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暮春，在中国社会即将发生重大动荡和变革的前夕，历尽宦海风波，“一生困厄下僚”的龚自珍满怀悲愤和感慨，辞官南归。途中，他写了这样一首诗：“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已亥杂诗》)

　　两年之后，即鸦片战争爆发的第二年，他写信给江苏巡抚梁章钜“论时事，并约即日解馆来访，稍加筹笔”，拟共同抵抗英国侵略者，却“暴疾捐馆”，未酬平生凌云之志而与世长辞。“块土争还，芳魂永守”(《水龙吟》)，一个多世纪来，人们传颂着他的诗篇，纪念着这位卓越的早期改良主义启蒙思想家、散文家和杰出的诗人。

旧时代的挽歌郎 新时代的拓荒者

　　龚自珍是浙江仁和(杭州)人，字璱人，号定庵，生于乾隆57年(1792)卒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他出身于官僚世家，书香门第，27岁时中浙江乡试第四名举人，38岁殿试三甲第19名，赐同进士出身。曾官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后迁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官不过六、七品，终未显达。

　　身为三世京官的少年公子，龚自珍没有变成“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明良论二》)的纨裤子弟，或“知作书法、赓诗”(《明良论二》)“僕妾色以求容”(《古史钩沉论四》)的庸俗官僚。在他22岁时，就以他特别的敏感和耿介作《明良论》直斥腐朽的专制政体，后来又写下一大批匡正时弊、愤激辛辣的诗文，“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忤”，成为杰出的思想家和诗人。这和他一生遭满清统治者冷遇，自己又不为宋明理学所囿，致力于《春秋》公羊学和诸子百家的研究，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关心民生疾苦，力主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是直接关联的。纵观龚自珍的一生，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他是中国封建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前夕、统治阶级内部挺身而出的反对派，是腐朽不堪的封建官僚集团的孤臣孽子。他是旧时代的无情挽歌郎，又是新时代勇敢无畏的探索者和拓荒者。他就像欧洲的但丁，既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

　　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在明清之际已走向全面衰落，旧史家所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绝症患者的回光返照，接着，便是无可挽回的江河日下，颓波万里。“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自春徂秋，偶有所触……得十五首》)就是这个时代的形象写照。面临资本主义的军事侵略、商品倾销和殖民掠夺，以及国内诸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封建社会正急剧解体，它的灭亡其实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

　　龚自珍清醒而敏锐地看到这个封建衰世的腐朽本质。他指出：“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西域置行省议》)他看到，各级官史“豺踞而鴞视，蔓引而蝇孽”，“农夫织女之出，于是乎共之”，(《乙丙之际塾议三》)以至国势如“将萎之华，惨于槁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在龚自珍的心目中，满清王朝的残山剩水已经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莫气，与梦为邻，未即于床”。(《尊隐》)它的覆灭正在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

　　龚自珍在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摆脱了乾嘉以来远离现实的正统考据学派的消极影响，继承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读百家，好杂家之言”，(《古史钩沉论三》)。他声称“余平生不喜道书”(《上清真人碑书后》)，对那种宋元以后愈加荒诞无稽的欺世之说理所当然地嗤之以鼻。他以《春秋》公羊学“三世三统”说为理论基础，发扬王安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变法图强的改革精神，“以良史之忧忧天下”，抨击专制政体，指斥腐败吏治，同时，像苏轼当年说过的那样，“药虽呈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提出一系列带有复古色彩的革新主张。有人认为这是某种历史惰性的表现，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龚自珍的主张当然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旨在进步的一种螺旋式上升。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赞扬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曾深刻指出：“新时代是以返回到希腊人开始的。”(《自然辩证法·科学历史摘要》)的确，龚自珍的“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已亥杂诗》)这在中外历史上不往往是历精图治、改革现状时的常见作法吗？应该说这是特定历史环境的特定需要。

　　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一个精通经史、诸子、金石、小学、舆地的优秀学者，龚自珍曾多次表示要戒诗，然而除精严不磨的少作已散失外，现仍存古、近体诗六百余首，蔚成大家。这是因为他“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已亥杂诗》)“我思孔烦，言为心声，伤时感事，怀都恋京”(《别辛丈人文》)，因此，他的诗作如骨鲠在喉，一吐为快；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诗当是他有所为而作，诗是他批判现实，抒怀言志的犀利武器和得力工具，戒诗当然也就不成了。这恰恰证明，他的诗严格区别于那些歌功颂德、温柔敦厚，或流连风月、无病呻吟之类的庸俗作品。事实上，龚自珍以他作为思想家在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度，用他独具特色的诗歌在批判腐败现实的同时，表现了对未来的热情探索，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对时代风雷的急切呼唤。

“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情深不自持”

