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文脉，书院载何？

　　潮州文脉，书院载何？

　　3月下旬的一个周六上午，韩山师范学院西区韩山书院三楼传来古琴声，潮州市音乐家协会古琴分会常务副会长马晓虹正在指导韩山书院古琴班的学员。韩江对岸，北阁佛灯景区内，金山书院正在筹建，有望再度与世人见面，在岭南书院系列中填补潮州的一缕书香。

　　江畔的韩文公祠，韩愈手植的那棵橡木已不为所踪，但新生的橡树高大笔直，立于祠前，郁郁葱葱。古代潮州以橡木开花作为士子登科的吉兆，韩愈亦成为潮州与中原文化接轨的重要联系。韩愈走后，慢了中原半拍的潮州开始种下儒家文化的种子，并在之后以一座座书院、精舍为载体，培养中华文化血脉之中的士子精神与文人风骨。

　　采写：肖燕菁

　　发端

　　潮二书院他郡所无

　　韩愈因忧心社稷、秉笔直言获罪被贬至潮州，刺潮八月即走，此后再蒙圣恩，“为朝散大夫、守国子监祭酒，复赐金紫”。但朝代更迭不可变，江山易主难追回。唐末，风雨飘摇，兵荒马乱，官学废弛，南唐当权者在升元四年(公元940年)将白鹿洞学馆办成国学(国庠)，为官办书院雏形。同时，离乱中的士人自发办学，五代时期的书院被钱穆先生喻为“黑暗中的一线光明”，在乱世之中保留书院复兴学术的实力，“必大兴于后世”。

　　韩愈离开潮州后，中原霸主几经转移，但潮州山水却终姓韩。南宋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潮州知州王涤在城南见昌黎伯庙，祀韩文公。此后，历代之州知府续修韩庙，供奉韩愈。

　　书院发端于唐，兴于宋，南宋理宗时起，书院制度在全国普遍实施。南宋淳祐三年(公元1243年)，郡守郑良臣在韩庙故地建书院，“外敞二门，讲堂中峙，匾曰城南书庄。后有堂匾曰泰山北斗，公之祠在焉，旁立天水先生赵德像。”潮州文化学者曾楚楠在《拙庵论潮丛稿》中写明，从淳祐三年(公元1243年)到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的韩山书院，皆在城南七里的韩庙旧址。

　　华南理工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硕士黄婉怡在《中国古代书院教育思想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影响》一文中提到，古代书院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即书院和书院领导者所属的学术派别一体化，如宋代理学与书院一体化，明代心学与书院一体化。

　　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在北宋熙宁四年(公元1070年)以广东转运使的身份巡历至潮州，留下《题大巅堂》一诗。南宋淳祐九年(公元1249年)，其后人周梅叟任潮州知州，顺应当时宣扬理学的风潮，在如今潮州古城上水门一带建立元公书院。靠近当时州学的元公书院割用了州学教授办公处所的一半，规模与韩山书院相同。

　　潮州首所书院韩山书院与元公书院皆由地方官倡设，在当时已有州学的情况下作为补充。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文系教授吴榕青认为，南宋理宗之后，各地的官办书院也是另外一种地方官学，学、院并行，互为补充。例如韩山、元公两书院，山长由州学教授兼任，仿照州学模式开展教学管理。《三阳志》对这两所书院的设立如此记载：“潮二书院，他郡所无。文风之盛，亦无所不及也。”

　　除了韩山书院、元公书院，宋元时期的潮州还有地方进士胡申甫私人创办的京山书院以及元代后期官办的得全书院。处于发端阶段的潮州书院未能留下太多记录，但确可印证潮州当时在以科举为目的的州学之外，出现了因人而设、以人为重的书院。

　　兴盛

　　试问岩岩诸学士已闻曾与未闻同

　　游离在官学与民间办学之间，书院的发展规模与文教政策、政治斗争、官学兴衰密切相关。明初朱元璋下令“改天下山长为训导，书院田皆令入官”，这一时期书院沉寂无闻，此后官学日渐腐败，官学与书院错位发展，至嘉靖、万历两朝，名儒讲学的风气渐起，书院“虽世宗力禁，而终不能止”。

