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指教下锤炼艺品人格

　　从嘉陵江漂泊到重庆，常秀峰找到在“中央大学”担任东方艺术学教授的叔父常任侠。叔父带他去拜见徐悲鸿，看了常秀峰在中苏边境的建筑写生和神态各异的飞机，悲鸿先生马上说“应该学画，很有前途”，对《被困于国际间的铁鸟》尤加赞赏，那是一幅飞机被绳子捆绑着不能起飞的画面—国民党空军的真实写照。

　　在徐悲鸿的帮助下，常秀峰成为“中央大学”艺术系的旁听生，因而接触到很多文化名师。丰子恺、潘天寿、傅抱石、陈之佛、张大千、郭沫若、华君武、闻一多、夏衍、吴作人一一出现在眼前，影响着他的人生道路和艺术追求。1942年，常秀峰考入搬迁到重庆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工艺美术，兼习国画、篆刻、诗词画。

　　“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日子，老师们对学生提携有加，平等地与你经常探讨学问，且不时在老师家里吃住，各个学科的名师都能遇到，”常秀峰说，“我在丰子恺家中学习，和他的子女非常熟悉；晚上也在防空洞里听傅抱石先生讲石涛的画和历史，他对石涛的了解比对他自己的祖先还清楚，他抱的‘石’就是石涛，多执着。”

　　说起徐悲鸿，常秀峰有很多感动。“他是一位大教育家，非常重视人才，傅抱石就是他发现并筹资留学日本的。他对寒门学子非常爱惜，学习木刻的古元要去延安，他竭尽全力让他成行。在艺术上，悲鸿讲究线条，说亚洲的艺术除了线条没有别的。他改进了教学，不要求学生画石膏像和模特儿，而是把大自然中的风光和生活中的人直接画出来。这是印度的绘画方式，他去过那里，后来建议我到印度取艺术之经。”

　　艺术大师潘天寿不仅给常秀峰传艺讲学，也给他带来过第一笔收入。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农业部要举办蝗灾画展，找时任国立艺专校长的潘天寿，他推荐常秀峰去画，因为这个学生是亲历过蝗灾、水灾、旱灾的农家子弟。官员给常秀峰买了好多蛋糕，连续几天几夜画出多幅反映灾荒情形的国画后，还给他奖励厚厚的一叠钞票。这是他第一次用画笔挣钱，而且这么多，于是狠狠把钱踩在脚下蹂躏了一番，然后拿钱跑到全国文艺社见常任侠及几位朋友，要把钱分给他们零用。“任侠叔大笑，说还是去买点衣服置双鞋吧，看你穿得破旧不堪，”常秀峰笑着说。

　　抗战胜利后，经常给常秀峰赠寄宣纸的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枪杀。带着闻一多给的宣纸，常秀峰到潘天寿那儿请题字纪念。潘对闻一多敬佩有加，一听说是闻先生赠送的宣纸便欣然命笔，这幅字至今保存完好。上世纪60年代初，常秀峰从印度回国后去看望尊师，已经封笔的潘天寿为他作画《美人蕉》。“潘老师是国画复兴大师，非常强调诗文、书法、金石对绘画品味和艺术修养的增值效应，对我一生影响很大。”他说。

　　潜移默化受左派影响

　　“我们画画的要有骨气，穷得卖裤子都可以，但不要卖画。一个人一生能画几张好画！”这是傅抱石在重庆给常秀峰的忠告。有天他去傅先生家欣赏老师所作屈原、李白、苏东坡人物画，顺便给老师讲了刊登于《艺术家》杂志上的剧本，说是古董商批评一位知名画家生前作品不值钱，死后方能价值连城，画家之妻听后逼他假死，古董商以高价买走所有画作，不久报载画家复活，商人始知受骗，画家妻却满足私欲。傅抱石听后给学生此忠告，所以常秀峰说傅老师给他最大的影响是艺术家要有骨气，对卖画特别是晚辈出卖先辈作品的行为很是痛心。

