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承志,是在一九三七年十月间的南京。那时,日本侵略军已经在浙江的金山卫登陆。我从炮声隆隆的嘉兴到南京富厚岗八路军办事处,当我们到达潘梓年的办公室时,承志也在座。他那时穿了一套八路军的棉军装,精神奕奕。大家畅谈战局,最後,潘老叫我们设法赶快离开南京到武汉会合。
第二次见到他,是在一九三九年秋天的重庆。他同刘晓两人来自外地向中共南方局汇报工作;这一次见面,谈谈笑笑,说得相当多,内容主要是谈国民党对抗战的无能。
第三次见到他,是一九四六年的一月间,他从牢狱出来的时候,那时旧政治协商会议正在举行。中共代表团设在重庆“中三路”的一座小山上。我们在这座小山的屋里迎接他和叶挺将军;又在红岩村里开了一个热烈的欢迎会,欢迎这两位经受严酷考验、威武不屈的英雄。
在我们所熟悉的人中,长期过这苦难坎坷的生活的,恐怕要算承志了。夏衍说廖公一生坐过七次半牢。长期地在苦难中挣扎而不发生一点动摇,这难道不是在证明他具有钢铁一般的革命意志麽?据我所知,他在这七次半牢狱生活中,有两次是特别严酷的。
一次是在长征途中被张国焘拘捕的时候。张国焘污蔑他是反革命,开除了他的党籍,把他作为囚徒,让保卫部门押着,随队伍行军。这件事,与承志同一命运的罗世文烈士(后来牺牲於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集中营),在抗战初期,对张国焘在鄂豫皖和通南巴两地大量屠杀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的情况,说得很深刻。提到廖公,他说,“廖承志的生命,在当时,比一根悬着千钧之重的头发,还要危险。如果没有周恩来同志的营救,那他的生命是很难说的”。关於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和屠杀政策,关於廖公在当时的危险情况,他说得那麽深刻。直到今天,他的充满著愤怒而清晰的四川口音,还盘旋在我的脑海里。
还有一次,那是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六年廖公被国民党特务关在杀人魔窟的重庆歌乐山下的时候。一九四六年一月,蒋介石被迫把他和叶挺将军释放了。周恩来召集一个小型会议,让廖公谈谈他在那五年间的斗争经过。国民党特务对他的手法是肉体的摧残和精神的折磨交替使用。特务们甚至把那个最高头子抬出来,用什麽“父执”的名义,要他改变信仰。廖公听了那个头子的那套胡说以後,一言不发,站起来就走开。大家听到这里都在点头。廖公却说:“我只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
从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六年的几年间,我同廖公都在中央统战部工作,他长期负责华侨事务和港澳工作。在港澳,从普通市民到有社会地位的教授、工商业家和银行家,他都能谈得来,都能交成朋友。他不仅理解他们思想动态和生活情况,而且能够在这种理解中,引导他们为祖国的事业而跟看前进。他所负担的工作,在整个统战工作中,是做得极其出色的。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