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数次地来到这里，但梦里的我不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不能感觉到地面的厚实，不能嗅到海洋潮湿的空气，不能感受到赤道灼热的阳光……每次从梦中惊醒，都会仰头长叹，接着又闭眼寻梦而去。

　　然而在1994年，我真实地走在印尼西加里曼丹的邦戛(PEMANGKA)街上了，实现这个梦想我用了34年的时间。

　　我清楚地知道，这次并不是回家——这里已没有我直系亲人和财产，但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生活过，对这里有着一份特别的珍爱，现在我珍爱在这里的每一分钟、每一个步伐、每一次呼吸。

　　毁城大火改变四千人命运

　　眼前的鱼巴刹街，让我心灵震撼，那是一条笔直的大街，“巴刹”是印尼话“市场”的意思，这里曾是城市中最大的海鲜市场，我家就在这条街上。

　　这条街上有我说不尽的故事，但影响我最深的是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大火，一场邦戛历史上最大的火灾，之后我们的命运也因此改变。

　　1960年2月2日，也就是中国农历的正月初五凌晨时分，华人居住区的一幢房子着火，人们在睡梦中惊醒，惊惶失措地救火，埠里救火车也赶来了，但在接好水管后，水龙头的开关把手却因生锈敲断而无法打开，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大火一家接着一家烧，一条街接着一条街烧。

　　美丽的埠镇在6小时后变得满目疮痍，埠里五分之四的建筑被大火烧毁，1万多人的埠镇，受灾的人就达8000多人，而灾民绝大多数是华侨。

　　那时我在邦戛中华中学当老师，火灾发生当天，我就和一批中华公会成员及教师投入赈济灾民的工作中，第二天成立了由十人组成的救灾委员会，我担任秘书工作。其实我家也毁于这场火灾，抢救出来的东西只有父亲的补牙工具和一些衣服。我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7个弟妹，火灾后，家里有很多事要我帮忙，但我选择的是为大众服务的赈灾工作。

　　赈灾工作非常成功，8000多灾民没有一人饿死病死，这不仅是救灾委员会的努力，更是全加里曼丹华人社会同舟共济的结果，如果没有那种团结、互助、友爱的精神，救灾委员会这个民间机构，又能起到什么作用？然而，成功的赈灾并不能消除笼罩在华侨心头的阴霾。

　　当时各项法令法规使得华侨很难生存下去，“县以下的外侨不得从事零售商业”的总统十号法令，让做小本生意的华侨失去了生活来源，加上沉重的外侨税，压得华侨喘不过气。无奈之下，许多灾民只能选择离开这里，约4000人伤心地乘坐祖国的接侨船回到中国。

　　在回国的船上，我望着渐渐远去的加里曼丹岛，心里十分惆怅，曾经以为凭着华侨那种“团结、互助、友爱”的精神就能战胜一切困难，就能与当地人和睦相处安居乐业，在面对另类困难时，我们显得渺小，显得无助，显得乏力，所幸，我们还能回到祖国。

　　中华中学培育了年轻一代

　　邦戛中华中学矗立在大街的尽头，它是一座木头建筑物，不仅梁、柱是木头，墙和地板是木头，连屋顶的瓦片也是用木头做的。学校的校舍很完善，不仅有教务室、梯形大教室、理化实验室、生物标本室，校园里有花园，有篮球场、羽毛球场。学校在20世纪初建成，地皮是一位名叫温帝保的老华侨捐献的，他并不富裕，但他把毕生的积蓄捐给了学校，没给子女留下一分钱，每到清明节和中元节，学校都要安排毕业班师生为他扫墓，让大家记住这位无私的老人。

　　我远远地看见了邦戛中学，但它已成一个遗址，它破烂不堪，摇摇欲坠，原先那种气度，那种活力已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一种风烛残年，一种无声的哀诉，从它身上看到了华文教育的兴衰。

