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十丈风尘的京华，当这大好的春光里，一个T岛的青年，在恋他的故乡！在想他的爱人！他的故乡在千里之外，他常在更深夜静之后，对着月亮儿兴叹！他的爱人又不知在哪里，他常在寂寞无聊之时，诅咒那司爱的神！”

　　这是台湾第一位白话诗人张我军(1902——1955)在诗集《乱都之恋》中的第一首诗《沉寂》，1924年3月25日写于北京。对张我军来说，“乱都”是日军铁蹄下的北京城，而诗人心中恋人的所在地，是遥远的故乡台湾岛。中国台湾作家、文艺理论家、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张我军，原名张清荣，笔名一郎、速生、野马、以斋等，出生在台湾台北县板桥乡一个贫穷的佃农家庭。1921年，19岁的张我军到厦门鼓浪屿一家银行工作，这也成为他一生命运的一个转捩点。因为在这里他不仅直接受到祖国文化的熏陶，而且“自从领略了海的感化和暗示之后，我就不想回到如在葫芦底的故乡了”。张我军的这个名字，也是在厦门时开始使用的。1923年初，张我军只身北上留学，1925年考入北平中国大学文学系，次年转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半工半读，直到1929年才毕业。这以后便在北平定居，曾任北京师大、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院校教师，直到台湾光复的1946年才回到故乡台湾。

　　诗人《乱都之恋》中所行吟的故事，就是在来到北平求学时发生的。刚到北平时，张我军寄居在后孙公园的泉郡会馆，上课就在厂甸的高等师范所办的升学补习班。当年补习班的夜班部是男女共学，班上有两朵班花，一位17岁的少女叫罗文淑，肄业于北京尚义女子师范学校，为提高学业才到这所补习班补习功课，结果被少年英俊的张我军一追就追上了。开头的那首诗，就是诗人偷偷写给心上人罗文淑的。不过，那时候虽说风气刚开，但中国毕竟还是一个保守封闭的社会，男女恋爱，不仅要避人耳目，更要向家长隐瞒，所以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私约，对罗家没透半点口风。后来张我军手边的钱花完了，在北平无法生存，就暂时回到台北，在日本统治下的独家汉文报纸《台湾民报》当编辑。张我军连着给罗文淑去了好几封信，但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原来女方的家长察觉此事，将男方的情书悉数没收，女方也不知道张我军的联系地址，弄得只有男女双方关山阻隔，梦萦魂牵。此时，有一个高等师范四年级学生庄某，对罗文淑心仪已久，见张我军返台迟迟未归，就通过媒妁向罗家求婚，除去说了不少张我军的坏话外，还说自己是大富商的弟弟，可以养活罗文淑的寡母幼弟。罗母正愁“女大不中留”，看到庄某即将毕业，家境也不错，于是就应允了这桩婚事。罗文淑虽说心中早有他人，但拘于旧礼教约束，也不敢公开表示反对，只能暗暗着急。紧急关头，张我军的挚友洪炎秋得闻此事，立即给张我军发去一封急电。张我军接到电报后，当即赶来北平，托付另一个女友将罗文淑约出家门，俩人决定离家私奔，共奔台湾，来争取自己的幸福。自此，罗文淑为自己心爱的人改名为罗心香。

　　1986年，已经是耄耋老人的罗心香在美国纽约寓所回忆起这段恋情，依旧是那样甜蜜缱绻，令人回味：“一天我开箱找衣服，突然从箱子上掉下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信上只是写了一首莫名其妙的白话诗。有一天，这个写诗的青年主动来找我攀谈，才知道他叫张我军。他说自己不是来这里补习功课，而是来学北京话的。就这样，我们彼此相识了。我在一个姊姊的陪同下，每星期到他住的泉郡会馆去一次，说些话，借几本杂志回来看。当时社会上青年男女还不能公开交往，我们只能保持这样的接触，他要求同我通信，我告诉他我家是封建旧家庭，不允许同男孩子来往。他说可以用女人的名字写信，于是就用“娥君“的名字，每周给我来一两封信。还经常约我去公园，来去都各走各的路，躲躲藏藏地到没人的地方才说话。这样来往了大半年，他忽然不辞而别，接到信后才知道他回台湾了。就在这时家人要包办我的婚事。正当愁云密布之时，有人把这消息电告我军，他立即从台湾赶回北京，约我见面说，事至如此，只有一起去台湾避难，否则前途将遭厄运。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只穿了一身学生服，没有携带任何证件，同我军一同坐火车到上海，再乘船到厦门鼓浪屿，然后写信给家人。他们接到信后，立即寄钱和衣物给我，并要我们尽快正式结婚。得到这个消息，我们非常高兴，遂一同乘船去台湾，在台北江山楼摆了两桌酒席，举行了婚礼。”

