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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周恩来的伟人风范与人格魅力
——访原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先生

2006年05月07日 15:36




范承祚1973年冬摄于阿尔巴尼亚首都一宾馆



  1965年6月,周恩来再次访问阿尔巴尼亚,在拜会阿领导人时,同霍查交谈。范承祚现场翻译



1986年9月,范承祚出使阿尔巴尼亚。阿利雅主席在接受国书后,同范大使友好交谈



1988年,范承祚和夫人吴丽华在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留影

文/骥良 建华 凡里

累流鼻血,总理泰然自若
关怀青年,伟人风范难忘

  在北京方庄范大使现住所的书房里,资料柜里摆放着20本图册,其中厚厚的一大本贴满了他当年给毛主席、周恩来等领导人当翻译时的珍贵原始照片。他指着尘封了40年的一批有关周恩来的图片,向笔者介绍说:1963年冬至1964年春,敬爱的周总理对亚、非、欧14国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而新年则是在当年同我国有“特殊关系”的阿尔巴尼亚过的。那一段段美好的回忆,一个个感人的细节,一幕幕难忘的场景,一件件生动的往事,就如同发生在昨天。在这次周游三大洲的列国中,访阿时间最长。作为总理的随身翻译,在九个日日夜夜里,他亲目所睹、亲耳所闻、亲身感受到伟人无比的人格魅力。

  1963年除夕,周总理一行从非洲飞抵东南欧的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当天傍晚到午夜,总理不顾近一个月亚、非之行的鞍马劳累,在阿方安排下,先是参加首都工人迎新年、全阿作家艺术家团拜、人民军军官联欢三大活动,紧接着出席阿党政主要领导举行的欢迎宴会、新年文艺演出和除夕舞会。这前三场和后三场,由于周总理的到场,大家一致认为:气氛浓烈,尽欢而散。

  范承祚在为总理作了大量前台口译后,深夜又回到宾馆主楼工作室,作一些后台笔译(文稿)。在作完这一切必不可少的“当天事后简报”和“翌日事前准备”工作后,已是下半夜三点,即1964年凌晨了。范承祚在经过主卧室门外、向着自己和成元功(总理卫士长)卧室走去时,在昏暗的过廊壁灯照影下,步子尽量迈得轻轻的,生怕惊醒了可能“正在熟睡”的周总理。突然间,一个熟悉而亲切的声音叫住了他。啊,是总理!这位世界上最辛劳的大国总理,不顾时差变化,不管异国他乡,新年的凌晨竟仍未就寝!在警卫高振普的陪同下,周总理正在过廊一侧慢慢踱步,思考着几小时后的白天将同阿领导人会谈的内容。这位“忘我,不忘他人”的总理,对着已停下脚步的范承祚说:“到现在才忙完啦?该休息了,天亮后还有大量的翻译工作要做呢。”年轻的范承祚不知该说点儿什么,只说一声“是”,便回到房间昏昏入睡。正当他还在梦乡,耳边响起了另一个熟悉的声音:“小范,快起床,总理下楼了。”这是比他早起的成元功卫士长。范承祚翻身爬起,用最快的速度赶上了徐步走下台阶的周总理。

  在异域的除夕之夜、元旦凌晨,总理有没有打过一个盹,不得而知,可当1964年第一个黎明到来时,一向同劳动人民心连心的中国总理穿着整齐、满面笑容地出现在国宾馆灯光明亮的宽敞门厅内。他先伸手向在场的阿方警卫人员祝贺新年,顷刻间,为接待国宾而默默在后台辛勤工作的众多人员闻讯纷纷走了出来。他们本意是一睹周恩来的风采,未料到总理主动同大家握手祝贺,祝他们新年诸事顺遂,全家安康!这些心情激动,毕生难逢此机遇的国宾馆员工多达60余人。他们是:招待员、清洁工、洗衣工、厨师、电工、汽车驾驶员、仓库管理员、电话接线生等。这是官场会谈或集会外的一次动人的民间外交,而范先生则是“中国总理1964年第一项工作日程”感人场景的译员和见证者。时逾四十年,弹指一挥间,时过境迁,记忆依旧,范承祚大使有诗为证:

