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越剧《祥林嫂》被拍成影片，在全国各地上映。1949年，在第一届全国文化会上，《祥林嫂》受到了表扬。回到上海后，主管上海文化工作的夏衍同志，向袁雪芬转达了周恩来同志的意见。总理认为，这出戏受到表扬，是因为在国统区改编鲁迅作品很不容易，但是，戏本身还有许多缺陷，希望好好改改，要把鲁迅原著的精神体现出来。袁雪芬大受鼓舞，找来鲁迅作品，一本本阅读。1956年，《祥林嫂》进行较大修改，去掉了当年为迎合观众随意加上去的一些线索，保留鲁迅名著的原貌。1962年，《祥林嫂》再度修改，进一步揭示出夫权、族权、政权、神权对祥林嫂心灵造成的伤害。1977年，《祥林嫂》又作了一些修改，第4次公演。从“文革”中走出的袁雪芬，对祥林嫂的命运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在演到祥林嫂捐了门槛回来，以为自己又有了做人的权利时，她想到自己所遭受的灾难，泪水夺眶而出，嘴角眉梢处闪现出一丝苦笑。四演祥林嫂，每次都不一样，一次比一次更合乎人物性格，更接近原著精神。那么，袁雪芬是否满意了呢?不。她说：“还有许多遗憾。我是幸运的，能够碰到祥林嫂这样好的角色。祥林嫂是一个值得花毕生精力去塑造的艺术形象。”

　　清清白白做人

　　旧中国，演员被称为“戏子”，谁都可以来欺侮你。1947年5月5日的文汇报上，刊登了一封给编辑的信：《越剧女演员，满纸伤心语》。信中写道，学戏时，受班长师傅的支配，随他们高兴，有时一二年学不到一个戏，打骂倒是有你的份。后场、拉琴、敲鼓、值台、大衣，也会用不同手段欺侮你。长得好看一点的，他们就对你很照顾，目的是把你当玩物。即便唱红了，妒忌、破坏，都会来摧残你。戏子，不但要请客，还要拜客。可怜我们这些唱戏的人，要奉养父母弟妹，还要置办戏服，哪有钱送礼?信的最后写道：“我们这小圈子里，尽多一些卑鄙无耻的人。我们敢怒不敢言。请编辑先生把这一段披露出来，我们许多姐妹会感谢你的。”最后署名：“一个小演员”。

　　这个“小演员”就是袁雪芬。袁雪芬一生受父亲的影响很大。当年，父亲不同意她学戏，希望她清清白白做人。到了大上海后，各种诱惑很多。有些女演员拜干爹干妈，唱堂会，靠势力走红。袁雪芬不为所动。相反，穿青布衣，吃素食，把自己打扮成中年妇女模样，拒绝各种应酬。有一年，宋美龄到沪，想看袁雪芬的戏。有人来叫袁雪芬去宋美龄府上演出。袁雪芬说：“我从来不唱堂会。任何人要看我的戏，请到剧场来。”1947年底，以袁雪芬为首的越剧十姐妹演出《山河恋》。谁知，被当局勒令停演。当时的上海大亨杜月笙过生日正在唱堂会。有人向袁雪芬建议：“你到杜月笙那儿唱一次堂会，然后请杜月笙向当局说一下，事情不就解决了?”“我不去。”袁雪芬连想都没想，一句话就把人家堵了回去。

　　“文革”中，袁雪芬前后被批斗了500多次。造反派让她低头，她偏不。造反派要她承认这承认那，她就顶撞。这样，往往吃更大的苦。她被抓走的那一天，小儿子生下来才18天。等到从牢房出来，儿子7岁了。回家的那天，袁雪芬的母亲牵着外孙的手，指着袁雪芬说：“这是你妈妈。”儿子扑上去，哭着说：“妈妈呀，我要死了。你是大反革命，我是小反革命。”整整7年，她没有流过泪，无论受到怎样的毒打。她总是想，我不能死，我死了，再也讲不清楚了。中国，不会永远在他们手里。而这一刻，她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雨过天晴。今天，袁雪芬仍保持着一份清贫。她没有专车。有公务时，单位派车来接。平时出门，有时打的，有时坐公交车。有一次，去上海大剧院看戏，回来时打不到车，也没有直达公交车，她就一路走了回来。曾经，也有好几个老板要送车给她，被她拒绝了。她说：“无钱一身轻，物质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人，要自尊自爱，不要自轻自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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