　　龚自珍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诗歌史的两大优秀传统，形成了他富于独创性的多种风格，一扫清中叶以来的颓败诗风，使凡夫俗子、大清顺民为之目瞪口呆。从《诗经》、《乐府》开创而为杜甫、白居易、陆游、元好问继承发扬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给了龚自珍以更多的思想和精神上的营养；在艺术表现手法上，龚自珍则更多地借鉴了从《离骚》、《庄子》到陶渊明、李白、李贺、李商隐所传承光大的浪漫主义成就。

　　在他的诗作中，既有晓畅平易、通脱自然、直接针砭时弊的现实主义杰作，也有瑰丽清奇、飘逸璀璨的浪漫主义篇什。同时，有些过于含蓄曲折，骤读之下，难于索解的篇章也自有一种朦胧的含蓄美，其中部分用典过于生僻的作品，读来难免艰深晦涩，但在文网森严的当时，似乎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纵观六百余首诗作，恐非定庵本意，“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清深不自持。”(《已卯杂诗》)“第一欲言者，古来难明言。如将谲言之，未言声又吞。”(《自春徂秋，偶有所触……得十五首》)便是明证。

　　七律《咏史》是经常为人引用的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作品：“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名为咏史，实为讽今。该诗深刻地批判和辛辣地讽刺了满清统治者的极端残暴和虚伪，鞭挞了无行文士可悲可怜的精神状态。

　　《已亥杂诗》中两首七绝颇为引人注目：“只筹一揽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江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在这里，诗人的脉搏与人民的血泪相通，他的眼泪和人民的苦难流在一起。这是作者对封建统治者的强烈控诉，是对灾难深重的人民的无限同情，也是思想上与统治者决裂的标志。两诗篇幅虽短，却饱含深刻而丰富的思想和现实内容。我们不禁想起杜甫的《三吏》、《三别》和白居易的《新乐府》，想起“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万姓疮痍合，群凶嗜欲肥”等峻夺人魄的千古名句，看到了定庵与其在思想感情上的传承关系。

　　龚自珍写景咏物、怀旧赠答的诗篇同样以其思想的深刻，内容的充实给我们以鲜明的印象，从而与那些轻薄无行的文士、春风得意的官僚、承欢取宠的狎客、患得患失的庸人划清了界限。

　　记游诗《题陶然亭壁》便是此类作品之一：“楼阁参差未上灯，菰芦深处有人行。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这里决不是寻常的骚人墨客在单纯的吟咏景物，诗人正是通过未上灯的楼阁，荒凉孤寂的菰芦深处，以及遍布中原的沉沉暮霭，寓情于景，勾勒出一幅封建衰世“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悲凉图画。四句二十八字给我们留下多少咀嚼回味的余地。咏物诗《忆北方师子猫》则呈现了另一种风格：“缱绻依人慧有余，长安俊物最推渠。故侯门第歌钟歇，犹办晨餐二寸鱼。”聪慧有余、善承人意的师子猫受到某些人的喜爱，尽管一些“故侯”门第家道中衰、门庭冷落，不似先前那般排场，但对依附他们的“俊物”，晨餐的二寸鱼还要尽力备办。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在谈论人和猫，实际上是抨击那些依靠没落的封建统治者以期觅得一些残羹剩饭的豪门清客，无耻文人，慨叹的语调中，满是无情的辛辣。

　　五律《送刘三》是赠答诗中的代表作：“刘三真义士，愧杀读书人。风雪衔杯罢，关山拭剑行。英年须阅历，侠骨岂沉沦？亦有恩仇托，期君共一身。”该诗沉郁豪放，寓意精深，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在汉武帝的酷吏政治下，司马迁曾满怀悲愤寄希望于那些杀富济贫、扶危救困、“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游侠。我们知道，真正的侠士尽管不能从根本上摧毁封建制度本身，但他们是封建统治者的敌对力量，在人民心目中，又往往是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像李白引古侠义之士为同调一样，龚自珍对侠士的倾慕和赞扬决非偶然，这正是他对统治者的大胆否定，与他的散文名篇《尊隐》思想一致，互为表里。他的《金缕曲》说：“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更结尽燕邯侠子。”便是这首赠答诗最直接的注脚。

“六艺但许庄骚邻，芳香恻悱怀义仁”

　　龚自珍的浪漫主义诗作既有传统的“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的手法，也有梦境、仙境的奇特大胆想象，此外，还有独具风格的某些带有戏谑色采的作品。其浪漫主义源头可直接追溯到庄子、屈原，“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六艺但许庄骚邻，芳香恻悱怀义仁，”其师承关系何等明显。但这类作品也同样深深植根于现实的丰厚土壤，诗行里跳动着诗人忧国爱民的耿耿丹心。