　　回到台湾后，张我军仍在《台湾民报》工作。此后，他就利用这家汉文报纸，介绍大陆国内的新文化运动和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新文学革命主张，对台湾的年轻一代产生很大影响。1925年12月28日，张我军把自己与妻子的这段曲折的矢志不渝的恋爱经历写成新诗集《乱都之恋》，自费出版，成为台湾岛的第一部白话新诗集。这本诗集出版之际，正是日本殖民主义在台湾实行严厉的思想钳制、推行“皇民化”文化、禁止汉语传习的时期。台湾人为了民族尊严，只好在各地创设诗社，以集会作诗为掩护，来延续民族文化的传递。不过，当年所有的诗作都是古风、律诗和绝句，到《乱都之恋》出版后，不少读书人才知道世间除了文言的旧体诗外，还有白话的新诗体，于是纷纷起而仿效，给宝岛的白话文运动以及诗体的解放，带来了一阵清新的涟漪。张我军还甘冒大不韪，毅然宣称：“台湾文学乃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指出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因此，张我军被人誉为“代表了台湾作家不畏强权的道德良心。”

　　《乱都之恋》出版后，张我军携新夫人返回北平，居住在永光寺街吴承仕先生住所的外院，决心靠翻译来维持生活，继续求学。这年暑期，他考入中国大学国文系一年级。白天他用心读书，夜里则孜孜不倦地替人翻译书稿。房东吴承仕先生此时为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兼中国大学国文系主任，看到张我军如此刻苦努力，功课又好，动了怜才的念头，便建议他转学到师范大学二年级就读，一来可以免交学费，二来还能就近上学。到了师范大学后，张我军得以结识周作人、钱稻荪、成舍我等日文大家，学业日益精进。1929年毕业后，就在师范学院、北平法学院、中国大学等学校教授日文，并翻译出版了大量的日文著作。

　　1935年11月，秦德纯接替袁良为北平市市长，张我军任北平社会局秘书，实际上就是替市长办理对日本交涉的事务。当时侵华日军气焰嚣张、狂傲无礼，十分难缠，张我军受命于危难之际，每次都能运用他明晰的理智和娴熟的日语，与日方反复周旋，正面交锋。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军事形势急转直下，二十九军仓促撤出平津，北平市的地方官员，也随着军队秘密撤退，可张我军事先并未曾得到丝毫的暗示，旋即被遗弃在沦陷的北平市内。忠而见疑，信而见谤，张我军对此表示极度不满。抗战期间，在外省的台湾人因为出生在殖民地，往往被人猜忌，这在当年也往往被视为正常。

　　“七七事变”之后，大批台湾人来到北平，在沦陷区艰难生活，并有自己的社区。他们想为故乡而战，却不能承认故乡。张我军除去任北京大学工学院日本文学系教授外，不担任伪官职。他在北平的台湾人圈子里很活跃，与连震东、洪炎秋、苏芗雨，被合称为“台湾四人帮”，也是当时北平抗日的重要言论力量。在中国抗战时期的沦陷区北平，有被称为“台湾三剑客”的作家，他们分别是张深切、张我军和洪炎秋。其中张我军偶有涉笔，少有创作，被人称为是“抵抗意识”最强的一位作家。当年一个日本学者曾在《非常时期的日本文坛史》中记载一个场景，最能说明问题：“一行人当中，只有张我军一个人扭过脸去，不向皇官鞠躬哈腰，给我的印象很深。此人日本语讲得非常漂亮，也曾担任过翻译，但是像一个不好对付的人。”这段记录，可以看到张我军在那么险恶的处境下，仍敢于公开流露出对异族统治者强烈的对抗情绪，坚持民族自尊而不肯俯首低头。沦陷时期，36岁的张我军曾为友人送别作旧体诗一首，诗中痛感时事与乡思乡愁，明显可寻：“仆仆燕尘里，韶光逝水流。逢君如隔世，携手共登楼。痛饮千杯酒，难消一载愁。他日归去后，极目故园秋”。

　　据张我军的儿子张光正回忆，1945年5月，19岁的张光正受命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阜平潜回沦陷区北平，向父亲介绍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毛泽东、朱德在“七大”所做的报告，还转达了晋察冀边区的有关部门欢迎他去参观访问的邀请。张我军听后激动地对儿子说：大革命时期，他曾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后来由于感到失望而自动脱党，并表示愿意接受抗日根据地的领导，随时可以动身前往。抗战胜利后，张我军在事先安排下，还与儿子张光正一起来到西山妙峰山下的南安鹤村，同驻在这里的八路军某部的两位负责人见过面。