　　据云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孔祥龙《明代广东书院研究》一文统计，明代潮州府范围内共有30所书院，书院数量排名广东第三。吴榕青认为，明代潮州书院数目之多，是明代中叶阳明心学在潮州传播的结果。书院在潮州文化的形成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儒学教育，书院的密集出现体现了潮州文化的崇文重教特征。

　　王阳明，继承陆九渊“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同时强调“知行合一”。王阳明广收门徒，宣传他的思想主张，在赣州，闽粤众多士子学生入王门，自此王学流播于岭南。其中，潮籍学子薛侃为王阳明高徒，为王学在粤东的传播起到极大推动，而其载体，即为书院。

　　“晨昏二十四敲钟，声彻前峰并后峰。试问岩岩诸学士，已闻曾与未闻同？”薛侃在《离山书院钟铭》中无不自信地发问：来这里的众位学士，你们听讲前与听讲后境界、感悟可曾一样？

　　在如今的潮安区庵埠镇凤陇村虎尾山麓，可见一个高1.7米、宽3.3米、深7米的岩洞，洞口巨石横刻“中离洞”三个大字，落款“皇明嘉靖五年进士薛侃立”。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薛侃因母亲去世而回到家乡潮州守孝，与其弟、侄依仗天然岩洞在山麓修筑讲学之所，因其“三山并耸，中通外直，又似于离”，遂名“中离山”。

　　“那时，四方学者、乡里百姓都可以来听，文化在学子间传播的同时，又下移到民间。”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文系教授孔令彬介绍。山林秀色中，在潮州就任的外省官员、周边地区的学子儒生，都追随这位王门高徒。据《中离行状》记载，彼时“日与士友讲学不辍。四省同志闻风远来，至不能容，各自架屋以居”。

　　薛侃三次在家乡讲学，第三次在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薛侃因被诽谤而削职回乡，倡建怀慧祠即宗山书院，祭祀王阳明兼聚徒讲学，地方官员又拨款购置院产。《怀慧祠记》中记载，“中为祠堂，作为讲堂，右为经楼、为宴会厅，翼而环之以书舍，萃生徒肄业，可居百人。”

　　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广东考取进士10人，潮州占7人，一时间朝野注目，而其中4名皆为听过薛侃在中离山讲学的士子。既在游学于山野之间，亦求取功名在庙堂，通过书院，儒学本身亦在进行探索。孔令彬认为，从朱熹到王阳明，儒学都直接或者间接地依靠书院得到鲜活的力量进行补充与传承。

　　在潮州，王学的推行还有另外的地域背景。明朝，韩江流域经济依靠海上贸易蓬勃发展，潮州成为区域经济中心，商贾阶层成为潮州社会重要力量。在传统儒家价值体系中处于末流的商贾在王学中找到自我认同与社会归属。王阳明提出，“虽经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认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肯定商人的社会价值。谢海生在《潮汕的春天还会到来吗》一书中认为，薛侃引导王学入潮，在传统科举和文教之外，为大众指出了一条超凡成圣的道路，推动了潮汕的务实精神和重商传统。

　　除中离书院、宗山书院外，玉华书院、南溪精舍等聚徒式书院为潮州浓厚的学术氛围、稳固的学术师友队伍提供了固定的场所，研讨学说、交流学识、推广理论，讨论地方之情况，追求理论之精深。

　　山阴会稽人季本在嘉靖四年被贬至揭阳，在任期间倡建学校，推行乡约，任满离开时，百姓拦路挽留以致车马不能前进。季本曾在中离山游学，写有咏中离山十八景的诗歌，感慨“中离次日藏修地，应做人间胜迹传。”

