩沉，《花间》“原来只是‘绮筵公子’为‘绣幌佳人’所写作的香艳的歌辞”，但其中部分佳作可以使人产生一种言外之想的“幽微深远之意致”。

　　王国维先生曾从三首小词中，提炼出“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三种境界”。《花间》亦如此，在表面的意思之外，别有意蕴，可与人类的其他生命体验结合起来。“双重的言外深微之意蕴为美”，《花间》因此打破了“言志”“载道”的传统。

　　“弱德之美”则是对前人“幽约怨悱”(张惠言)、“沉郁顿挫”(陈廷焯)、“要眇宜修”(王国维)的深化，它并不是赞美弱者，而是“实在不仅只是一种自我约束和收敛的属于弱者的感情心态而已，而是在约束和收敛中还有着一种对于理想的追求与坚持的品德方面之操守的感情心态。其形虽为‘弱’，但却含蕴有一种‘德’之操守”。

　　学者邢海滨将其概括为：“词体质‘弱德之美’是指感情上的承受、压抑中的持守，是弱而有德。而词体之低回要眇，要眇宜修，更容易、更适合表现这种弱德之美。”

　　“弱德之美”精描出词的美学品格，虽柔弱，却有韧性和对“德”的坚持，即“对于自己感情的节制，一种约束，一种品德，一种忍耐承受”。

　　“兴发感动”“双重意蕴”“弱德之美”的价值，在于用直观的方式，接引普通读者进入诗歌殿堂，看到自己与诗歌世界之间的联系。在今天，知识正迅速走向专业化，被小众趣味和学术黑话所挤占，越来越与普通人的生命体验无关，可将大众排斥在外的诗还是诗吗？这样的诗何谈生命力？

　　个体到达诗的方式有多种，写作、欣赏、研究、解读……但没有普及，万般皆空。

　　“我相信很多文学学者的初衷，也是受到文学作品的吸引而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但是最终却流宕忘返了，研究了很多文学之外的东西，对文学作品本身却不置一词，如此下去，我们离文学传统就会越来越远了。”也许，作为普及者的叶嘉莹，比作为诗人、作为学者的叶嘉莹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