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的汪精卫集团气焰很高，活动也很频繁。尽管大部分人深居不出，但也有少数人很活跃。经监视发现，陈璧君在香港、河内之间来回穿行充当联络人，起了传递情报的作用；高宗武、梅思平负责在香港与日本人秘密接触。而林柏生则公开利用控制的《南华日报》大造舆论，抨击蒋介石；肖同兹也公开写文章拥护汪精卫的“和平救国”实则投降的主张。林柏生不仅在报上公开发表汪精卫的“艳电”，还积极参预投敌活动，是汪精卫集团的马前卒。但他的地位、声望并不高，戴笠决定先拿他开刀，以敲山震虎，抑制汪精卫集团的投降活动。

　　经过一番侦察和布置，已明了林柏生的行踪。在暗杀之前，戴笠先派人捎话给林柏生，约其会谈，但林柏生不予理睬。他又亲自打电话给林柏生与肖同兹，谴责二人不该大造汉奸舆论，并严重予以警告。但林柏生仍然我行我素，继续发表文章，与蒋介石唱对台戏。

　　戴笠忍无可忍，命令军统香港区书记刘方雄指挥杀手于1939年1月13日晚实施刺杀，但却错杀了一个与林柏生长相差不多的人，使林柏生侥幸免于一死。实际林柏生在报馆因事未归，戴笠只得另寻机会。

　　1月17日中午，陈璧君邀请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和林柏生小聚密谋。饭后，香港警方约林柏生谈1月13日暗杀事件情况，并再三叮嘱林柏生小心。谈话后，林柏生约好梅思平等饮茶谈事，因地方不远，遂步行前往。监视、跟踪的刘方雄和两名行动员，再次行刺林柏生。因不便带抢，行动员用袖藏铁棍猛击林柏生头部，但不幸被当场捕获一名行动员。初以为林柏生已死，但实际未击中要害，后由香港警方秘密保护起来住进医院。

　　暗杀林柏生虽未成功，但确威慑了在香港的汪精卫集团成员，气焰有所收敛，再也不敢公开活动。但却使汪精卫提高了警惕，一再更换住址，并有近期离开河内的企图。这些情报，均被戴笠得知：汪精卫确有近期离开河内的迹象，戴笠迅速上报蒋介石请其定夺，并报告布置情况，同时附上一封截获的汪精卫致龙云的信，信中暴露了汪的叛国之心。蒋介石终于下了决心，批准了戴笠的行动计划，于3月19日电令行动组：“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尽管汪精卫机警狡猾，但他所更换的住址还是被军统潜伏人员不断发现，并且随时随地有军统人员予以监视。在近两个月的监视下，汪精卫后来搬进高朗街27号朱培德夫人宅寓。此时，余乐醒一直主张用毒物暗杀汪精卫，但绞尽脑汁，却无结果。试验了诸如在面包中注射毒液、在浴池中施放毒气等办法，但都失败了。此时正好接到戴笠“予以严厉制裁”的急电，只好放弃用毒物的计划，准备实弹狙击暗杀。于是，二人拟定了3月22日午夜袭击汪宅，强行杀死汪精卫。

　　但3月20日获监视汪宅人员报告，汪精卫正打点行装，似有全家离开河内迹象。实际是汪精卫等人要到距河内市区数十公里外的丹道镇三岛山麓旅游，也不排除汪精卫有试探之意。但陈恭澍等真以为汪精卫要逃往西贡再赴日本。所以他当机立断，率领行动员追踪而去。

　　在河内市区达莫桥头发现了汪精卫等人乘坐的两辆黑色轿车，但等靠近之后，却引起对方怀疑。两辆车掉头回原路疾驰而去。等陈恭澍掉头追赶时，因过桥车辆很多，被夹在中间。这时其实有个机会，就是可以下车去枪击也正停车等待过桥的汪精卫。但陈恭澍担心无法逃离现场，便决定过桥后再行动。谁知汪精卫过桥后，陈恭澍的车却赶上红灯。等再过桥时，汪的车早已不见踪影。

　　后来，戴笠很不满意，但其实大家都明白，机会的失去是行动人员不敢放手干。在国内杀人，即便被捕也会相安无事，因为戴笠总有办法将人保释出来。但在河内戴笠根本无能为力，所以行动员们也唯恐失手被捕。

