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12日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纪念日。
在孙中山先生奔走海外、探寻救国道路的历程中，广大华侨始终与他风雨同舟、并肩同行，既是他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与重要参与者，也是“振兴中华”理想的率先响应者。
“华侨为革命之母”已成为最典型的名言之一。据史料记载，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曾在不同场合表达对华侨的赞扬和充分肯定。
1916年9月30日，他在上海欢迎从军华侨大会上发表演讲，赞扬“前时帝制之破坏，华侨实为一最大之力”。
同年，孙中山先生在发给海外会员的一份通告中，规劝他们不可遗忘“此次推翻帝制，各埠华侨，即捐巨资以为军费，而回国效命决死，以为党军模范者”。
1917年4月，他在为《同盟会演义》写序言时宣称：“同盟会之成，多赖海外华侨之力……惟吾深知同盟会中无华侨一部分者，清室无由以覆，民国无由而建也。”
1921年12月，孙中山先生在美利滨分部所落成并开恳亲大会中讲道：“我海外同志，昔与文艰苦相共。或输财以充军实，或奋袂而杀国贼，其对革命之奋斗，历十余年如一日。故革命史上，无不有‘华侨’二字，以长留于国人之脑海。”
孙中山先生最后一次强调华侨的重要贡献，是在1923年10月15日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上演说：“华侨的思想开通较早，明白本党的主义在先，所以他们革命也是在先，每次起革命都是得海外同志的力量。”
从革命思想的传播、革命组织的建立，到革命经费的筹措、武装起义的参与，再到革命胜利后的国家建设，华侨始终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要力量。
19世纪中后期，大批中国人远赴海外谋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海外迁徙。据统计，19世纪40至80年代，先后约有30万契约华工到美国谋生，他们甚至参与了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横贯大陆铁路建设。然而，身处异国的华侨并未因此摆脱歧视与压迫。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要求所有在美华侨(中国移民及劳工)必须进行身份登记，否则将被捕或驱逐出境。1885年，加拿大政府颁布《中国人移民法案》，向华工征收移民人头税。
在海外遭遇的不平等待遇，使许多华侨对祖国积贫积弱有着切身感受，也让他们更加关注中国的前途命运。国家衰弱，海外侨胞便难以挺直腰杆；民族危亡，牵动着每一个身在异乡的中国人的心。
孙中山先生出生在广东侨乡，早年在海外生活、求学和奔走，深切了解华侨的处境，也看到了海外华侨蕴藏的巨大力量。他提出“振兴中华”的理想，迅速得到海外侨胞响应。
救国救民的共同愿望，使孙中山与广大华侨逐渐走到一起。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召集20多名华侨，创立兴中会，并主持制订《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宣言》，第一次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这不仅是他革命事业的重要起点，也是海外华侨参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性开端。
从檀香山到南洋、北美，越来越多华侨加入革命队伍。海外侨社逐渐成为孙中山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筹措革命经费的重要依托。
孙中山先生深知，要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海外华侨社团众多、联系广泛，成为他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依靠。
1894年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继续在海外发展革命力量，推动革命组织建设。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华侨成为其中的重要成员和骨干力量。海外侨社由此成为革命党人联络同志、开展活动的重要阵地。
除了建立新的革命组织，孙中山还积极改造传统华侨社团，将其转化为支持革命的重要力量。
1904年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同年5月，致公堂总堂举行全美致公堂会员重新登记，并重订章程，改组为革命组织。孙中山通过改造致公堂，不仅为革命争取到雄厚的社群力量，更将近代民族国家观念注入传统洪门组织，推动海外侨社从“帮派认同”向“民族国家认同”升级，深刻影响了海外华侨社会的发展走向。
这一过程中，黄三德、司徒美堂等华侨领袖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改造传统社团、团结侨界领袖，孙中山将分散在海外各地的华侨力量凝聚起来，使之成为革命事业的重要组织基础。
思想传播是革命动员的重要一环。1912年4月16日，孙中山在上海《民立报》答词中回顾革命历程时指出：“此次革命事业，数十年间，屡起屡仆，而卒睹成于今日者，实报纸鼓吹之力。”
1900年1月，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日报》在香港创刊，成为中国最早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报纸。1899年至1911年间，孙中山在海外先后创办、改组或支持华侨创办一批中文革命报刊，舆论阵地遍及东亚、南洋与北美。
日本有《国民报》《民报》，新加坡有《图南日报》《中兴日报》，加拿大有《大汉公报》《新民国报》，暹罗有《华暹新报》，缅甸有《光华报》，美国有《大同日报》《少年中国晨报》，马来亚有《光华日报》，菲律宾有《公理报》。