　　1946年，张我军返回光复后的台湾，先后任茶叶公会秘书、金库研究室主任。但因为怀才不遇，郁郁寡欢，整天以酒浇愁，加上烟瘾极大，结果患上肝癌，54岁时就去世了。张我军自1955年逝世后，其文学贡献20年来在台湾岛上竟毫无声息，被人冷落。直到上世纪70年代，台湾的一些文化工作者，为倡导乡土文学，反驳台湾当局推行文化专制，抹杀台湾本土文学早已存在的事实，张我军和其他一些台湾老作家的作品，才像“出土文物”似的重返人间。此后，一些文史研究学者，对张我军在台湾新文学运动初创时期所起的作用，给予肯定评价。他的诗作《乱都之恋》及其小说《买彩票》、《白太太的哀史》、《诱惑》，不仅有力地揭露与批判了黑暗时代，也开创了台湾新诗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拓宽了早期台湾小说的创作视野与领域。1985年，有人把张我军定位为“台湾新文学摇篮时期”的“代表性作家”，说他“坚强地主张台湾文学是属于中国文学的一个环节”，而且“无视于日本统治时期的政治现实，敢然贯彻始终他的这一观点，代表了台湾作家不畏强权的道德良心。”

　　张我军育有四子，其次子张光直(1931——2001)，是一个终身坚守在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古文明研究领域之中，从事着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的古人类学家。他从童年到少年都生活在北京，说着一口标准的漂亮的京片子，可是他在早年生活自述中，却把自己称为“番薯人”。

　　公元1895年，大清帝国与日本在黄海及刘公岛海战中失利，被迫将台湾岛割与日本。因为台湾岛的形状很像一个白薯，所以岛上两三千万的汉人常常称们自己为“番薯人”。16岁之前，张光直一直随着父亲张我军生活在旧北京，在自述《番薯人的故事》中，张光直用一种哀伤怀旧的笔调，写出了一个少年眼中的老北京：每天上下学走上高高的城墙，故都的景色一览无余；烧饼、麻花、炸油饼，又酸又苦的豆汁儿，蒜味钻鼻香的煎灌肠；热闹的厂甸，东西便宜，应有尽有。12岁的张光直曾用一块大洋买到一张宋拓的集王羲之字的《大唐圣教序》……除此之外，便是沦陷区人民的痛苦与反抗；作者的老师，回校时用毛巾包着几个馒头，这是一个礼拜的伙食——这个相当有名的数学家，最后倒卧冻死在风雪之中；早上在西单和东安两个市场上，报摊上竟然可以买到隔日的《解放报》、《晋察冀日报》，还有土纸印刷的《论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等书刊，而每天冒着危险在冰冷的水里沿着护城河往来运送这些违禁报刊的，有一个正是作者小学的同班女同学，这个地下党员竟还是文化大汉奸管翼贤的女儿。可以说，正是这故都文化的历史底蕴，孕育乃至影响了张光直的一生。

　　对青少年的人生道路来说，书籍的作用是巨大的。张光直之所以选择古人类考古学这个“冷而又冷的冷门”，也与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1946年底，张光直随父母迁回台湾后，在街头购得的第一本书，就是考古学专家裴文中的《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书中感叹中国的考古虽说是遍地黄金，然而许多有才华有志气的读书人并不愿意献身其中。这本书给张光直震动很大，又正逢考古人类学专业刚在台大设立一年，他便以第一志愿考进去，台大毕业后又来到哈佛进修，获博士学位后先在耶鲁任教授16年，1977年又回哈佛任教，1981年兼任人类学系主任，荣膺美国科学院院士。他已出版十种研究中国的考古学著作，讲学考察的足迹遍及世界，这些都是首开百年华裔纪录的。对此，张光直的说明是：“我的理论倾向是三十年来在美国考古界生存所培养出来的，另一方面，我的考古学实践是在中国文化范围内进行的，当然受中国考古学传统的许多影响。”

　　考古，就是追溯一切问题的源头，也是解决历史悬案的根本起点。张光直孜孜以求的，就是在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方面，探求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宗教文化的起始与变迁。譬如，由殷墟出土的殉葬兵器，能推论出当时统治者有制度化的暴力使用；再由青铜彝器等运用在史书记载的“在祀与戎”，可以看出并不用于生产工具上面。从古代巫师对法器的独占现象分析，张光直还假设殷商文化与中美洲的玛雅文化等文明出于同祖，并提出了“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这个有争议的命题。他的这种阐释有一定的说服力，曾掀起过欧美考古人类学界的大辩论。张光直以他的考古学眼光奠定了他的历史观，那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并非那种恒定不变的一元论，即由黄河起源再遍及全中国，而是由多民族、多语言及多文化的不同文明在古中国形成的。他将这种古中国文化称之为“满天星星一般的灿烂”。而近年来所发掘出的红山文化、三星堆文化等，也印证了张光直的这一推论。张光直的最大成就，还在于他从根本上推翻了西方学者根深蒂固的传统观点，动摇了西方对中国古文明与政治制度的“东方专制主义”这一理论。所以，也有人誉他为“中国通向世界的窗口”。

　　张光直生前，曾多次来到内地主持考古挖掘工作及研究。他一生横跨海峡两岸的考古研究，也用学术拉近了两岸距离。这一切努力，都是在实践他50年前人生选择时的基本理想，就是想知道“人之所以为人”。今天，“番薯人”已悄然飘逝，而“人”的研究，“人”的话题，却仍在继续着。

　　这一切，正如张光直所讲的：“我们知道的比不知的少得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