　　当天下午，其实还有一次机会。汪精卫回家后，大概因此事与陈璧君发生争吵或争论，就在门前草坪上。但等陈恭澍率行动员疾驰而至时，汪氏夫妇早已回房。这又是布置的失误，原来殖民当局规定任何人不准携带抢支，所以为避免麻烦，监视汪精卫的军统人员都不带枪，只负责报告情况。这样一天之内丧失了两次机会。不过，这也表明军统人员没有境外暗杀经验，也不适应境外环境，再加上总是心惊胆战，所以屡屡失手。

　　但是，军部内部的制裁纪律异常严厉，完不成任务尤其是这次重大任务，放跑了汪精卫，按军统纪律，很可能“殉法”而死。所以，陈恭澍见汪精卫已发现异常，决定提前于当日(3月20日)夜间行动，强行行刺。

　　汪精卫所住的高郎街27号，位于河内哥伦比亚路，是一栋三层楼房，外面有一人多高的围墙。三楼正面有两个房间，一大一小。大间里面有床铺，汪精卫白天多在此房起居会客，行动组经过长时间观察，断定大间为汪精卫的卧室。其实，汪精卫为人狡猾，他白天在大间睡觉，夜间则去小间睡觉，这样就给行动组造成了错觉。

　　当晚11点半，陈恭澍等6名行动组成员按预定计划来到汪宅。接原定计划，王鲁翘、唐英杰、余鉴声、陈邦国四人从后门越墙入宅上楼至汪的卧室行刺。陈恭澍二人在外巡哨、接应。本来有翻墙走壁之功的唐英杰翻入墙内，但却打不开后门，只好让墙外三人搭人梯，一个一个爬入墙内。上楼后，门踢不开，只好用斧砸开缺口，用手电照见有人，便以为是汪精卫，连开三枪。这时河内警方警车赶到，唐英杰携王鲁翘越墙逃跑，而陈、余二人因无法翻墙，被警方捕获。

　　陈恭澍等人以为汪精卫必死无疑，兴奋异常。谁知天亮后探听得知死者是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原来上午行动组追踪汪精卫的汽车，一场虚惊，曾仲鸣前来探询情况，当夜便留宿于大间室内。其实如果不是曾仲鸣来访，行动组发现大间无人，必然会到小间搜寻，汪精卫仍不免一死。所以说，巧合之中曾仲鸣成了汪精卫的替死鬼。曾父当年为汪精卫同盟会密友，曾仲鸣16岁就追随汪，两人感情极深，汪对曾视为己出。曾之死不仅使汪极度伤心，也使他更加提高了警惕。

　　暗杀事件之后，一时哗然。河内当局立即调派大批警察日夜保护汪精卫的寓所。陈恭澍等已知道再也不能有机会行刺汪精卫了，只好向戴笠发电告知，并派王鲁翘急赴香港当面向戴笠汇报行动全部过程。

　　戴笠了解了全部细节后，也感到再不可能有天赐良机。他只好下令撤回河内行动组，香港指挥中心也撤回国内。

　　这次暗杀汪精卫的行动是戴笠以往暗杀行动中最费心血的一次，其竭尽全力、耗尽脑汁的程度简直是空前的。其耗费精力之大更是前所未有，他几乎日夜坚守香港指挥调度，连春节也未与家人团聚。因为这次行动，不仅是蒋介石极为重视的一件大事，而且戴笠早就明白，如果让汪精卫活下来出逃，肯定要投敌组织伪政府，其政治损失更是难以估量。事实证明了戴笠的担心。就在汪精卫被刺后，日本马上作出反映，立即召开五相会议，制订营救汪精卫的计划，并专派轮船，在越南当局配合下，将汪精卫接到上海。

　　多年以后，戴笠一想起这次失败便极度惋惜，他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说：“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3月20日，在越南河内，我们因制裁汪精卫，被当局捕走的两位同志，至今还关在河内。我们检讨当时的得失，是计划不周密，以致汪逆漏网，只打死汪的副手曾仲鸣。汪精卫后来在南京组织伪政府，危害国家民族，这实在是我们的遗憾。当时，应该在达莫桥上把他打死。不在桥上打，而在晚上行动，已经失策。但当天晚上，我们的同志还勇气甚足，敢于去打，而在法国人统治下的河内，我们能够造成有声有色、轰轰烈烈的一幕，也总算难能可贵了。”