这些报刊相互呼应，向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传播民主共和主张，与保皇舆论展开论战，成为革命党人重要的思想宣传阵地。
1903年12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发表《敬告同乡书》。他在文中申明：“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旗帜鲜明地划清了革命与保皇的界限。
武装革命离不开经费支持。对于远在海外的华侨而言，捐款助饷是参与革命最直接、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1907年10月，孙中山先生在《致邓泽如等告两广革命军战况并嘱筹饷函》中明确指出：“披坚执锐血战千里者，内地同志之责也；合力筹款以济革命者，海外同志之任也。”
在这封信中，他将革命责任分作两端：内地同志披坚执锐、血战千里，海外同志合力筹款、接济革命。他勉励华侨慷慨解囊、迅集巨款，以充扩革命军实力。
从兴中会成立到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多次奔走海外，向华侨宣传革命主张、募集革命经费。广大侨胞积极响应，许多人倾尽积蓄，甚至变卖产业，将个人财富投入革命事业。
正如孙中山在1916年所言，推翻帝制过程中，各埠华侨不仅捐巨资作为军费，还有人回国效命，以实际行动支持革命。华侨的资金支持为武装起义提供了重要保障，也成为革命力量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民国，但民主共和制度并未因此一帆风顺。面对复辟帝制和政治动荡，孙中山继续为维护共和而奔走，广大华侨也再次挺身而出。
救国不仅需要推翻旧制度，也需要建设新国家。
孙中山先生始终关注国家现代化建设，尤其重视航空事业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并提出“航空救国”思想。在这一思想感召下，冯如、谭根等华侨航空先驱积极投身中国近代航空事业。
孙中山先生不仅重视华侨对革命事业的支持，也始终关心他们在海外的生存境遇，将保护侨胞权益视为新生政权的重要职责。
1921年5月，他在《致赵桃之函》中表示：“凡我侨胞直接间接所受政治上之痛苦，罔不洞知。每思专制推翻，民治发达之后，稍尽保护之责，藉纾痛苦之情，耿耿此心，无时或息。……就职以来，凡所措施，咸以发展民治为前提，保护侨胞为职志。”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积极推动保护华侨权益，颁布了《大总统令外交部妥筹禁绝贩卖猪仔及保护华侨办法》等法令，旨在废除人口买卖、保护华侨人身及财产权益并确立人权保障。
1912年3月1日，孙中山颁发旌义状，褒奖革命有功之士、华侨及华侨书报社。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就荷属东印度泗水华侨遭荷兰殖民当局镇压一事进行交涉，迫使荷兰政府接受赔偿、惩凶等条件。
从革命时期华侨对祖国的支持，到新生政权对海外侨胞权益的保护，孙中山对侨务工作的重视，体现了国家与侨胞之间相互支持、彼此依托的关系。
国家统一是孙中山先生毕生的夙愿。
1924年11月24日，他在神户与日本新闻记者谈话时指出：“‘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
在孙中山看来，国家统一关系民族命运和人民福祉。
广大海外侨胞身处海内外交汇的独特位置，始终是反“独”促统的重要力量。他们传承孙中山先生“统一乃国家之根本”的嘱托，坚定捍卫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分裂行径，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发挥着重要作用。
百余年来，孙中山先生的爱国精神和革命理想在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中不断传承，成为凝聚侨心、汇聚侨力的重要精神纽带。
10万英里的铁路系统、100万英里的公路网、三大“如纽约港”世界级大海港、长江三峡建坝……百年前孙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设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奋斗下，已基本变为现实，并在诸多方面实现了历史性超越。
1919年4月15日，孙中山在《复许道生函》中曾展望：“他日此数十万侨胞联袂归来，为宗邦效力，则祖国前途、实业之发展、民权之进步，又岂有限量？惟在诸君努力而已。”他也曾说：“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
这份嘱托贯穿了孙中山先生与海外华侨携手奋斗的历史，也成为广大侨胞投身国家建设的精神动力。
从革命年代到建设时期，广大侨胞始终是中国发展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吸引着广大侨胞以实干担当接续奋斗，共同书写“振兴中华” 的时代篇章。
正如孙中山1924年4月4日在广州石围塘检阅滇军的演说中所言：“革命终有成功之日，中国终有强盛之日。” 这一信念，正由一代代中华儿女和海外侨胞接续化为现实。
在海外，华侨华人以深厚情感将孙中山精神铭刻于唐人街、中国城。手捧书卷、身穿长袍的孙中山铜像庄严矗立，中式牌坊上“天下为公”四字赫然醒目。
百余年来，孙中山始终是凝聚海外华侨的精神符号，传承中山先生爱国精神，共襄民族复兴伟业，共促祖国和平统一，是新时代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使命担当。
参考资料：
1、“大道同行——孙中山先生与华侨专题图片展”
2、“华侨为革命之母” 赞誉之来历与叙述
3、《孙中山全集》
注：部分图片来源于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来源：中国侨网
记者：韩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