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挫”一直是诸多华人文学作品中的所主偏爱的主题。移民来到一个新环境生存发展，不得不面对陌生的人物和陌生的文化环境；必须得面对事业上的另起炉灶；情感上的孤独和失落；以及深层次的文化冲突和自我身份的困惑等一系列不如意因素。

　　早期华人文学作品中往往存在这样的主题思想：“我这样写是希望给国内的年轻人一个警惕，不要对出国抱着太高的梦想和期望，这样失望会更大。”【1】(夏祖丽：《热情敏感的於梨华》，转自《从台港到海外——跨区域华文文学的多元审视》)，这种无法掩藏的失败感往往成为这类型作品的主题基调。

　　与以往的海外华人文学作品所表现的“受挫”不同，在冰凌反映的旅美生活的作品中以“幽默”的手法包装“受挫”这一苦涩的主题，通过对“受挫”主题的重新言说来塑造不同于传统华人文学中所表现的华人形象。

　　冰凌作品中的人物一反华人文学中常见的失败者、落魄者形象，塑造出一批具有强烈的自信和乐观精神的新时代华人移民形象：

　　《同居男女》中的主人公赵重光，一改华人文学作品中对华人男性的阴柔缺乏男性魅力，多愁善感的套路，他以中华美食为武器，化解了以露西为代表的西方人的敌意和不满，并赢得了他们的尊重。《旅美生活》中退休的国营车间主任老金，巧妙地解决了“听雨楼”内忧外患的困境，在异国的土地上绽放了生命的第二春。而在自传体小说《中风》中的“我”则成功地由于空间的阻隔和时间的流逝亲情隔阂。以及对自己为什么要放弃“国内有儿子房子车子票子，还有乐子”的优越生活来到大洋彼岸从头开始的困惑与苦恼，决定以豁达的态度“快乐地活下去”，“珍惜每一天，过好每一天，享受每一天。”

　　以往的华人移民作品中的“受挫”主题往往是通过个人在异域生活的种种不如意，例如事业失败、情感挫折、由于缺乏交流和产生的漂泊感和无根感。进而将这种个人境遇上升到本土文明与海外文明之间的冲突和碰撞，以及个人在面对两种异质文明之间艰难的文化选择。强调古老而悠久的中华文明在遭遇新型的强势的西方面前所表现出自卑和失落。

　　冰凌作品则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表现海外移民的生存状态，他更多的是关注在文明的冲撞之中，那些能够顺应环境变化发展的“成功人士”(这里的“成功”并非指飞黄腾达，而是指能顺利融入新环境。哪怕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如“听雨楼”的员工们都能在海外异乡谋得一片生存的空间，也是成功人士)身上所体现中华文明的强大适应性和包容力。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冰凌的小说中有一种少见的“大男子主义”情结，这种“大男子主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男性对女性性别上居高临下的审视，而是指华人男性与白人女性之间的一种奇特文化境遇，还有对华人男性伟岸气质的刻意追求。

　　在冰凌笔下的华人男性不是主动的征服者，但却是最后的胜利者。华人男性的矜持和道德取向，使之在性爱关系的一开始便处于被动地位。性感开放的白人女性的进攻或者说是施舍往往会一头撞在男性的自尊上。但一旦开始了近身格斗，华人男性变成为白人女性的主宰。这不仅表现在身份地位上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如《旅美生活》的老金和安娜便是老板与雇员的关系；而且更表现在床上的较量之上，在《同屋男女》中，作者则是不遗余力的渲染了赵重光的后发制人，精湛的“房中术”使得做爱老手露西也不得不刮目相看，不能自已地疯狂爱上这个曾经想施舍性爱的黄种男人。

　　在冰凌作品中的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华人男性形象，他们或笃厚匡正(如赵重光)，或老奸巨猾(老金)或是贪图享乐(老叶)，在《中风》中的“我”虽然“善感”但决不“多愁”，……这些人物身上往往洋溢这一股不可遏制的生命内驱力。白先勇等前辈作品中常出现的具有古典气质敏感脆弱的书生形象则在冰凌的作品中绝少出现。

　　如果联想到以好莱坞为主体的美国公众舆论对东方男子的想象就不难发现，冰凌的“大男子主义”情节包含着某些文化补偿心理。

　　厦门大学的周宁教授曾在《双重他者：解构〈落花〉的中国想象》一文中提到以好莱坞为主导的美国公众舆论对华人男性的想象：

　　“好莱坞类型片塑造的中国男性形象，总是趋于两种类型：一类是阴毒型的淫棍，以邪恶的手段诱奸甚至强奸白人少女，而总有白人男性英雄来解救落入魔掌的白人女子；另一类是阴柔型的太监，缺乏男性应有的阳刚之气，他们有诱奸的想象，但没有诱奸的能力，他们经常表现出某种变态的性爱。”【2】

　　扭转对华人男性“有诱奸想象而没有诱奸能力”的恶意想象，是众多华人作家所共同致力的方向。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有一场相当震撼人心的场景，男主角用钞票来羞辱床上的白人妓女，以这种极端的方式以发泄更不仅是个人整个民族压抑在心中的长期屈辱。冰凌的作品中却不是以西方世界通用的钞票，而是以东方文明的魅力来实现逆转。中华美食、东方男子的坚持自守和房中术都是中华文明实现征服的利器，让洋妞自觉自愿地拜倒在坚守中华文明的东方男性身下：赵重光对美国女士露西的征服，以及洋妞安娜对老金的崇拜。这些情节设计是对长期以来白人男性征服东方女性叙事模式的颠覆，也是有意识地对美国公众思维定势的纠正。

