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筑”唐：多元文明交融下的唐代建筑

　　提起唐代，人们总会想到一个词——开放包容。东起洛阳、长安，西抵中亚、波斯、东罗马的丝绸之路，不只是商品贸易的通道，更是文明互通的桥梁。来自印度、波斯、粟特、拜占庭等地域的建筑形制、营造工艺、装饰纹样与生活空间理念，沿着丝路源源不断传入中原，与传承数千年的中式木构传统相互融合，造就了独树一帜、包罗万象的唐代建筑风貌。从皇家宫苑、城市祠宇，到市井商铺、民居内饰，处处都能看见外来文明留下的痕迹。

　　外来宗教建筑落地长安

　　唐朝建筑艺术与风格的形成，离不开当时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佛教是最早大规模影响中国古代建筑格局的外来文化。早在东汉时期，佛教就已经传入中国。洛阳白马寺是国内首座官修佛寺，建筑形制依旧以中式院落为主，异域特征并不明显。直到唐代，佛教才真正广泛传播开来，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信仰。全国各地大规模兴建寺院、佛塔，印度、西域的建筑元素正式大规模融入中式营造体系。

　　唐代佛寺整体布局依旧遵循中原合院礼制，中轴线、前后殿、配殿厢房的结构是根基，但核心礼佛空间大量借鉴印度石窟、覆钵塔的设计思路。佛塔是中外建筑融合最直观的载体，传统中式楼阁塔以木构层楼为主体，讲究层层出檐、飞翘舒展；而印度佛塔以半球形覆钵、洞窟壁龛为核心，侧重肃穆的礼佛氛围。唐代工匠将二者结合，创造出新的楼阁式佛塔。现存西安大雁塔便是最典型的实物例证。

　　大雁塔整体采用中原四方楼阁形制，层层收分，以砖石替代传统木构，稳固耐久；同时在塔身壁面开设佛龛，借鉴印度石窟造像的布局，将西域礼佛空间与中式高塔完美结合，既是保存佛经的宗教建筑，也是中印建筑文化交流的标志性遗存。除大雁塔外，西安小雁塔同样吸收印度窣堵坡的审美，塔身轮廓柔和纤细，区别于前代纯粹中式高塔。

　　不止佛塔，唐代皇家离宫建筑也大量吸纳佛教密宗符号。位于临潼的华清宫，多处殿宇、汤池规划采用莲花造型。莲花是佛教核心象征纹样，代表清净圆满，密宗更是将莲花坛城作为核心意象。唐朝皇室将莲花造型融入皇家建筑，既体现上层社会普遍崇佛的社会风气，也把外来宗教美学融入皇家园林营造体系。

　　盛唐长安作为国际化大都会，城内并不只有佛教寺院。依托丝绸之路传入的波斯祆教、经波斯中转传入中原的景教，都在城内修建专属祠宇。祆教又称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是波斯本土原生宗教；景教为基督教聂斯托里分支，起源西亚，经由波斯商人、传教士带入长安。唐初，两类宗教建筑统一被朝廷命名为“波斯寺”，后为区分，景教寺院改称“大秦寺”。

　　波斯本土祆教神庙，核心空间是露天庭院火坛，无封闭大殿，信徒围绕露天圣火完成祭祀，整体布局开阔简约，完全贴合西亚干旱多日照的地理环境。但传入长安之后，祆祠发生彻底本土化改造。长安城内布政坊、醴泉坊均设有官方认可的祆祠，整体完全采用中原传统合院布局，大门、前堂、配屋、后殿沿中轴线排布，符合古代中国城市礼制建筑规范；仅在院落最深处保留独立火坛，用于安放圣火、举行拜火仪式。著名丝绸之路史学者葛承雍曾专门梳理长安胡祠遗存与文献记载，提出“外壳本土化、内核外来化”的说法：

　　外来宗教为适应中原王朝礼法、民众居住习惯，在保留自身祭祀核心的同时，整体建筑框架全盘采用中式形制，这也是所有异域宗教建筑在唐代落地通行的改造模式。

　　城市营造吸纳域外工艺

　　丝绸之路带来的不只是建筑造型，还有大量域外独有的营造技术。外来建筑工艺技术渗入唐代城市建筑之中，最有特色的便是位于太液池南岸的含凉殿。据《唐语林》记载：“玄宗起凉殿，拾遗陈知节上疏极谏，上令力士召对。时暑毒方甚，上在凉殿，座后水激扇车，风猎衣襟。知节至，赐坐石榻。阴溜沈吟，仰不见日。四隅积水成帘飞洒，座内含冻。复赐冰屑麻节饮。”殿中安装了机械传动的制冷设备，这种设备采用冷水循环的方法，用扇轮转摇，产生风力将冷气送入殿中。同时，还利用机械将冷水送向屋顶，任其沿檐直下，形成人造水帘，激起凉气。

　　这种将水引到高处，再使水如瀑布般流下的降温建筑，本是东罗马帝国、波斯帝国普遍采用的建筑工艺，随文化交汇的历史潮流，进入到中国。《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拂菻国传》记载道：“至于盛暑之节，人厌嚣热，乃引水潜流上遍于屋宇。机制巧密，人莫之知。观者惟闻屋上泉鸣，俄见四帘飞溜，悬波如瀑，激气成凉风，其巧妙如此。”