　　“傅抱石的画注重线条，有血有肉有骨，与徐悲鸿的艺术主张不同。”常秀峰说，傅先生认为中国画中的人物不一定要符合解剖学原理，但要有新的审美意义，即“古代的衣冠，现代的认识”。傅抱石喜欢在精神焕发的时候创作，酒后即兴作画一定是佳作。“要鉴定傅老师的画的品质，最简便的方式就是看画上有无‘往往醉后’的图章，傅抱石自认的佳作才盖这个图章”，常秀峰说，“他唯一没盖这枚图章的作品恐怕是替蒋介石起草的那篇‘抗战文告’，那是郭沫若让傅老师在三天内写就的。‘地无分南北东西，人无分男女老幼，一致团结起来抗战……’很有骨气。”

　　重庆的学生生活虽然清贫，但精神生活却特别富有。他的叔父常任侠和郭沫若是留日同学，关系甚密，故常秀峰也成为郭沫若“身边的人”。当时重庆报纸时有郭沫若发掘古墓的消息，其实不少墓地是常秀峰率先发现，报告给常任侠，然后由郭沫若组织挖掘的，因为国立艺专就在一个地主庄园，周围有很多墓地。墓地开掘后，常秀峰钻进去拓墨拓片，其中有很多精彩而罕见的图案，比如“鸾凤谐鸣”。郭沫若初见时也不知其意，后从《汉书艺文志》中得以考证，知其渊源。

　　提及往事，常秀峰除了文史知识的收获外，更佩服郭沫若“勿谓古物无补于抗战，实则乃发扬民族精神之触媒”的深刻见解。1961年10月9日，常秀峰参加北京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大会，晚宴时碰巧和郭沫若坐在一起，热切交谈之后再未见面。

　　与夏衍的交往，也是常秀峰念念不忘的。在重庆，夏衍是他在国立艺专的老师，他则演出过夏衍话剧《摩登时代》中的男主角，讲的是一个公司青年和一位寡妇的恋爱故事，至今能背出大段台词。常秀峰说夏衍“是重庆的左派领袖，我们常一起去街上吃面，他带给我的是理想主义，我则通过他发表文章诗词。”常秀峰说，“我离开重庆后，他一直给我寄生活书店出版的杂志”。

　　对蒋介石政权彻底失望

　　抗日战争胜利后，常秀峰随众多艺术家到南京，期盼在和平建设中发挥艺术才智。沿长江南下经过三峡时，木船撞礁，人险还生而书箱葬于江水，许多名家馈赠的书籍、字画皆被水冲去，常秀峰对前途有种不祥的预感。

　　到达南京后，常秀峰拉着当炮兵连长的弟弟逃离军队回家乡。家乡人见弟弟身着军装，像惊弓鸟一样躲闪，以为是来抽壮丁送“反共”前线的。母亲风烛残年，堂兄饥饿而死，远房叔父被日军刺死于树上，劫后的家园满目凄惨，而国民党政府却在加紧内战准备。7天以后，常秀峰作152行五言长诗《还乡行》，“忍泪话沧桑”，决意“明朝悄然别”。兄弟俩各自踏上“流浪复流浪”的渺茫前路，自此杳无音信。

　　常秀峰重返南京，拜访邓白老师。邓老师自费回到南京，无房屋可栖身，居然在别人屋檐边自搭茅屋遮风避雨，还在朗诵刚杀青的《出示白屋诗稿》，令常秀峰感喟不已，遂写下“漫煎萁豆误苍生”、“金陵王气已沉沦”的诗句表达对当局的不满。

　　不久，他在一次画展中遇到在艺专时的教务主任丰子恺。丰老师说生活得不好，靠卖画著文过日子。他快速作画相赠学生，画面是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小孩，周围是一群乱叫的乌鸦，并提字“乌鸦乌鸦你莫叫，我的宝宝要睡觉”于其上，脸上露出的是悲凉的微笑。常秀峰以诗回赠，“诗囊画笔走天涯，处处无家处处家”，称颂老师的洒脱，自然也是自我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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