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州，一河淌玉，两岸铺锦。
    
    南来北往的东流、人流，让人感觉通达顺畅的，莫过于那一座座如虹飞架的桥梁。仅梅州城区，就有梅江桥、东山大桥、嘉应大桥、剑英纪念大桥、宪梓大桥、秀兰大桥等，它们一座座都凝结着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同胞热爱乡梓的血脉情怀，独资或集资先后建造而成。
    
    桥梁，是通往南北两岸的纽带；而在我们的意象里，它又是联络侨情乡谊的文明纽带。有了它们，山川风物变得鲜活而有灵气，在朝晖夕照里，隐隐昭示着岁月的沧桑。
    
    望着它，就像在阅览一部天章云锦般的华侨史册。

    
一

    
    时间：上溯到南宋末年，元兵犯境，战尘蔽天。梅县松口的卓谋等800名壮男，追随宋右丞相文天祥起兵勤王，一度克复过嘉应州。但终因寡不敌众，退到潮州，上船撤往珠江口，不料风急浪高，舟沉崖山。时有10多名幸存者，在卓谋的召集下，继续漂泊南渡。
    
    一叶木筏，驾向茫茫大海，任由无法抵御的海浪，将他们送到一个荒岛——婆罗洲（今印尼加里曼丹岛）。他们以客家人创业开拓的锐气，从一片原始蛮荒中辟出新的家园，揭开了梅州客家人海外迁徙史的第一页。
    
    万顷烟波，驾舟闯海，不知漂泊何处？这胆识，这气魂，令人产生某种崇高的恐惧和英雄承受苦难的魅力。船，给了他们新的朦胧领域，也给了他们创造未来的更大空间。
    
    明朝永乐年间（1905—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其中有一支由梅州客家人组成的队伍，因在马来亚上岸后迷路，便在吉兰丹牙拉顶深山定居。
    
    明崇祯13年（1640），大埔长治乡民江龙、大东乡民罗宏等人参加郑成功的抗清义军，在台湾兵败后，又转至东南亚谋生。
    
    丰顺县石湖乡陈宏谋于1750年出洋到暹罗（今泰国）万磅开设“寿元堂”药行。
    
    上述是有史可查的梅州人较早出洋的记录，若从卓谋出洋始（1279年），距今已有700多年历史。
    
    梅州客家人早期出洋开埠，有一个被人称为“兰芳共和国”的组织，最富于传奇色彩。拥有明末启蒙思想的罗芳伯，祖籍梅县石扇人，自幼学文习武，为人豪爽好义。因不满清廷统治，于清乾隆37年（1772年）乡试落榜，年已35岁的罗芳伯，邀集“亲朋百众，冒险出走南洋”，由梅走歧岭，经老隆、顺流从东江而下，抵广州，自虎门觅得出海之路，遂挂帆到达加里曼丹岛（旧称婆罗洲）的西部（即今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起初在坤甸以教书为业，他有文化、有胆识，又懂武术，深受当地人民和华侨的拥戴。时内忧外患，强邻入侵，他率众几经血战，打退了荷兰殖民者，东征西讨，终成立自治政府，管辖百姓有11万人。他无意为王，故立“兰芳大总制”又名（“兰芳公司”），民众称罗芳伯为“大唐总长”。时值公元1777年，兰芳大总制是“政经合一”的体制，乃世界近代史上最早建立的民主共和国的雏形。
    
    卓谋、江龙、罗宏、陈宏谋、罗芳伯……是早期客家人出洋开埠故事中的代表。他们心中有一片客家精神沃土，而正是这精神沃土，使得他们无论到了怎样的不毛之地，都能让那里长出嘉禾茂卉。

    
二

    
    沿着客家民系的血脉走进历史，因离乱，走野岭；因谋生，趟烟波，一代一代，迁徙颠簸，漫长岁月，刻下了“漂泊”两字。祖籍梅州的华侨离乡背井，别妻离子，远涉重洋到他乡异域去谋生，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因政治避难，有因谋求生计，有因“卖猪仔”出洋，有因“水客”引带出洋，有因婚配出洋，有因继承产业，有因求学出洋。以往，限于条件，大都靠水路，有取道梅江、韩江水路直达汕头海港，再由汕头海港乘木船、舢板、帆船等交通工具，随风漂流到哪里就到哪里上岸，定居谋生。也有部分由珠江水域出洋，更有少数从陆路步行，经数月从广西、云南边境，进入印支半岛各国。至目前，梅州市籍的华侨、华人人口约300多万人，分布于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各国居多。
    
