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这本《村边的小河——农村孩子的朗诵诗》，是我刚刚出版的诗集，也是我非常喜爱的个人作品集。原因之一是集子中的一首诗《爱你，艾青》，圆了我的一个梦——对艾青先生的感念之梦——

　　他把喂养自己的保姆当作母亲／他为深爱脚下的土地泪流满面／他说自己是一个吹笛子的人／笛子和诗要“为人民代言”／当我在这座诗城漫步／当我面对艾青诗歌馆／仿佛有一个高大身影／在云端和我笑谈／“孩子，我羡慕你／羡慕二十一世纪的中华少年／我相信诗之国的新一代／将谱写出最辉煌的诗篇

　　真的，当我站在艾青诗歌馆那洁白的二层小楼前时，我自己就像诗中那个孩子，怀着崇敬的心情，回忆着我和艾青先生一件件难忘的往事——

　　教师光荣

　　我这个从小爱诗的青年，早就读过艾青的诗，知道他在中国诗坛上的崇高地位，可以说神交已久。只是我知道他，他根本不知道我。就是在他倒霉的那些年月，我也像千万正直的人们一样，盼望着艾青和他的诗的重现。这一天终于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到来了。

　　艾青离开新疆回到北京，蜗居在东城区史家胡同一个极普通的居民小院中。他的小儿子艾丹和父母一同住在不大的房子里。艾青和夫人高瑛十分重视孩子的学业，希望他能进入和史家胡同仅一街之隔的北京二中读书。北京二中是北京乃至全国的著名中学，尤其以“出作家”闻名，像从维熙、刘绍棠、韩少华、舒乙，包括本人，都是二中“子弟兵”。可是按照文革以来“划片入学”的规矩，史家胡同的孩子根本不可能进入二中。大概艾青从朋友那里打听到我也是一个“诗人”，已经出版了个人诗集，恰恰又是北京二中的教师，所以就想通过朋友认识我。我听说大诗人艾青就住在离学校一个胡同之隔的民房，而且愿意见我，真是喜不自胜，恨不得立即前去拜访。

　　那时“文革”余风犹存，并不是任何人都敢于接触艾青这样的“老运动员″的。果然，从艾青的居住情况，就可以看出他当时的“社会地位”。他们一家住在有许多住户的小院的北房，艾青的所谓书房，其实等同于客厅。当我以当年的标准，说他的房子还不错时，他禁不住哈哈大笑，孩子似的盯着我，诡秘地说：“尹老师，你知道我在哪里上厕所吗？就是说，我要到哪里去大小便？”

　　我正不知如何回答，他却透过房门和窗户，指着院子大门说：“我要到大门外、胡同中的公共厕所大小便。特别是大便的时候，一边闻着味道，一边密切联系群众……”

　　说到这里，艾青脸上依然挂着微笑，或曰讪笑，而我的心却酸酸的，一点也笑不出来。是的，当时我也住在小胡同里边的小院里；只不过是比史家胡同更小的细管胡同，更窄的居民小院，上厕所也要去胡同里的“大茅房”——公共厕所。我当时最害怕有高贵的朋友来访，怕他们要上厕所，去同众人一起，经受没有隔栏、可以相互“观赏”和“闻味儿”的尴尬。有一次，一位美国来的女士到访，中间提出要去“洗手间”，结果，她一进公共厕所的门就傻了眼，犹豫再三，只得与众不同地面向里墙蹲下……

　　艾青身高体壮，头大脸方，说起话来，总爱微笑着盯着你，娓娓道来。他听说我是专门给孩子写朗诵诗的，微微点头称许。他还说教育太重要了，你们当老师的很辛苦。这些话在刚刚经历了十年动乱的“臭老九”教师听来，真是如沐春风。

　　北京二中的“四一”校庆要到了。“文革”中是没有校庆的，现在要过校庆了，少不了要请一些名人题词作画，我也代表学校，请艾青给学校写几个字。很快，他让儿子艾丹送来三幅斗方。艾丹对我说，“一幅给学校，两幅给您。”两幅给我？我实在没有想到，因为我并没好意思向这位诗界泰斗求字呀！

　　到底是诗人，题词极精炼：给学校的一幅写的是“培育人才”；给我的，一幅写着“教师光荣”，另一幅写的是“懒惰的人等待幸运 聪明的人依靠勤奋”，还谦虚地写上“世霖同志指正”，落款“艾青”之下，是他的一阳、一阴两方印章。

　　这两幅墨宝实在太珍贵了。我把它装裱好，并量身定做了两个镜框，收藏起来。我一直觉得这两件珍品，应该是属于北京二中的“文物”。恰巧，二十多年后的2005年，北京二中成立“教师博物馆”，我把珍藏的这两件文物献给了母校二中。次年，我把自己的50年教育教学文集，交由二中印刷，封面的书名就是艾老的题字“教师光荣”。

　　忘年朋友

　　我一直视艾青为长辈和诗歌创作的偶像，从来不敢视为平辈的朋友。可是从艾青那里，我感到的却是朋友般的对待。

　　1979年的一个秋日，我应约去访史家胡同。那天艾青显得挺高兴，他坐在书桌前，让我坐在他身旁。只见书桌上有高高的几摞新书，艾青从最上面拿过一本。我一眼看见素雅封面上的四个大字：艾青诗选。我敢肯定，这是“文革”以来十二、三年中，除了鲁迅作品集以外，最厚重的一本个人诗集，又是文学出版界的翘楚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是艾青“倒霉”和“消失”二十多年后的第一本诗集。我想，这本诗集大概是给我的吧？

　　艾青轻轻打开封面，“世霖同志存正”六个大字和签名、日期，占满了整个扉页，字迹奔放潇洒，一如他充满爆发力的诗歌。

　　“你是老师，这第一本新书送给你！”

　　好像是为了证明这确实是艾青送出的第一本书，正好高瑛走过来，也没有说话，只是把一张纸递给艾青。原来这是需要赠书的名单。艾青刚看了几行，就指着一个名字说，“他就不要给了。”我看不清、也不便看纸上的名字，只想听听高瑛怎么回答。

　　高瑛似乎早有准备，她不紧不慢地说：“周扬嘛，还是应该送给他一本。”

　　我知道，“文革”前周扬把持中宣部，整了包括艾青在内众多文学艺术界名人，艾青和许多作家对他耿耿于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文革”后，我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听过周扬一个讲座，他几乎是声泪俱下地向所有经他手迫害的文学艺术界朋友道歉请罪。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文革”中，他也受到四人帮残酷迫害，遭了不少罪，因此更觉得当初自己整人，给人家带来痛苦和不幸的愧疚……后来我听说，有人认为周扬态度诚恳，原谅了他；当然，不以为然，不肯谅解者也不在少数。我想，艾青恐怕就属于后者。但是今天，他将怎样回答高瑛呢？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