　　水力制冷工艺并非皇室专属，朝中高官也纷纷私建同类建筑。唐玄宗时期，李林甫手下的红人御史大夫王鉷被抄家的时候，负责抄家的官员在他家里边发现了一座自雨亭。整座亭子外观与普通中式凉亭无异，地下暗藏提水器械，夏日可将水源抬升至亭顶，四面流水垂落形成小型瀑布，人坐亭中清凉舒适。近代学者向达在经典著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专门考证自雨亭的源流，确认这套建筑技术由西亚传入中原，是域外实用营造技艺走进唐代贵族生活的有力物证。

　　皇家离宫华清宫的温泉浴场，留存了更多中西建筑交融的实物证据。其中星辰汤专为帝王修建，设计思路借鉴古希腊、罗马露天公共浴池：汤池不设封闭屋顶，沐浴时可直接仰望漫天星辰，将洗浴与观星结合，是典型西方浴场审美。

　　除此之外，考古发掘华清宫汤池遗址时发现，多处浴池池底、池壁都采用白色砂岩石板，以冰裂纹斗合工艺拼接铺砌。这种不规则石块交错拼接的石作工艺，是古希腊、古罗马宫殿、浴场地面最常见的施工手法，在唐代之前中原建筑极少大规模使用。华清宫浴场遗存，成为中古时期中西石构建筑技艺交流不可多得的实物标本。

　　除水利、石作工艺外，西亚、拜占庭宫殿以香料、香木装饰建筑的审美，也在唐代上层社会盛行。西亚宫殿多用沉香、檀香等名贵香木搭建梁柱，混合香料调和泥灰涂抹墙壁，室内常年留存清香。唐代权贵争相效仿，修建奢华私宅。比如杨国忠修建四香阁，取沉香、檀香、麝香、乳香四种名贵香料碾碎，混合泥土制成墙泥，全屋墙壁均以香泥涂抹；唐中宗时期宰相宗楚客新建宅邸，选用珍贵文柏作为主梁，再将沉香粉末混合红粉调和泥灰装饰墙面；唐代宗朝宰相元载修建芸辉堂，专门派人远赴于阗国采购芸辉香草，捣碎之后拌和泥土修饰墙体。这些实例证明西亚建筑审美在唐代上层社会风靡一时。

　　长安西市是丝绸之路贸易在长安的终点站，也是西域文化影响最为集中的区域。《唐六典》载“西市胡商货殖”，大量来自中亚粟特(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一带)的商人聚居于此，开设商铺、邸店(货栈兼客舍)。

　　粟特商人经营的胡姬酒肆是长安城中极具特色的商业建筑，大量唐诗都曾描绘胡肆风貌。与传统中式小店低矮木桌、席地而坐不同，胡姬酒肆内部悬挂中亚织物帷幔，室内摆放长榻与高型坐具，顾客围坐榻上饮酒宴饮，整体空间布局完全照搬中亚粟特酒馆样式。中西商业建筑风格在长安东西两市形成鲜明对比，胡风建筑深入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

　　建筑装饰吸收胡风

　　如果说宗教建筑、大型宫苑是上层社会的中外融合产物，那么建筑装饰纹样、室内家具形制，则让胡风渗透到唐代建筑的每一处细节。

　　瓦当、壁画、门窗雕刻是古代建筑主要装饰载体。波斯萨珊王朝标志性的联珠纹，沿丝路率先传入中原。联珠纹以一圈小圆珠连成环形，环内填充神兽、花鸟图案，原本流行于波斯金银器、织物之上。传入唐代后，匠人迅速将其运用在建筑瓦当、寺观壁画、木构件雕刻之中。初唐、盛唐时期联珠纹随处可见，经过中原匠人不断改造，环形联珠逐渐简化、变形，环内鸟兽纹样替换成本土花卉，慢慢演化出后世家喻户晓的团花、宝相花，成为中式传统核心装饰纹样。

　　在莫高窟的早期洞窟(北凉至北朝)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波斯、中亚式的穹顶和拱券元素，如第268、272、275窟的拱顶门、圆券龛。而到了唐代，覆斗形顶(一种模拟中国殿堂式木结构藻井的方形穹顶)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窟型。敦煌学专家荣新江在《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中提出：唐代工匠并非简单原样照搬西域建筑，而是充分理解波斯、中亚建筑中穹顶、拱券的空间特点后，进行选择性吸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吸收，是将拱券、穹顶的弧线、曲线美学以及波斯萨珊风格的典型纹饰(如联珠纹)提取出来，融入洞窟边饰、佛龛龛楣、背光图案之中。这些元素不再具备结构功能，而是化为富有动感的装饰线条和图案，与中原传统的卷草纹、莲花纹和谐共生，极大地丰富了唐代装饰艺术的语汇。例如开凿于初唐的第322窟，方形藻井的井心是由忍冬藤蔓组成莲花形图案，外沿分别绘方格花纹、联珠纹、垂角纹及帷幔。

　　外来建筑文化对唐代最深远的改变，体现在室内起居空间。自商周至汉魏，中国人始终保持席地而坐的传统，室内家具低矮，建筑隔断、屏风、置物架都贴合地面尺度。西域传来的垂脚高座彻底颠覆这一生活模式，束腰壸(kǔn)门大榻、靠背椅子、高脚几案等高型坐具经由中亚、西域传入，在唐代中期迅速普及。

　　高坐习俗流行之后，古建筑室内空间逻辑随之全面调整。陈设重心从地面抬升至案几、坐榻高度，低矮落地式屏风变为分段高屏风，墙面置物架、隔断门窗尺度同步加高。这种变化不止是家具样式的更新，更是外来生活空间理念重塑中国古建筑室内格局的重大变革。直至后世宋、明、清，高坐体系始终延续，源头便可追溯至唐代丝路传入的西域高座文化。

　　文/本报记者 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