　　曾几何时，这里是中华小学第一校，从这里飘出去的读书声、歌声、笑声，让邦戛年轻许多。那时的同学们个个风华正茂，英姿飒爽，男同学短袖衬衣短西装裤，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女同学穿花裙子花衣衫，婀娜多姿让人难忘。小学时，我是班上年纪最小的，女同学把我当作小弟弟，有的走路牵着我的手，有的分给我零食吃，有的将她们的手绢和钱包寄在我的口袋，我也知道，那些年纪大的男同学羡慕我简直到了妒忌的地步。

　　新中国成立后，每逢节日，邦戛都会沉浸在红色的海洋里，五星红旗与印尼红白国旗交相辉映，而平时，华侨社团、华侨学校也是一派生机勃勃：学校白天上课，晚上成了职工及妇女夜校，那时我才15岁，担任过妇女夜校的老师。当年邦戛有校友歌咏队，嘹亮合唱团、篮球队、青年歌剧社、同学歌剧团等组织，我参加的是合唱团的高音部，还随同学歌剧团下乡举办筹募教育经费的义演，那时唱着《嘹亮的钟声》、《奋起吧大众们》、《战斗的春天》、《我们是熔铁匠》等歌曲时，大家的激情都涨到了沸点。

　　当老师的经历也很值得留念。我在这里读初中，在雅加达读高中，毕业后回到邦戛中学任教，还记得，在各方的支持下，我自制理化实验教具和建阶梯式大教室，还把家里的钢琴搬到学校，供课余歌咏活动用，我的钢琴也就因此躲过了邦戛的那场大火，乡亲们说，这是托大众之福！

　　我久久凝望着这破旧的遗址，舍不得离去，我知道，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它了，它随时会被风吹倒，被人拆掉。突然，我看见学校门前那棵南洋杉，它还是那样郁郁葱葱，那样昂首挺立，我仿佛又看到了一位老朋友，高兴地跑过去抚摸它，把刚才的忧伤抛却一旁。

　　邦戛的大海美丽而又深沉

　　邦戛海边的石咀是人们最爱去的景点，这里的大海宽广无比，其实这就是南中国海，老华侨说，从这里出发往北航行，穿过七洲洋就可以回到唐山。我们喜欢在这里观看日落，日落时的大海一片通红，泛起的涟漪金光闪闪，当太阳贴近海平线时，它的颜色就如炭火一样鲜艳，美得让人不忍逼视。

　　1955年4月11日，在自香港载送中国代表团成员到雅加达参加万隆会议的途中，“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就在眼前大海的上空被敌特炸毁。事情发生第二天，中国驻印尼总领事黎笑村领事专程到邦戛，要求侨胞协助救援，邦戛中华公会立即派一批骨干带着渔民驾汽船出海，到出事的纳土纳岛，企盼在这个海域能看到或找到一些东西。其他的人围坐在收音机前，关注着事情的发展，当从广播中得知周总理没有乘坐这班飞机后，人们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亚非会议如期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当周恩来总理出席会议的消息从广播中传出，华侨异常兴奋，大家奔走相告，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让华侨高兴的了，邦戛的华侨都把这次会议当作重大的日子怀念至今。

　　从海边回来，我来到了邦戛大路旁的一座纪念被日寇残杀的印华人士纪念碑前，这是埠镇一直没有改变的建筑。小时候我和同学们最爱来到这地方，这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召力，它很肃穆，很庄严，大家几乎认识碑石上铭刻的英烈，知道他们的故事。现在的纪念碑还是那样，它高约4米，碑体用水泥建成，但镌嵌在大理石上的中文名字已被水泥抹盖，只留下印尼文字。

　　华侨当时约占邦戛埠镇总人口80%，他们爱这个埠镇，创造了这个埠镇，为这个埠镇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谁又能抹去他们在邦戛历史上的身影？

　　望着来去匆匆的人群，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了解邦戛曾有过的这样一段历史，这样一番风云。

　　(来源：福建侨报。贝仲敏，男，现年67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建省归国华侨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