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热情似乎在消退，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来到这座城市，到2006年底，布里斯托大街上中国学生几乎随处可见。见怪不怪已经变成主流的心态。

　　布里斯托是英格兰西南部重镇，18世纪以黑奴、烟草和白糖贸易一度成为英国最大的港口城市。昔日财富随着布里斯托港口地位丧失，逐渐消耗殆尽。然而，历史遗产依然有着深厚的底蕴，比如英格兰西南部铁路枢纽地位，发达的公路网，著名高校布里斯托大学(2007年全英排名第7名，《泰晤士报》排名)，现在当地主要产业是金融服务，IT、航空、汽车制造也非常发达，空中客车和劳斯莱斯在当地都有工厂。当地房价在英国位居前五之列。

　　2006年9月，蔡京林同学刚刚从附近的威尔士首府卡迪夫完成自己的本科学业，来到布里斯托读书，他对记者说，自己所在的学生宿舍，似乎有一半是中国学生。据记者了解，事实上中国学生在那所宿舍中的比例远远低于50%。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的“面孔识别”具有种族效应，也就是同一种族的人对于分辨和识别同种族人的面孔总是优于对其他种族面孔的识别。这也许可以解释，虽然这座城市中国人的增加并非是跳跃式的，然而当地的中国学生在心理上却能够强烈感受到自己的同胞占据着了这座城市的每条街道，同时那种他乡遇故知的惊喜，逐渐淡化成擦肩而过的匆忙。　然而中国人，尤其中国大陆人，在当地的发展还刚刚开始。

　　作为见证的教堂

　　在布里斯托，早期的华人主要是来自香港、东南亚的华人为主，主要从事餐饮行业。1999年布里斯托与广州市缔结了友好城市，应该说粤语社团是这座城市的华人主流，而香港人是这个主流的中坚。　情况在悄悄变化。在当地的白女士路的华人教堂中，每周日下午礼拜吸引了大约120名信徒，来自中国大陆的信众大概有15%左右，因此除了英语和粤语的布道，目前已经增加了普通话服务。

　　华人教堂作为中国社团发展的一个标记，目前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大陆人的参加。来自山东青岛的高女士就是一个例子。2003年，高女士通过劳务输出的方式，来到布里斯托当地的医院当护士。同时，她积极地参与当地华人教堂活动，成为市中心一个聚会小组的负责人，每周五她把自己的住所贡献出来，让大家查经聚会之用。在她的聚会小组里，常常有来自布里斯托大学的中国学生、大陆医生、访问学者参加。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世纪80年代公派出国的中国留学生鲜有参加当地华人教堂活动。据了解，布里斯托上世纪80年代出国并留下来的中国学者，大约有50人左右。他们一般拥有英国大学的博士学位或者专业证书，在当地大企业有着稳定工作，比如空中客车、Orange、劳斯莱斯、布里斯托大学等单位，拥有自己的物业，子女都已经是十五六岁的年纪。

　　他们的生活除了工作之外，也常常有自己的社交活动。最为典型的是饭局。由于当地中餐馆以广东口味为主，他们很少光顾，同时也不是很喜欢西餐。因此，他们聚会常常在当地一家山东老板开的中餐馆，只要提前预约，常常能够吃到地道的油条和东北酸菜。

　　中国学生学者

　　英国人是擅长商业的民族。二战之后，当英国制造业遭到严重破坏的时候，他们开始向全世界推销自己的牛津词典。而如今，英国把高等教育作为重要的出口资源。

　　与卖词典不同的是，留学不仅把教育卖出去了，而且把人也带到了本土，刺激当地经济。　布里斯托有两所大学，其中一所是布里斯托大学，计算机科学、机械工程、化学、戏剧、心理学等学科享有国际声誉，曾经产生过6名诺贝尔奖得主，英国著名的首相丘吉尔曾在1929年到1965年间担任这所大学的校长。

　　中国物理学家黄昆先生1947年在该校获得博士学位，现任民盟主席、前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博士曾在布里斯托大学从事过研究工作，2003年被布里斯托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也正是在2003年开始，该校的中国留学生大量增加，根据当地学联统计，2002年这所学校有600多名中国会员，到了2006年会员已突破1200人。而这所学校在英国历来以入学条件苛刻著称，大量申请牛津剑桥失败的学生来到这里，2003年英国一些教育媒体曾经抗议该校招收的少数族裔学生过少。

