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词汇。他们的经历,从个人的角度反映了改革开放进程。被媒体评为“中华海归十大创业人物”的王辉耀说,自己的人生画了一个大圆圈,一个开放式的大圆圈。
王辉耀: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兼商会会长及2005委员会理事长,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全国青联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中国侨联华商会副会长,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北京市政协顾问,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会副会长。
先后兼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是美欧亚国际商务咨询公司的董事长。
曾任国家经贸部国际经济合作官员,加拿大驻香港领事团首席商务经济参赞,全球最大工程咨询公司SNC-Lavalin国际公司董事经理和世界第三大项目管理公司AMEC-Agra国际公司副总裁,并担任过GE、西门子、ABB、三菱、阿尔斯通等多家跨国公司的高级顾问。
在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上被誉为“新华商的代表”;被媒体评为“中华海归十大创业人物”。《瞭望》周刊海外版评价,王辉耀从北京到海外的远征,无疑是中国更加开放的独特现象之一。
30年前,30年后
2008年6月,一身兼任近10个社会职务的王辉耀日程表排得满满的。在各类国际国内论坛集会上的主题演讲安排,一直列到7月中旬。5年一届的欧美同学会商会刚刚结束了换届选举,王辉耀以最高票再次当选会长。
“目前我的日常事务可以分为3块:1/3的时间做公益社团;1/3的时间做研究、教学和写作;1/3的时间用来做自己企业上的事。”今年下半年,王辉耀分别要去哈佛大学和诺丁汉大学,参加两个学术论坛和讨论会。参与这些活动,令他保持了开放的视野,他认为,这些事情更有意义。
不同于一些成功人士的咄咄逼人,在和王辉耀的交谈中,能够感受到他的礼貌随和。他成功地运作着自己名下的3个企业,但他的日程表显示,他更像一名学者或者社会活动家,更多的精力花费在公共事业的领域。
“个人与时代总是相遇的关系。如果可以在历史长河中选择,我还是会选择与过去30年的中国社会相遇。”在新书《开放你的人生》序言里,王辉耀这样写道。
1978年,王辉耀19岁。这一年,他获得了广州外国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这是当年他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这一年他主要的精力投入在学习中。“特别忙,每天都拼命。经常晚上一两点睡觉,早上五六点起床,每天发奋读书。周围同学也都很努力,我每天早上都是被大家叽里呱啦说英语、德语、日语的声音吵醒的。”
“那时候还很单纯。”王辉耀回忆。当年他比较喜欢文学,自己所景仰的巴金、鲁迅、蔡元培等文人,都是在国外读过书的。那一年,他的理想是能到国外去看看。
茅草屋里的读报时间
要划出王辉耀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人生轨迹,可能要追溯到更早的年代,捕捉一些原因。王辉耀将得益之处归结为:读万卷书,行千里路,交八方友。
王辉耀出生在四川成都的一个普通家庭。童年时,父母在铁路部门工作,他经常有机会随父母去各地游历。“每次北上,翻过秦岭,我都彻夜难眠——翻过这道屏障,就是外面的世界了。”王辉耀回忆。
在他的成长历程中,一直伴随着超越同龄人、超越当时年代的广泛阅读。“中学时候,我结交了不少比我年纪稍长的朋友。他们经常借给我一些外国的书籍,当时在市面上都看不到。”这既满足着一个孩子的好奇,也促成了他的早慧。
上初中时,王辉耀因为看“禁书”,被学校记过处分,整个高中阶段都感觉抬不起头来。高中读了两年,17岁的王辉耀下乡到农村,住进猪圈旁边一间堆放农具的茅草屋里。他在第一篇插队日记中写道:“去了,去了,终于去了/十七岁的我终于来到了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人生的道路就从这里开始了。”
根据工分,王辉耀当时一天劳动所得为2角5分钱。平时吃掺了盐的稀饭,和老鼠、蜘蛛、蟑螂为伴,王辉耀却保持着近乎“奢侈”的阅读习惯——一年花掉几十元钱,订阅《参考消息》等几份报刊。为了方便阅读,他在自己的茅屋顶上挖了个洞,装上玻璃,以便白天阳光能照射进来;晚上则抱着收音机收听中国和世界新闻。他还记得当时曾赋诗一首,最后两句是:“吾身虽居寒室里,环球风云胸中装。”
“当时的确有困惑的感觉。根据我看的书报杂志,尤其是国外的读物,一个进步的社会应该走一个城市化的过程。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反而要让城市人扎根农村,反着来呢?”王辉耀说。