　　刺汪行动失败，蒋介石未如愿以偿，颇不满意，对戴笠有所指责。戴笠则认为行动人员如王鲁翘等是英勇的，值得表扬，而具体负责人因贻误战机是有责任的，如余乐醒被撤职，下放到军统炼油厂挂职，陈恭澍则一直闲置听候处理。对有功人员如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则后来援手推荐他为驻埃及公使。

　　戴笠是一个记耻的人，以后他一直念念不忘继续筹划刺杀汪精卫。就在刺汪失败后，他立即派王鲁翘潜往上海，继续跟踪行刺汪精卫，但事泄被捕，解往河内服刑六年，上世纪50年代后任台北市警察局长，1974年死于车祸。

　　在河内损失两员干将(一直被殖民当局关押)、在上海损失王鲁翘之后，戴笠愈加愤怒。他从此始终把暗杀汪精卫列为军统暗杀名单上的第一号人物，不惜以极大的代价，包括人力、物力、财力投进去，使自己能在蒋介石面前将失去的面子找回来。

　　在汪精卫公开投敌后，蒋介石也改变了“密裁”的做法，他明令悬赏十万元，号召全国军民缉拿汪精卫。军统局也继续执行暗杀计划。

　　1939年5月，戴笠派军统特务戴星炳伪装投靠汪精卫，密谋行刺。但一因戴星炳地位不高，无法与汪精卫接近；二因汪精卫河内遇刺后，警惕性极高，也无法下手。戴笠却决心不惜代价，增派最受戴笠器重、凶悍无比的老资格特务、军统局书记长吴赓恕率领10名行动员到上海，配合戴星炳密谋继续暗杀汪精卫。

　　因戴星炳事机不密，被汪伪特工逮捕，后被处决。戴笠闻讯电令吴赓恕继续寻找机会刺汪。吴在临来上海前，曾向戴笠发誓，不杀汪精卫决不回重庆。因而吴积极活动，找到一位在伪政府任职的老同学预谋用炸弹暗杀汪精卫，不料此人向汪精卫告密，致使吴赓恕被捕惨遭杀害。

　　吴赓恕之死使戴笠极为伤心，也更加愤怒，他不甘失败，再次布置新的行动。这次他起用了因河内刺汪行动失败而闲置的陈恭澍，接任上海区区长，统筹加强暗杀汪精卫行动的领导力量。同时成立北极冰箱公司，作为刺杀汪精卫行动的秘密据点和联络站，由军统行动人员陈三才担任指挥，配备穿甲枪，计划狙击汪精卫的汽车。但由于内部人员出卖，陈三才被捕，密点被搜查，所有材料、枪弹均被查抄。这次行动计划时间长，也极机密，戴笠本来寄予极大的希望，但仍然付之东流。

　　但是戴笠百折不挠，仍然绞尽脑汁，决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总结多次经验，认为刺汪行动往往要长期准备，却经常在过程中出问题而导致失败。他决定简化步骤，减少在长期计划、筹备过程中易于暴露的风险。经过考虑，他决定采用侠客行刺的办法，不用枪械，只凭拳脚功夫致汪于死地。

　　经过物色，找到一名大力士黄逸光，黄本人曾亲手打死过老虎，抗战时曾任童子军徒步旅行团团长，在南京受到过汪精卫的接见。黄逸光愿意以民族大义为重，舍身除奸。黄逸光到南京后，拿着当年与汪精卫合影的照片求见。但汪精卫很狡猾，在接见之前，先派特务搜查黄逸光的住房，搜出小型电台、密码本等物，于是黄逸光亦被捕，立即被枪决。汪精卫在批示枪决黄逸光后，也批示枪决了上次刺汪被捕的军统行动员陈三才。