    移居海外的梅州华侨，在700余年的历史里，秉承着勤奋、俭朴、勇敢的客家精神，背井离乡，历尽艰难险阻，站稳了脚跟，并生存和发展起来。正因为祖辈们有着在内陆崇山峻岭中的苦难生活和种种磨炼，使得他们能从容应付一切横逆与不测，迁徙而来，漂泊而去，驾舟闯海，开疆辟地，体现出客家人那种特立卓行的气概，血缘一脉，薪火相传，时时地地都凝结了这个汉民系恪守的人文传统与理想憧憬。他们一方面与当地人民一道开发资源，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共同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另一方面，他们身居海外，心系祖国，情系故土，积极支持祖国的革命和建设。同时在促进中外关系方面，他们是经济和文化的使者，把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传播于当地民族，对侨居地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强烈的推动力。在长期的双向交流中，他们也把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带回故乡，有的已演变成客家文化的组成部分。
    
    一桩桩、一件件，都镌刻在华侨史册的“大事记”里：
    
    鸦片战争后，清廷经济衰败，大埔籍的印尼华侨张弼士率先回国投资兴建企业。他支持兴办粤汉铁路、广三铁路，创办烟台张裕酿酒公司，酿造出“金奖白兰地”和“味美思”等名酒，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用科学方法酿制优质葡萄酒的途径。1910年起，他又先后在广州创办省城亚通机器制造厂、雷州机械火犁厂等，开创了海外华侨在内陆投资的先河。1906年，梅县籍的印尼华侨张榕轩、张耀轩投资修建潮汕铁路，这是中国第一条纯商办铁路。1941年，梅县籍的印尼华侨丘元荣独资创办梅县华侨玻璃厂。早期华侨投资兴建的实业还有梅县正中机械修理厂、光耀电灯公司、火柴厂等。
    
    辛亥革命时期，有众多的华侨捐款捐物给“兴中会”、“同盟会”，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平远籍马来亚华侨姚德胜捐出巨资，孙中山给他颁发一等“嘉禾勋章”。梅县籍印尼华侨谢逸桥、谢良牧兄弟，倾尽海外家财支持孙中山的革命，革命胜利后，孙中山还亲自到松口探望谢氏兄弟，为其题词以示嘉奖。梅县籍的印尼华侨梁密庵鼎力支持辛亥革命，获得孙中山颁发“旌义状”。还有梅州籍的归侨饶辅廷、陈敬岳、温生才、罗福星、周增、陈文褒、林修明等人，弃业从戎，投身辛亥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
    
    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南亚的梅州籍华侨，纷纷成立抗日救国团体，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和募捐经费活动。此外，不少华侨返国从戎，奔赴前线杀敌。梅县归侨周辉甫，1931年“1·28”淞沪抗战爆发后，在上海组织华侨义勇军大刀队，活动于淞沪一带，建功良多。
    
    每当祖国和故乡遭受各种自然灾害袭击时，广大华侨及时伸出援助之手。黄河决堤，平远籍华侨姚德胜献巨款，资助清政府救灾。梅州地区历次发生旱涝灾害或天灾人祸，华侨和港澳台同胞闻讯，都热心出钱出力，尽力救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更加激发了广大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的爱国爱乡热情。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捐资、投资，积极支持梅州的各项建设，从硬件到软件都渗透了他们的深情厚谊。据统计，建国后至今，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资助梅州故乡兴建的科教文卫体设施和社会福利事业等累计5000多所（间），捐资人民币总额23亿多元，在梅州兴办“三资”企业1300多家，投资总额为20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4亿美元，还在全国10多个省的大中城市投资兴办了一批实业和捐资公益事业。他们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家乡的腾飞立下了巨大的功勋。
    
    在旅港乡贤曾宪梓、田家炳、余国春、罗焕昌、刘宇新、何冬青、吴炳连、徐琳、梁亮胜、邹锡昌、林光如、姚美良等先生的带动下，振兴梅州教育，改变家乡面貌已成为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识，捐资范围遍布梅州城乡。仅田家炳、曾宪梓捐建的学校楼、馆分别有40多幢，每幢耗资都在50万元以上甚至超千万。很多旅港乡贤都有教育系列工程，如曾宪梓先生在嘉应学院的系列工程及分布于全市的曾宪梓中学系列工程等；田家炳先生在嘉应学院的系列工程及分布于全市各县（市）的田家炳中、小学等，林林总总，不胜枚举。华侨和港澳台同胞为家乡兴学育才，助医建院，振兴文化，发展体育等公益福利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至2004年元宵节，有五批共193位杰出者，被梅州市人民政府授予“荣誉市民”称号。

    
三

    
    一个个风云激荡的岁月，刻写下梅州700余年华侨史。这是一部血泪沧桑，自强不息的奋斗史、创业史。侨务和侨联工作是国家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是祖国密切联系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的桥梁和纽带。改革开放20多年来，梅州市的侨务工作已逐步走向社会化，大侨务的格局初步形成，创造条件，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步伐，努力把梅州这一名闻遐迩的“华侨之乡”建成经济繁荣、社会文明、法制健全、环境优美、文明富庶的新侨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