中美建交了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王辉耀选择了当时绝大部分人所不熟悉、不认可的英文专业。“那时候说英语的人很少很少。在成都来一个外国专家作讲座,人们觉着特别稀罕,围了个水泄不通。”但当时王辉耀的朋友中,已经有人开始通过广播外语讲座,学习外语,这对他产生了触动。
经过发奋努力,1978年,王辉耀被广州外国语学院英美文学系录取,南下读书。王辉耀进入大学之后,感受到了浓郁的学习氛围。周围的同学都是高考中断10年后筛选出来的第一批“尖子”,十分珍惜学习的机会。
回忆这段时光,王辉耀忍不住笑起来。“记得当时刚学会说英语,很兴奋。我和同学走在广州的大街上,大声地用英文对话,路人都看着我们。”
“当时学校有个外教图书室,只有老师可以进去。我是那里的常客。”王辉耀从伪装青年教师开始,靠近那个对他吸引力极大的地方,直到后来和管理员混得很熟,可以自由出入。他泡在图书室里,翻遍新到的《时代周刊》等外文杂志。
1979年的一天,王辉耀和往常一样走向食堂,不经意间在学校的大喇叭上,听到中美建交的消息。“以前天天听到的都是打倒美帝国主义,宣传抗美援朝。忽然听到中美建交,当时一下愣了。”
这是王辉耀第一次明确地感受到中国开放的信号。“我当时就觉得,时代要变了。”
踏上广阔的国际平台
听到中美建交的消息,王辉耀说,当时甚至感觉到头脑里好像有一场风暴刮过去。“那一刻,我觉得这个消息和我的命运有关。”
最初选择英美文学专业,王辉耀的心里并不是没有疑虑。“学这个东西最终有没有用,一开始心里没底。这个消息的传来,是一个利好,它验证了我的一些预测。我觉得所学终将派上用场,自己也将卷入历史的洪流中。”
目睹时代的交替,王辉耀更加明确一个认识:要保持着一个开放的视野,研究、关注中国乃至世界发展的趋势,在时代的背景下作出自己进一步发展的选择。
80年代初,王辉耀大学毕业。在那工作包分配的年代,他只身一人乘火车北上,毛遂自荐,咨询外交部是否有招收大学生的计划。这在当时同学的眼中,简直不可思议。
王辉耀没能如愿进入外交部工作,1983年,国家外经贸部对他打开了大门。当时,大多数人还在感慨终于可以正常地工作,而不是天天搞斗争的时候,王辉耀已经开始在工作岗位上,真正去接触开放的世界。
而这只是开放的一个开始。
在人民大会堂一次外事谈判中当翻译时,王辉耀意识到自己的差距:从思想观念,到现代经贸知识上的全方位差距。这让他下定决心丢弃铁饭碗,去加拿大读书,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MBA中的一员。当时,国内还鲜有人听说过MBA这个名词。
在更为广阔的国际平台上,王辉耀不断实现着身份的转变,一路超前。1989年,王辉耀作为加拿大驻香港领事团首席商务经济参赞,来到香港,成为第一位出生在中国大陆的、非加籍华裔外交官。1993那年,王辉耀以AMEC-AGAR国际公司(世界最大工程管理咨询公司之一)副总裁的身份,促成了三峡工程的第一笔外资引进,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三峡工程贷款的封锁。
当时《瞭望》周刊海外版评论说:王辉耀从北京到海外的远征,无疑是中国更加开放的独特现象之一。
这句话令王辉耀的内心感到湿润。他说:“无论身在海外何处,我都很珍惜自己是个中国人。”那一年,王辉耀回到中国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回归每一个人的开放
插队、通过高考、进入中央部委、出国留学、成为加拿大外交官、担任跨国公司副总裁、回国创业、出版十几本著作、成为大学客座教授、建立社会团体……这样的轨迹,基本概括了王辉耀所走过的路。
30年前,他是一个生活在中国最底层的、没有任何背景的普通青年,30年来,一步步实现着人生的跨越。
“一个人财富再多,也不过日食三餐,夜宿八尺。”王辉耀表示自己现阶段的理想是,能更多地为国家和社会作贡献。
在“海归”人数越来越庞大的今天,欧美同学会商会精英云集,王辉耀将其定位为中国政府体制之外的智囊团。而自己的使命是,推进改善海归的创业、就业环境。
“如果说我的人生还有什么经验可以总结,就不能不谈人生的开放。”7月初,王辉耀将来到山东推介自己的新书《开放你的人生》。书中他结合自身感受,分析研究了200多名开放式人生实践者的成功经验。“改革开放30年,我们实现了经济的开放、社会的开放,而对每一个人的开放,却并没有足够的重视。事实上,正是一个个开放的人,实现着一个开放的时代;而一个开放的时代,最终的目的,也应当是去实现每一个人的开放。”王辉耀说。
“凡系统,开放则生,封闭则死。人亦如此。”书中蒙牛集团创始人牛根生用这样一句话回应王辉耀的观点。
那么究竟怎样的人生,是开放的人生?他说:“开放的人生,不等于海外经验。在我小的时候,我能够去郊外、去省外,开阔视野,就是一种开放。在当今社会,数百万农民工进城,这相对于他们原始的起点,也是一种开放。”
王辉耀在书中总结了开放式人生的十大要素。“我想最首要的还是心态上的开放。不要惧怕接受新的思想、新的观念,要能够接受多元化的文化,再切实地用行动去实现自己的想法。”
在王辉耀眼中,过去的30年里,中国人人生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在历史上前所未有。这个进程还远没有结束。他也表示,将寻找新的落脚点,在对社会的回馈中,继续实现人生和时代的呼应。(卞文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