　　蒋介石在此期间一直关注着军统局的刺汪行动，对戴笠组织暗杀行动，每每失败而深感失望。戴笠也运筹无措，因为在1939年至1940年的近一年时间内，戴笠在河内失败以后，连续五次组织刺汪行动，不惜投入极大精力与财力，而且连损干将，未获寸功。戴笠承认这是他们所遇到的最难对付的老狐狸，他不得不暂时放置，开始策动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伪集团，获得成功。使蒋介石稍感满意，对协助有功的杜月笙发奖金法币20万元，发给军统局有关人员奖金港币五千元。

　　刺汪虽然失败，戴笠却没有停止对其它汉奸的追杀。在抗战期间，戴笠指挥军统人员，共暗杀了数百名汉奸(包括投降日伪的军统特工)。对整体暗杀活动来说，除刺汪一案，蒋介石总体上还是很满意的。相比较而言，蒋介石对中统锄奸活动不得力就不太满意。

　　过去，一直怀疑汪精卫之死是日本医生下毒致死。但据相关史料披露，汪最终仍被戴笠所害。1944年7月，汪在日本做完手术后隐匿于上海，后与陈璧君联系的密码被国民党电台截获破译，蒋得到报告后即命戴笠实施密裁。戴笠收买汪的护士，在汪每天服用的中药中掺入玻璃粉毒汁，此毒汁人喝后无刺激、无反应，最终中毒而死(《名人》1995年第8期)。但据笔者分析，汪1935年在南京遇刺，身中三颗子弹，但有一颗嵌入脊骨，因当时医疗设备不全而无法取出，致使脊椎长期发炎，铸成大患。实际军统若不下毒，也必死无疑，只不过可能下毒加剧汪的死亡而已。由此可见，直到抗战结束前夕，蒋、戴也依然不忘制裁汪逆精卫。不过笔者认为，除了上述戴笠分析的河内刺汪失败原因外，用人不当是最主要的原因。主要指挥者余乐醒于暗杀是外行，陈恭澍优柔寡断，致使丧失机会。如果起用吴赓恕、沈醉、赵理君等悍将，则胜券会更大。暗杀林柏生也属失误，明则敲山震虎，实则引起汪精卫的警惕与防范。而且，余乐醒的毒杀计划更是打草惊蛇。1941年，陈恭澍任上海区区长被捕，陈璧君闻说当年刺汪总指挥被捕，亲自过堂问陈：“你们在我浴室摆了个小罐，那是干什么的？”看来汪陈对军统毒杀早有防备。据知情人回忆：当年将毒药罐放置浴室后，汪精卫竟然三天未曾入浴室洗澡。

　　不过，“恶有恶报”，当年汪伪集团窜至香港而至河内继而叛国者，都因恶贯满盈最终受到正义的惩罚。汪逆精卫死后的墓穴在光复后被用150吨炸药夷为平地，他的尸骨也被秘密焚毁扬灰。任汪伪政府代主席、军委会委员长和行政院院长的陈公博(陈公博后由香港至河内)，尽管逃亡日本，终被引渡回国，于1946年6月在苏州被枪决，其家属为他营墓立碑都不敢镌名。汪伪政权核心人物、汪逆之妻陈璧君于1946年被国民党高等法院判处无期徒刑，上海解放后继续被人民政府关押，1959年6月死于上海监狱。她死前曾对人民政府的改造政策表示感谢，亦对自己的汉奸行为有所悔悟，她在汇报中说：“令我心平气和，知道共产党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事。”汪伪政权二号人物周佛海1946年被国民党高等法院判处死刑，1947年3月被蒋介石特赦，改判无期徒刑，1948年2月因心脏病死于南京狱中。汪伪集团实业部部长梅思平1946年9月14日被执行枪决。当年在香港被军统刺杀未死的林柏生，随陈公博潜往日本，但终与周隆庠被何应钦派中国宪兵用专机引渡回国受审。当年由港赴河内的核心人物还有陶希圣、高宗武二人，后来反正，陶最终继陈布雷之后成为蒋介石的“文胆”——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高宗武不愿做官而寄居海外(也有一种说法认为高宗武本身即为内线，由军统策划。当年日汪签约谈判时，日方已发现他与重庆方面有关系，故一直将他与汪精卫等人分开居住。日方谈判代表犬养健后来在回忆录中也记叙高一直表白：“决不当汉奸。”)。

　　总的来说，蒋介石、戴笠的锄奸活动应该说是抗日正义行动，而汉奸被严惩，也是罪有应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