　　对美国公众舆论中的华人形象的重塑(特别是华人男性形象的重塑)，这是冰凌作品中一贯体现的主题。当然重塑形象的这一过程是通过一系列的“遭遇挫折”——“克服挫折”的母题来实现。不同于以往海外移民文学强调“受挫”对个体身心所造成的伤害和迷惘，重点表现移民这艰难的生活经历和困惑、焦虑、失落的心路历程。冰凌作品中的“受挫”主题成为考验主人公毅力和展示中华文明优越性的最佳舞台，这是对传统海外华文文学主旋律的重新谱写。

　　在冰凌的笔下，其人物都带有无比坚毅的韧性和非凡的适应能力。他们均能够面对重重挑战在美国站稳脚跟。以《旅美岁月》的老金为例，他来到美国时已经六十岁了。在渡过了最初无所事事的日子之后，他开始管理听雨楼。老金运用民族的智慧以及在国内的所积累的生活经验来管理饭店，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这期间所遇到的种种挫折都成为老金为迎接生命的第二春所必须经历的试金石，而饭店内忧外患情节的设定则是为塑造人物形象和展现中华文明的优越性服务的。冰凌三部旅美作品中，其主人公无一不是生活中的成功者，文化碰撞中的胜利者。中国文化强大的包容性和适应力在冰凌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在三部旅美作品的主人公往往很强的自传色彩，赵重光对中华美食的坚持，老金的豁达、极好的适应能力和福州背景都隐隐约约透露着作者本人的某些精神气质。而《中风》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中风》中的“我”心宽体庞，有着用有不完的精力和体力这一特点与现实生活中的作者不谋而合。冰凌作品的一大特色就是带有鲜明的八十年代乃至文革这一特定时期中国的历史文化的痕迹。老金上班第一天，他的问候方式就是典型的中国大陆式的“同志们好”，在大陆这是很普通的问候方式，但换了个环境，到了美国就显得分外地格格不入(“同志”变成了对同性恋的称呼)。老金运用的不是西方先进的管理制度，而是传统的中国的用人之道。一系列“排除异己”、“明升暗降”手法的运用，以管理国营工厂车间的方式来管理资本主义饭店，这些都是十分具有中国特色的。

　　这与冰凌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冰凌1994年从大陆来到美国，在他生命的最初和青春时段都是在大陆渡过的。他以童真的眼光来打量这一混乱的年代，用幽默和宽容来沉淀历史的沉重，把在大陆受到的挫折当成是到美国生活的一笔宝贵的财富。

　　冰凌曾说过：“根对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有了根就有了底，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人如果没有底，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不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方位，那么他的精神就会迷失。所以没有根的人要苦苦地寻根，寻到根的人就找到软床，可以稳稳当当地躺下。”(《冰凌幽默小说选》，强磊出版社，第69页)中华文明就是海外华人的根，就是华侨在海外移民所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动力。《变异中的坚守——论冰凌一组小说中的思想倾向》一文中曾深刻地探讨冰凌对中华文明的坚持，在本文就不再重复。但就是这种坚守，融合冰凌本身的精神气质，才能把其他人眼中沉重无比的、伤痛无比的因文化碰撞产生的“挫折”主题谱写成越挫越勇的中华精神的辉煌礼赞！

　　所谓“文如其人”，要了解作品中所表现的精神风貌，自然少不了就作家性格的简要窥探。有见过冰凌本人的无一不被他的幽默和豁达个性所折服。

　　著名作家蒋子龙是这么评价冰凌其人其文的：

　　“我活了六十多岁，所见过的心宽体庞的第一人——就是冰凌。”

　　“他真才叫大肚能容！我就从未见过他有过发愁为难的时候，老是那么精神饱满，……”

　　“我相信，在文人圈里他是无所不能的 ，只要他那个大脑袋想起来要干的事，就一定能干成。”

　　冰凌在美国不但提前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站稳脚跟，而且成立中国作家之家，组织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举办形形色色的中美文学交流活动等，活得跌宕起伏，精彩纷呈。期间不懂英语的他，在他乡必然少不了磕磕碰碰，但却丝毫阻止不了冰凌前进的步伐。日本著名的架空幻想小说家田中芳树先生曾这样高度的评价中国人的适应性：他说过他相当佩服中国人可以一手牵着孩子，一手拿着很少的行李走遍天下，不怕任何困难地四海为家。冰凌本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中华文明强大的文化适应能力和包容性。

　　另一方面，当然与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冰凌1994年从大陆来到美国，在美国的十几年时间里，正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立显著上升的时期。祖国实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无疑为海外华人提供了强大的信心来源，很难想象，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的侨民会有多少的民族自信心，会洋溢多少乐观精神？冰凌作品中不乏对民族劣根性的揭露，但更强烈也更明显的是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总的来说，“受挫”主题具有相当地普遍意义，他可以是个人境遇的纪录，也可以是时代变迁的书写。冰凌通过对传统华人移民“受挫”主题的重新诠释，实现了两者完美的融合。既体现新时代的华人移民的精神风貌和形象自塑，同时也预示这未来海外华文文学的某种新的走向。而其中三位新移民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无疑是对当代小说创作的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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