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汉字正字法意识。西方学者认为，“正字法是一种将语言中的声音和一套书写符号对应起来的方法。” 心理学家又根据词的形态结构和音位结构之间的一致程度或透明程度(所谓正字法深度)将各种书面语言的正字法分为两种，一是浅层正字法，指词的形态和音位具有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可以完全由形知音；二是深层正字法，指词的形态和音位没有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多对多的关系，不能完全由形知音。彭聃龄先生在接受西方关于正字法定义的基础上，认为汉字正字法有其特殊性。他认为“汉字由笔画和部件组成，但组合并不是任意的。不同的笔画或部件只有按一定规则结合起来，才能构成人们熟悉的汉字，这些规则就被称为‘正字法’。正字法规则是人们识别字词时必须依靠的一种内隐知识，字词识别不仅要依靠对笔画、部件或字母的检测，而且要检测这些成分的结合规则。”

　　根据上述分析，并综合两种意见，我们认为汉字正字法所包含的内容有两个部分：一是表音规则，即汉字(主要针对形声字)的字下单元(形旁和声旁)和整字读音关系的对应程度；二是构型规则，即有关汉字笔画和部件的层级结构、框架结构和空间位置结构的规则。

　　1.2 汉字部件构型规则在汉字认知加工中的作用。许多研究都显示汉字的笔画和部件会影响汉字的认知加工。彭聃龄等采用命名作业和真假字判断作业考察了笔画数和部件数对汉字加工的影响，结果发现，当部件数保持恒定时，笔画数少的汉字较笔画数多的汉字加工快；而当笔画数被控制时， 部件数也会影响低频汉字的加工，表现为低频少部件汉字的加工要快于低频多部件汉字的加工。多项研究考察了汉字部件位置对汉字认知加工的影响。结果一致表明，在汉字的合体字中，左右结构字的右部件比左部件容易提取；上下结构字的下部件比上部件容易提取。另外，刘伟等和章睿健等的研究显示，成字部件对中文合体字的认知存在显著作用。

　　1.3 汉语母语者汉字部件构型意识的发展。汉字部件和笔画的构型规则对于汉语母语者汉字的认知加工确实存在显著的作用。那么这些汉字构型规则又是如何萌芽并进一步逐渐发展起来的呢？多项研究均采用真假字判断作业分别考查了小学阶段学生在汉字识别中对汉字部件位置及位置频率线索的意识。实验结果表明，小学低年级学生已能够利用汉字部件的位置和位置频率信息帮助其识别汉字。李虹等以幼儿园中、大班和小学一到三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线条图、位置错误非字、部件错误非字、假字和真字进行字典判断，探讨了汉语儿童正字法意识的发展，结果发现汉语儿童正字法意识的发展分为多个层次，学前阶段只能发展区分汉字和线条图的基本能力，笔画和部件意识及部件位置意识等汉字构型规则意识要在入学后才能逐步发展，并且前者的获得比后者容易。

　　1.4 留学生汉字部件构型意识的发展。汉字对于外国留学生来说，是学习中文过程中最困难的环节之一。因此，很多研究者都非常关心留学生是否能够形成对汉字部件构型规则的认识。冯丽萍和马燕华分别利用汉字注音组词和听写作业考察了中级汉语水平外国学生汉字正字法的情况，结果表明：笔画数、部件数对学生汉字作业有影响。冯丽萍等利用真假字判断作业考察了部件位置信息对汉字和非汉字背景留学生汉字加工的影响。结果表明，对非汉字背景的欧美留学生来说，右部件和下部件的作用较强；对汉字背景的日韩留学生来说，对左右结构的汉字因熟悉度较高而倾向于整字加工，上下两个部件共同参与汉字识别过程，也就是说日韩留学生对汉字部件位置规则并不敏感。

　　不过另外两项研究的结果与上述研究存在不一致。这两项研究的作者利用真假字判断作业，分别考察了不同汉语水平，母语为汉字圈和非汉字圈的留学生汉字部件位置意识的状况。这两项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即中高级汉语水平的留学生已基本形成部件位置意识，并且欧美学生对左右结构字的部件意识好于上下结构。

