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国文

    有一次，送了一本自己的书给一位老先生。他翻开来，见到扉页的题签，笑了。阁下这印章想必是在马路边小摊上刻的吧?芽这倒也让他猜个正着。

　　过了一些时日以后，此老将一方镌有我名姓的印石，和另一块闲章，送了给我。果然，出手不凡，印出样子来，多了一点书卷味，少了一点匠人气。

　　“您老的手艺？”

　　“老来无事，玩些雕虫小技，向你卖弄卖弄。”

　　那闲章怪有趣，不圆不方，什么形状也说不上，字刻得不篆不隶，四脚巴叉，自成一体。四个字：“始终如一”，我虔心看着那朱红印泥的“一”字，好有力，好醒目。虽然常见之语，倒有很多意思够我琢磨的了。老人说了，共勉共勉，看来，他是很想把一生心得，与我共享。

　　如一，而且始终，容易吗？自始至终，做到如一，其实很难很难。我等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活一辈子，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在不停调整中的，使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适应的过程。你想一，未必一；你不想二，偏要你二；人在矮檐，你想不二；行吗？人微言轻，你要如一，行吗？所以，“始终如一”，是个很难达到的境界。

　　“然否？”

　　老者笑而不语。

　　这枚闲章，便当作我的书印，放置案头，提醒自己尽量如一，作为座右铭，起一点警示作用，也有益处。做人也好，为文也好，要尽量做到这个“始终如一”的“一”，也就是“一贯”的“一”。格物致知，读书治学，要做到如北京话说的“死磕”精神的那“一心一意”的“一”，也还是要下一点力气，用一点功夫呢！

　　因为有了这两方图章，便常把玩，也对治印，这种纯属于中国文人的器玩，感到兴趣。我很奇怪，外国人到琉璃厂，常买这类印石，有钱的，花大量外币，竟敢问津田黄鸡血，甚至倩人刻了，带回国去。尽管如此，好像至今在西方世界里，还处于学不来和用不上的阶段。这很可能与中外文宁的形态，东西文化的背景，不甚相同有关。

　　西人求实，重物质，讲实用，签名不易模仿，能够鉴别真伪，故而处处签字；而且拉丁字母，曲里拐弯，也很适宜于笔走龙蛇。但签出来的名字，可能反映签字人的某些性格，却谈不上成为艺术品。国人尚虚，信精神，重然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盖上印章，只不过以示郑重，所以，篆刻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一门艺术。

　　这与宋以后，至元，至明，而清，文人画大兴有很大关系，文人作画，与宫廷画家工笔重彩不同，多用水墨写意，因而画面通常表现得比较素雅冲淡，韵味是足够的，色彩则略嫌不足。有几枚鲜红印泥的图章，耀眼地盖在画作的边辐或一角，是会令眼睛生出一种视觉上的快感的。于是，印章，题签，和书画三者，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样，治印，便是文入画家们的又一技巧和专长。齐白石篆刻也是一绝，有印曰：“三百石印翁”，可见他是多么看重这些有灵性的顽石了。

　　一幅画上，总不能横七竖八，都盖上自己的名章，于是，闲章便出观了，成为文人藉以表达思想情操、志趣爱好的一种方式，画面上多了个人意气的朱印文字，画也就更好看耐看了。偶读清人《冷庐杂识》卷一《印章》条，提到了明、清三位文人的闲章，颇为别致。一为袁枚，不足四十岁就告别官场，刻“三十七岁致仕”印，表示出这位文人的风雅脱俗，不恋凡尘的清高。一为郑燮，刻“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印，大概是对于科举应试，蹭蹬三朝的自嘲了。

　　提到这位板桥先生，可谓闲章冠军。他辞官回扬州后，卖画鬻字为生，人称他的诗文书画为“三绝”，推崇备至。虽然他的润笔费够高的，可买家还是舍得花钱。于是，他的画品流传很多；当然，假托其名的膺品也不少。所以，他的闲章七七八八，有很多种。

　　如“七品官耳”，如“十年县令”，如“风尘俗吏”等对仕宦生涯，抱淡薄心态者：如“穿衣吃饭”，如“私心有所不尽鄙陋”等不加遮掩，敢坦承胸怀者。最令人喷饭者，因他崇拜明人徐文长，刻了一块“青藤先生门下走狗”的章，文人潇洒，磊落自在，都在他这些闲章上表达出来。他有一方长达十个字的闲章，“恨不得填满了普天饥债”，实在让我们很感动，这和杜甫“安有广厦千万间”诗，异曲同工。与他另一首《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的七绝：“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都可以看到他是一位时刻把老百姓生死安危，饥饱冷暖，时刻记在心上的文人。他在山东潍县做过地方官，颇有政声。后来，因为灾荒，他请求放赈，济民危困，多有亢直言行，为此，得罪了上司，被免职回乡。回乡后照样清高耿直，不事权贵，“索我画偏不画，不索我画偏要画”，从这个性格来看，郑板桥一生称得上“始终如一”这四个字了。

　　在《冷庐杂识》中，陆以漏还举了明人唐寅的例子，说他也有一枚经常使用的闲章，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这八个字，倒也符合弹词说唱，故事传说中的唐伯虎。如果，对历史上那个真实的唐解元来说，风流是真的，才子也不假，但江南第一，就值得商榷了。明代全盛时期，在江南出类拔粹的文人中间，他还坐不到首席位置上，要说是“吴中第一”，或更贴切。不过，文人，又有几个不狂放，不自诩，不把话说得够满，甚至过头呢？

　　要是了解唐寅一生，先是受科场案牵连，后又险几卷入宁王朱辰濠逆案之中，科场失意，仕进无门，倘不这样激扬文字，意气风发，做出一番不与世同的行径举止，岂不太窝囊了自己？他在《与文征明书》中，说得清清楚楚：“岁月不久，人命飞霜，何能自戮尘中，屈身低眉以窃衣食，使朋友谓仆何?芽使后世谓唐生何?芽素自轻富贵犹飞毛，今而若此，是不信于朋友也。”所以，可以理解吃了这些苦头以后，他心志更加坚定地始终如一，不变不改，做他闲章上所说的这个“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然而，风流的唐伯虎，只不过是外在的表现形式。他写过一首诗，题曰《梦》，“二十年来别帝乡，夜来忽梦下科场，鸡虫得失心尤悸，笔砚飘零业已荒。自分已无三品科，若为空惹一番忙，钟声敲破邯郸景，依旧残灯照半床。”这首应该是晚年的作品，倒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了。透过他表象的形态上的超脱，对照他一生也未宁静过的仕进之心，魂牵梦萦的功名之想，他的这颗闲章，就有点心口不一，似是而非了。

　　当然，一个人要做到前后如一，表里如一，对人对己如一，对上对下如一，也是很不容易的。现在我手上的这枚闲章上的四个字，“始终如一”，虽是应该达到的境界，也许永远做不到百分之百，但多多少少，朝这千方向努力，也就不负老先生的好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