　　转场

　　长峙海邦标劲节满林秋色入望浓

　　书院繁荣于明，普及于清。对于书院这样一个摇摆于官方与民间之间的存在，多数当权者的态度一直是暧昧不明的。一方面朝廷不倡导设立书院，认为“群聚党徒”，另一方面又鼓励尊崇理学正统的书院。

　　吴榕青介绍，即使是在明代及清代前期，书院仍是“妾身未明”，官方书院，尤其是府(州)、县属的书院，它实际上仍一直在扮演着地方儒学辅助者的角色。在地方志中，我们可以看到官方对书院的态度。一般把“书院”条目置于“学校(儒学)”之下，似乎它的规格比府学稍低，经常列在属县的学校中。

　　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雍正在一道上谕中对书院教育作肯定，并赐前支省城书院的建设。雍正、乾隆以来，省、府、县三级书院体系建构，乡村书院逐渐普及，一个多层次、有等级差别的地方教育网形成。清代中后期，书院成了重要的教育、教学场所，它与地方儒学共同承担着科举准备、筛选职能，在分工上，各有侧重。吴榕青认为，清代中后期的书院在实质性教学方面比儒学更显重要。“民国《潮州志·教育志上》说，地方儒学自明代以后，只是作为春秋释奠、习礼的场所，其授课、讲学及考试等教学活动，主要归由书院承担。如此看来，府、县属书院实在是地方儒学必不可少的配套。”

　　游离于官学外多年，书院终于纳入教育体制中，走上规范化的道路，曾经山野间、家族中群聚讲学的书院逐渐消失。金山书院在朝代尾成为新旧交替的一个快速掠影。

　　同治七年，普宁籍官员方耀担任潮州镇总兵。这一位保守争议的“方大人”在就任期间清办潮州积案数千宗，杀戮近3000人，凡属积案牵连的乡村，都被烧杀焚毁，民间称为“方大人办清乡”。方耀行伍出身，因剿太平军发迹，但在就任期间却格外重视教育，这位铁腕手段的“方大人”拨出相当一笔款项新建书院。英国人辛盛在《潮海关十年报(1882~1891)》中记录：“他(方耀)也预见到，为了保证这一新创立的安全和繁荣局面持久下去，必须对这一地区普遍存在的极度无知与愚昧状况进行启蒙教育工作……他还发起为全地区建立几百所免费教育学校的计划。”据吴榕青统计，潮汕地区直接由方耀拨款或重建的书院达15所，潮属各地绝大部分书院都获得他的丰厚经费资助。

　　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金山书院创建。这座依府署而建的书院成为方耀倾注教育资源的对象。据吴榕青《潮州的书院》一书介绍，来自当时广东文化学术中心广州学海堂的弟子陈维岳、廖廷相、吴道镕、温仲和相继担任该书院的掌教，方耀专门对生员进行培养，在新建的书院中给金山书院所拨最为丰厚，共有澄海、饶平9处，面积约4732亩；还有一批在汕头的行铺、鱼桁等产业，以供书院长远发展。

　　时代之大潮已起，教育资源的倾斜无法让传统书院起到理想的经世致用功能。1894年，嘉应籍进士温仲和担任金山书院掌教，虽是传统士子出身，但对西学秉持温和态度，亲自编写《代数几何算稿》。然而，仅仅是传授算学的温仲和还是受到潮州“小顽固党”的排挤而于1899年底离开书院讲席。

　　清代郑兰枝咏金山古松，写“金山北枕起高峰，万古凝阴一株松”，诗中秋景萧瑟，一如当时的清王朝，“长峙海邦标劲节，满林秋色入望浓”。

　　方耀倾力创办的金山书院残影与温仲和落寞离开的身影交织，成为旧时代书院留给人们最后一瞥。孔令彬认为，书院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使命，但书院一直是儒学道统传承和发展的场所，道统的核心则是中国人的家国情怀。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颁布，清王朝以期借由新学变革教育，其中提出：“中学堂内应附设师范学堂，以造小学堂教习之人才”。同年，金山书院改办潮州中学堂。1903年，韩山书院改为惠潮嘉师范学堂，属于书院的时代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