  异邦除夕夜,户外满霜天;
  馆内已宁静,灯光尚透帘。
  通霄又达旦,总理未安眠;
  黎明即漱洗,拂晓到厅前。
  热情向警卫,主动手伸先;
  继则会大众,频频贺新年。
  真诚表祝愿,握毕再寒喧;
  晨曦染草树,旭日映清泉。
  晤者称荣幸,欢欣难表言;
  满面笑容露,亲切道有缘。
  好语虽回敬,犹嫌话未全;
  早盼见总理,何期近身边!
  生平庆此遇,节日气氛添;
  宾馆客长有,如斯唯新鲜。
  消息不胫走,反映好句联;
  时光纵流逝,佳话传绵绵。

  在向外国劳动人民祝贺1964年新年之际,周总理又向身在异国他乡的驻阿使馆人员、留阿学生和援阿专家祝贺新春。他满怀喜悦地在1月2日晚出席了罗士高大使在使馆大厅举行的百人新年联欢。晚会的第一个节目是总理亲自指挥的电影《洪湖赤卫队》主题歌。

  总理亦有乡情。周恩来在联欢会小憩之余,同译员老乡讲起了他9岁那年的一个生活片断:从淮安到了35公里之外的宝应外婆家,住在县城的水巷,前后共3个月,早起读书,曾去宝塔根等处玩耍。

  周总理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国务活动家。阿领导人霍查在一次接见访阿的王进喜同志说:“我们知道你是大庆的铁人,而周恩来总理则是亿万中国人民的铁人。”周恩来在20世纪60年代三次访阿,每次都给阿国上下留下如此印象。范承祚作为总理译员,体会尤深:周总理比谁都忙,比谁都操心,比谁都精神饱满,比谁都更关爱别人,甚至体贴入微。就在第一次访阿伊始,他亲自建议阿方将下午的会谈安排得稍晚一点,以便给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一个习惯性的午睡时间。他在阿国总理谢胡陪同下,去滨海城市发罗拉访问。范承祚同车作翻译。由于连日来白天随总理参加会谈、参观等各种活动,晚间经常在宴会后还要忙于译、校讲稿,整理记录、简报,因而在途中,这位年轻人也感到精力不支。开始范承祚还为中阿两总理之间的轻松交谈作翻译,可是稍后,随着车轮的滚动,则不知不觉双眼朦胧起来……当自己一旦发觉是在打瞌睡时,手表的指针已经过去了10分钟。对此,他深感愧疚。而此刻,两位总理则笑对他们的译员。谢胡说:“是周总理有意不叫醒你,让你休息一会儿。”周总理说:“小范,再眯一会吧!”说完,两位总理又继续用法语交谈了。

  经过三小时的行程,车队抵达发罗拉宾馆,周总理宣布:这几天,同志们都非常劳累,今天午饭后大家都好好睡个觉,因为今晚,阿党中央和政府还要在此欢宴我们。

  他催促别人休息,自己睡了吗?在午餐后一小时,范承祚从楼窗中看海,发现总理在同阿方人员散步聊天。而在当晚的宴会间隙,总理又分别同发罗拉的反法西斯老游击队员及民间艺术家们交谈。从国内到国外,从阿国首都到亚得里亚海滨,周恩来在同高层领导接触的同时,从未忘记广大基层群众。他同中外劳动人民心心相印。

  “常言领袖并非神,总理体躯亦肉身”,据范承祚观察、形容和体会,这位世界上最忙碌的总理,其精神是无与伦比的,其身体毕竟也是经不住过度劳累,这种情况的出现,往往是流鼻血。为此,总理保健医生卞大夫交给范承祚一小盒药棉球、一小瓶止血药水,以应急需。果然,在一次随总理的行车途中,突然发现周公鼻流殷红。一见此状,范承祚精神紧张地把棉球蘸上药水,迅即递过去。可总理却平静地说:“小范,别紧张,不要紧的。”当药水棉止住了血,用湿毛巾擦了脸,他老人家精神照旧,风度依然。