　　《美人》一诗从艺术手法上看，当属传统的香草美人之喻：“美人清妙遗九州，独居云外之高楼。春来不学空房怨，但折梨花照暮愁。”首句突起，点出美人的“清妙”绝伦。次句承接美人的高雅：远离纷纷扰扰的尘寰，又居住在云天之外的高楼之上，幽居独处，其高雅绝俗可知。三句作一跌宕，欲扬先抑，指出美人之忧并非空房之怨。结句透出主旨，“折梨花”以“照暮愁”。究竟是什么“愁”，诗人没有明说。但前人有句，“雨打梨花深闭门”，带着春天气息的梨花遭受风雨为人所不忍，故梨花为人们心爱之物可知。在春天的暮色之中，美人但折梨花一枝，留下对春天的思念和对逝去年华的忧伤。美人迟暮，可感可忧，于是这个“愁”便具体而形象化了。然而，诗人的深意并未到此截止，《导引曲》透露出个中消息，“银蜡心多才有泪，宝香字断更无痕。梨月浸黄昏。”事实上，美人乃是诗人自况，他不仅仅感慨于个人的年华老大，际遇不偶，更多的则是对“颓波难挽”的时代的忧虑。

　　对梦境和仙境的描述，龚诗很多，这也是传统浪漫主义手法所习用的，但他有自己的特点，请看这样两首小诗：“湖西一曲坠明珰，猎猎纱裙荷叶香。乞貌风鬟陪我坐，他身来作水仙王”。“玉女窗中梳洗成，隔纱偷眼大分明。侍儿不敢频频报，露下瑶阶湿姓名。”上诗《梦中述愿作》谈梦，梦境宛然，清雅不俗；下诗《小游仙词》述仙，仙境诱人，何其神秘。想象奇特，两境相通，立意清新，笔墨浑成，深深寄托着诗人的理想及其对美好事物的不倦追求。他的《桂殿秋》可和二诗同读。其小序云：“六月九日，夜梦至一区，云廊木秀，水殿荷香，风烟郁深，金碧嵯丽。时也方夜，月光吞吐，在百步外，荡瀣气之空蒙，都为一碧，散清景而离合，不知几重？一人告予：此光明殿也。醒而忆之，为赋两解。”龚自珍寻求的不正是像“云廊木秀，水殿荷香，风烟郁深，金碧嵯丽”那样的美好世界吗？这个世界与“人事龌龊，独笑时颇少”(《自春徂秋、偶有所触……得十五首》)的尘世格格不入。他孜孜以求的是非人间的光明殿，尽管这个光明殿与自己隔着朱扃几万重。他之所以如此追求，正因为人世间没有这样的光明殿。“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的执着追求与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该是多么的相近和一致。

　　在龚自珍的上下求索过程中，他勇敢而自信。这使他的很多七言古风字里行间洋溢着豪放和自负，富于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同时，它们的现实感又是那么强烈，其中古风《行路易》就是这样的作品。他在诗中写道：“玉帝不遗牖下死，一双瞳神射秋水。袖中芳草岂不香？手中玉麈岂不长？”自视甚高。但丑恶的现实又那样令人烦恼：“我欲食江鱼，江水涩咙喉，鱼骨亦不可以餐。冤屈复冤屈，果然龙蛇蟠我喉舌间。”你要有所作为竟是如此困难。但诗人并不气馁，面对“一步一荆棘”的艰难和“嘈嘈舟师”的詈骂，他坚信“黄金散尽为复来”，瞩目于理想中的“红玫瑰，青镜台”。在困境之中，诗人高唱着这样的诗句：“蟠桃之花万丈明，淮南之犬彳亍行，臣岂不如武皇阶下东方生？乱曰：三寸舌，一支笔，万言书，万人敌。九天九渊少颜色，朝衣东市甘如饴，玉体须为美人惜。”在这首诗的抒情主人公身上，我们仿佛看到了一生傲岸、不媚权贵的盛唐诗人李白的身影，看到从《将进酒》、《行路难》到《梦游天姥吟留别》对龚诗思想和艺术上的巨大影响。

　　定庵的浪漫主义诗作中，有些过于含蓄曲折，确实很难“达诂”。请看下面的四联和一首七绝：“西池酒罢龙娇语，东海潮来月怒明。”(《梦得“东海潮来月怒明”之句……》)“东邻嫠老难为妾，古木根深不似花。”(《逆旅题壁》)“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释言四首之一》)“槎通碧汉无多路，土蚀寒花又此坟”。(《秋心三首》)“一例春潮汗漫声，月明报有大珠生。紫皇难慰花迟暮，交与鸳鸯诉不平”。前四联和后一首《梦中作四截句》从字面上看，似乎并不难懂，但细细品味，总有点儿像雾中看花不是那么分明。就诗本身而论，我们无从确指诗人的本意，倒是有点儿像李义山的无题诗了。元好问说过：“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我们不由得也要发出这样的感慨，但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这些都是好诗。它们以诗的形象，诗的意境给我们以美的联想，传递着诗人对生活的理解和独特感受。雾中花自有其特殊的美，也许这种美在某种意义上是含蓄的、朦胧的，甚至是模糊的。当然，其中可能有某些比兴寄托之处，但我们不必穿凿附会，像“索隐派”那样钻牛角尖，把好端端的林黛玉硬指为董小宛或潘金莲，那样岂不是离作者的本意更遥远了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