　　由于外国留学生的母语背景、汉语水平参差不齐，教学和学习以及个人因素各种情况比较复杂，差异也很大，因此不同研究者在留学生汉字部件构型规则意识的发展方面还很难达成一致结论，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

　　1.5 华裔留学生的汉字部件构型意识的发展。华裔留学生因其身份比较特殊，近年来，有关华裔学生汉字习得的问题受到了研究者们的关注。许多教师针对华裔留学生的汉字教学问题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不过有关汉字习得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李俊红等在一项研究中利用部首识别作业和调查法考察了美国华裔和非华裔学生的汉字部件意识，被试被测试时，学习部首一周。结果表明华裔和非华裔学生都具有了一定的汉字部件意识，但华裔学生的部件意识更强，并具有层级的特点。该项研究虽采用实验测试的方法，但由于被试数量较少，学习汉字时间较短，因此其研究结果尚需进一步的实验证实。

　　2. 实验研究

　　2.1实验作业及刺激材料。实验作业为真假字判断。即要求被试从刺激列表中明确表示出哪些是中文中真正有的汉字，哪些是中文中没有的假字。

　　我们选定和编制了6类刺激：即高频真字12个、低频真字12个，左右部件合法假字6个、左部件合法假字6个、右部件合法假字6个和左右部件不合法假字6个。所有刺激均包含左右两个部件，平均笔画数为8.27画，各类刺激的平均笔画数没有显著差异。

　　2.2 被试：北京华文学院华裔留学生共79人，其中初级水平被试34人，均为在华文学院学习汉语半年的学生，中级水平被试17人，均为在华文学院学习汉语一年的学生，中高级水平被试28人，均为在华文学院学习汉语一年半以上的学生。另外我们还随机找到北京语言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共15人作为母语组被试。

　　2.3 实验结果。

　　2.3.1 真字的判断结果。表1列出了所有被试对高频和低频真字判断的平均正确率。

　　结果表明对于高频真字，中级、高级和母语被试三者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他们的的成绩均显著好于初级被试；而在低频真字上，初级和中级被试好于中高级被试和母语被试，初级和中级被试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中高级和母语被试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对于高频真字，中级水平以上被试好于初级被试很明显是可以预见的。但是对于低频真字，初级和中级被试好于中高级和母语被试则显得有些意外。基于初级被试对高频真字的反应正确率较低的事实，我们认为造成在低频真字上初级和中级被试的成绩好于中高级和母语被试这一结果的原因只能是反应倾向的差异。对于低频真字，各组被试均不认识，因此难以判别其真假，但初、中级被试在无法判定时，倾向认为其是真字，而中高级和母语被试则相对倾向于作出否定的反应，从而造成了两者正确率的差异。

　　表1：不同汉语水平组被试对各类真字判断的平均正确率(%)

　　表2：不同汉语水平组被试对各类假字判断的平均正确率(%)

　　2.3.2 假字的判断结果。表2列出了所有被试对四类假字判断的平均正确率。

　　结果表明对于左右部件都合法的假字，各组被试的成绩没有显著差异；对于左部件合法假字，母语和中高级被试显著高于初级和中级被试，母语和中高级被试之间没有差异，初级和中级被试之间也没有显著差异；对于右部件合法假字，母语和中级以及中高级被试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母语和中高级被试显著高于初级被试，初级和中级被试之间也没有差异；对于左右均不合法假字，四个组被试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由此可见，对于左右均不合法的假字，各组被试均能正确否定；而对于左右均合法的假字，各组被试均难以判断，反应正确率停留在机遇水平。这表明，三组留学生都已经具有了对汉字部件构型规则的意识。

　　再来看右部件合法左部件不合法假字，除了初级被试外，其他两组被试的反应已经非常接近母语被试；而对于左部件合法右部件不合法假字，初级和中级被试与母语被试均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在留学生中，汉字左部件构型意识得到了优先发展，而汉字右部件的构型意识的发展慢于左部件。

　　接着我们用Paired-T-Test对两因素的交互作用进行了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