星夜归程,周公夜飞巴中界
指示发电,总理谢慰边防人

  前文提及,总理在阿过年,心中惦念宾馆劳动大众,现在要介绍的是:两年后又一次出访归国,总理谢慰我边防地勤人员。

  1966年6月下旬,周总理圆满完成了对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四国访问后,日夜兼程,由拉瓦尔品第出发,取道巴中边界狭窄的红其拉甫山口飞回祖国。这时,透过机窗仰望,星斗当空,而翼下则漆黑一片,偶尔从大山沟壑中看到隐隐约约尚未化去的雪痕。我们乘坐一架“伊尔—18”专机,应该说,机上所有20余名“乘客”,首先是总理,经过欧亚四国半个多月连续访问,确实劳累了。

  的确,周总理历来比谁都累,而年龄又最长。大家累,则又归因于随总理出访。如同在国内到各省、区、市巡视工作一样,周恩来出国访问也一样“轻车简从”,比如不成文的规定有:副部长们不带秘书,多数随行人员一专多用或轮流“换工”,当“多面手”。以范承祚为例,访阿时他当翻译,到别的国家他当会谈记录或起草简报,甚至还任过代表团行李管理员。这次出访,再次显示了在周恩来麾下,干部“一个顶两个”,强将手下无弱兵,当然不会人浮于事。

  这次夜航,正是闭眼休息的好机会。此刻,机舱内主灯已经熄灭,不少同志进入梦乡。可后侧的小舱内,灯光透帘,敬爱的总理没有休息。他老人家正细看着一幅中巴边境地图,心系着前行的中方一侧地面,等待着飞进祖国小“西门”的那一刻。机翼平稳,机身移动,缓缓驶进山口。总理在机长带领下,轻步穿过大舱,走进驾驶室,在向机组就此祝贺的同时,深情地凝神下望。睡醒一觉的同志们也从各自座位的两侧舷窗俯视:祖国山沟里有三堆篝火分段在熊熊燃烧。子夜,容光焕发的周恩来下令发电:赞扬我边疆战士“土法”导航成功,感谢并慰问他们。

副部长劝酒,参赞开车闯祸
周总理出面,泽契一别泪流

  那是36年前的春天,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不幸事件。

  连日来,范承祚的心里怎么也踏实不下来,这件事该不该向总理汇报?他一时拿不定主意。几天后,他从外交部一份简报中发现,阿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在离开外交部两位领导宴请现场,酒后驾车、撞死一名工人的车祸事,被简单的笔墨淡化了。谙熟详情的范承祚认为,自己长期受总理谆谆教诲,这件事的原委不能不让他老人家知道。

  事情的前因后果是这样的:1969年春节刚过,阿尔巴尼亚新任驻华大使乔治·罗博抵京履新。为此,当时中国外交部的两位副部长出面宴请,为罗博大使接风洗尘。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阿尔巴尼亚大使馆首席官员、公使衔参赞泽契·阿戈利和该馆全体外交官员。在当年中阿“特殊关系”的气氛下,宾主频频举杯,双方开怀畅饮。其实,主持者并不善饮,可是他却不断向客人劝酒;另一位领导饮酒“海量”,他则一再要同桌“对手”阿戈利参赞干杯。为人谨慎的罗博大使和多数中方司局官员浅尝辄止,举杯不干杯。席间,范承祚发现,阿参赞已经醉了一次,到洗手间呕吐后重新回到座位上,对此,范承祚已及时向两位副部长轻声汇报。不料,他们还继续劝饮,致使阿戈利欲罢不能,最后,主桌这位副外长还要参赞等来个“门前清”。就这样,导致了泽契·阿戈利酒后驾车,致人死亡的悲剧发生。