　　即使在这样入学条件苛刻的大学，短短的3年之内，中国学生数量的稳步增加，显示了中国对英国高等教育的供给能力。

　　宋永华博士也许是目前为止布里斯托大学最值得骄傲的中国学者。1989年，他在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获得博士学位之后，1992年宋博士来到英国发展，第一站就是布里斯托。2004年7月，他当选为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最新的消息是，今年12月，他将出任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副校长。这样的发展速度，目前不管是在布里斯托，还是在整个英国都是罕见的。

　　大陆劳工的困境

　　2003年8月，徐先生通过温州当地中介，以劳务输出形式来到布里斯托，不久之后他把自己的妻子接过来。徐先生在一家香港人开的外卖店担任大厨，妻子在市中心购物中心的美食街找到了一份工作。

　　2006年6月，徐先生把自己两个男孩也申请到了布里斯托。由于夫妻俩人都不懂英语，他们向记者求助，帮助两个孩子申请入学。这项申请大概进行了4个月。小儿子申请相对容易，因为所申请的学校刚好有位置空缺，几乎就是一个电话就搞定了。

　　然而，大儿子的申请颇为曲折。英国小学分为公立和私立。布里斯托有着全英最好的私立学校，同时它的若干公立小学在全英是倒数之列。由于英国公立小学入学申请，采取了就近原则。在第一所小学申请被拒绝之后，徐先生大儿子申请另外一所学校，离家3公里左右的小学，那是当地一家不错的公立小学，以橄榄球作为传统体育项目著称，加上地理位置在市区，入学竞争尤为激烈。然后该学校再次拒绝了这个申请，市政府提供了一家8公里之外的小学，每天让孩子独自坐公共汽车往返。

　　记者受徐先生之托，帮助他们向市政府递交了申诉要求。市政府安排了一个有当地三位教育界人士参加的听证团，经过3个多小时的申诉和说明，最后裁定接受徐先生的申请。

　　不懂英语几乎成为所有中国劳工在当地发展的一个瓶颈，华人社团内部的差异，也使大陆人在当地发展增加了难度。在英国没有取得绿卡或者入籍，外国人很难把自己的事业做大，尤其是低技术的移民。

　　就业与社团的瓶颈

　　学生、学者和劳工构成了目前布里斯托中国大陆人的三大块，每个亚群体在教育程度、语言能力、社会资源差异非常明显。然而除了上世纪80年代留学定居下来的中国留学生之外，其他亚群体在英国发展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身份。

　　移民在英国寻求的身份分为两种，一种是永久居留权，俗称PR或绿卡，一种是加入英国国籍。前者是大多数中国人比较切实追寻的目标。英国不是一个鼓吹“英国梦”的国家，即使他们在推行多元社会的价值观和强调融入的今天，他们对于移民的选择有着严格务实的标准。

　　2006年6月16日，英国内政部修改了永久居留权的申请条件，把在英国工作年限从4年延长到5年。最近修改的高科技工作签证，加重了学历和年龄在申请高科技工作签证上的份量。这项修改应该说对很多中国留学生利好的消息，但是这并不能够增加英国的工作机会。

　　此外，英国法律严密，税收重，这对于想在英国发展自己的事业将是非常大的压力。税收重，对于拿到了绿卡之后的劳工，无论是开办餐馆，还是从事进出口贸易，将需要一个大笔的首期投入，这笔投入对于到海外淘金的劳工来说，尤为艰难；法律严密，使得在欧洲大陆常见的温州人经济现象，在英国缺乏一个宽松的土壤。　相比劳工的处境，中国留学生毕业之后发展似乎显得比较轻松一些，但是挑战依然巨大。

　　首先，他们需要找到一份工作。在大约15万名中国留学生中，硕士占据主流。记者在布里斯托当地做了一个简单调查，询问了30名硕士，他们来自英国不同大学，当地取得工作签证的工作的人仅2人。这还是在布里斯托，英国经济发达的地区。

　　其次，他们在迈入了工作大门之后，面临的更多的是如何在英国发展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首先是老生常谈的文化差异和歧视问题；如今还要增加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中国的发展。中国崛起，使得海归成为一种极富吸引力的潮流，这种中英发展机会成本之间的权衡，也使得中国学生对自己的职业规划，变得相对游移，而这种游移所付出的最直接的代价就是时间成本和“前后不靠”的焦虑。

　　在自身不稳的处境下，很少有人能够考虑到为自己的社团贡献太多。这不仅仅是布里斯托的中国人面临的难题，也是海外华人面临的难题。(《英伦学人》杂志供稿，作者：曾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