　　(1)初级被试中，四类假字的正确率从高到低排列的顺序依次为左右部件不合法假字 ＞右部件合法假字 ＞左部件合法假字 ＞左右部件合法假字；

　　(2)中级被试中，四类假字的正确率从高到低排列的顺序依次为左右部件不合法假字 ＞右部件合法假字 ＞左部件合法假字 ＝ 左右部件合法假字；

　　(3)中高级被试中，四类假字的正确率从高到低排列的顺序依次为左右部件不合法假字 ＞右部件合法假字 ＞左部件合法假字 ＞左右部件合法假字；

　　(4)母语被试中，四类假字的正确率从高到低排列的顺序依次为左右部件不合法假字 ＞右部件合法假字 ＝左部件合法假字 ＝左右部件合法假字。

　　由以上被试在四类假字反应正确率的直接比对中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无论左右，只要有一个部件合法，三组留学生被试对它的反应正确率都低于两个部件不合法的汉字，说明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留学生的汉字部件构型意识均有发展。同时，通过分析，我们也发现留学生的汉字部件构型意识的发展存在不均衡性。三组留学生被试对于左部件不合法假字的反应正确率均高于右部件不合法的假字，说明留学生的左部件构型规则意识相对右部件要优先发展。而右部件不合法假字的正确率又高于左右部件均合法的汉字，这表明留学生并没有单纯依赖左部件构型规则，对右侧部件的构型规则也有一定的意识。与留学生不同，母语被试组不仅依赖左右两侧部件的构型规则，而且对左右部件构型意识表现为均势，没有强弱差异。

　　3 讨论

　　3.1 华裔留学生对汉字部件构型规则的意识。

　　从实验的结果来看，无论是初级汉语水平的被试，还是中高级被试，他们都可以将各类假字和真字区分开，并且，对于不同类别的假字，他们在区别力上也有差别。这不仅说明留学生具有汉字部件的构型规则意识，而且对于不同类型部件的构型规则意识，也存在显著的差异。

　　各级留学生普遍对汉字的左部件构型规则有较强的意识，如果左部件不合法，他们会比右部件不合法更容易做出假字判断。许多研究都发现汉语母语者更容易提取汉字的右部件，显然本实验中留学生的情况与这些对母语者研究的结果都不同。另外，通过对比本实验中母语组被试和留学生各组被试在假字上的反应正确率也很容易看出，母语被试并没有出现对汉字左部件更多的意识，而是表现出左右均衡，这与留学生偏重左部件有很大不同。

　　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我们猜测可能有两个：一是操作任务的差异所致。对母语者的研究多采用汉字部件的搜索任务，该作业任务要求被试采取部件分离加工的策略；而本实验所采用的是真假字判断任务，这种作业更要求被试倾向采用部件整合的加工策略。因此这两种任务的不同有可能造成本实验结果与相关研究结果的差异。再有可能就是被试本身的差异，也就是说这种对汉字部件位置的认知差异可能代表了留学生和汉语母语者在汉字认知机制方面的不同。不过目前本研究还不能区分这两种可能哪一种是真正的原因，尚待进一步研究。

　　本实验中母语被试对汉字左右部件表现出均衡性，这与以往研究发现的母语者偏重右侧部件的结果不一致。但是，由于本实验中母语被试对左部件合法和右部件合法的假字判断正确率已经非常高，所以实验结果有可能是高限效应导致的左右部件表现均衡。因此本实验结果并不能否定母语者对汉字右部件比较偏重的结果。

　　3.2 华裔留学生汉字部件构型规则意识的发展。

　　在对比了不同汉语水平留学生在不同类型真假字的反应之后，我们认为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留学生可以发展出对汉字部件构型规则的意识。无论是左部件合法假字还是右部件合法假字，各个汉语水平的留学生对它们反应的正确率都低于左右部件均不合法的假字，而左右部件均合法假字的正确率最低。这一结果表明，无论是左部件还是右部件，留学生都会利用其位置信息来对整个汉字做出判断。并且，这种利用部件位置信息的能力在随汉语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强。因此，我们认为华裔留学生可以不断发展其汉字部件构型规则意识。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留学生在汉字部件位置意识方面，存在着左部件构型规则优先发展的趋势。对比各个水平留学生在不同类型假字上的反应，我们可以明显发现在三个汉语水平上的被试都在右部件合法的假字上有比左部件合法假字更高的正确率。这意味着左部件的位置错误要比右部件的位置错误更容易导致留学生判断该字为假字，说明无论汉语水平的高低，留学生都更为重视左部件位置所提供的汉字构型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