  对于宴会上饮酒,早在建国初期,即周总理兼外长时,就有严格规定:一是不得一味地劝酒,礼节点到为止;二是喝酒不得超过自己酒量的三分之一。这两条,两位副外长在这次欢宴外宾时都违反了。如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总不能让总理不知真情吧?于是,范承祚采用当年“文革”写大字报的方式,并将这张针对两位领导的题为《积习难改,故态复萌》的大字报稿样,先呈送周总理。大字报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指出他们带头违反了我国外交纪律的相关规定。这才是这场严重的涉外车祸的主因。

  周总理在同意范承祚贴出这张大字报的同时,迅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会议。参加者不仅有两位副部长和上次宴会上的有关司局长、包括范承祚在内的工作人员,而且还邀请了罗博大使和车祸肇事人阿戈利参赞。在会上,总理进一步弄清了事情发生的起因、经过和后果,严厉地批评了两位副部长,责成他们做出深刻检查。接着总理也批评了范承祚向他汇报不及时。他向罗博大使表示,这个事故的责任主要在我方。当得悉阿将处分其犯错误的公使衔参赞时,总理一再向罗博为之说情:不要处分参赞。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的这次会议,使中阿双方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深受教育。会议的时间是1969年4月上旬。

  同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范承祚把刚刚获得的一则讯息当面报告总理:泽契·阿戈利公使衔参赞夫妇已于当日被调走,离京飞沪,然后转道回阿。总理得悉后,当即下令:(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外办将阿戈利夫妇挽留住;(二)乔冠华、范承祚赶赴上海,接待和陪同这对客人在沪、杭游览一周。当阿戈利和夫人在上海见到乔、范,并知明来意时,两人热泪横流,夫人更是泣不成声。无论在黄浦江边,抑或在西子湖畔,他们都由衷感激周总理。夫人激动地说:“周恩来总理为几亿中国人民操心,还在关怀、惦记着我的丈夫。”

  “醉酒”事件后近七个年头,1976年1月8日,伟人周恩来与世长辞。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特设灵堂,接受阿官方和民间吊唁,时任阿外交部司长的阿戈利偕夫人肃立在周恩来遗像前,长时间呜咽,久久不忍离去。礼毕,他与守灵的中国同事、时任中国驻阿使馆参赞范承祚紧紧握手,深情地说:“周恩来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一组悼诗,万里凭吊周总理
  一封慰函,辗转投寄邓大姐

  1976年1月8日,伟人周恩来溘然长逝,闻此噩耗身在异国的范承祚心如刀绞,五内俱焚。在一周里,每当白天,他与我驻阿使馆的同事们,满面愁容地忙于接待阿方吊唁人群。一到寂静的晚上,面对总理生前遗像,他常常夜惊梦哭,通宵难寐,于是奋笔疾书,一天一诗,成诗七首。标题为《一声惊雷》、《一曲浩歌》、《一周泣血》、《一片哀思》、《一场惊梦》、《一座丰碑》、《一封慰书》,真可谓:一字一滴泪,一句泪成行。

  诗成后,在哀思绵绵的氛围中,范承祚决意将这组悼念周总理的诗,连同一封慰问邓颖超大姐的信,寄往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其时,“四人帮”当道,这样的函件极易被他们查获。经过一番苦苦思索,他想出了一个托外交信使捎京付邮“辗转投递”的方法和“特殊迂回”通信,终于在1976年1月下旬,使上述诗、函寄达邓大姐手中。“四人帮”粉碎后,1977年,邓颖超同志在出访东南亚国家途中,对她的随行人员梁枫(后任中国驻缅甸大使)讲述了此事。她说,当时她收到了梁枫的慰问信和范承祚的诗、函,未给范、梁作复,是为了防止“四人帮”加害你们。邓大姐同周总理一样,对亲近他们的年轻人爱护有加。

  在结束这次采访时,经范大使同意,笔者特遴选其中两首以飨读者,并告慰总理在天之灵——《一片哀思》:“日悲涕泣愁难断,夜哭嗓干眼欲枯;东望银河星陨落,如斯哀恸世间无。”《一场惊梦》:“魂牵魄绕西花厅,噙泪梦游不染亭。忽见周公来水榭,池荷人面一般清。”(下)



编辑:谢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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