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汤念祺

    蒋介石想派唐生明打入汪伪集团，不仅仅是策反，而且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通过日伪，扼制新四军的壮大。

　　唐生明到重庆后，蒋介石亲自接见并请他吃饭，送给他一万元特别费，还将一张他亲自签名的与宋美龄的合影送给唐生明的母亲，临别还特别叮嘱：“你这次去，见到过去认识的人，都可以跟他们说清楚，只要他们做的事对得起国家，于国家有益，将来都可以宽恕的……”

　　戴笠则让唐生明取得信任后，设法掩护上海、南京的军统潜伏组织，这两个地区的军统地工都由唐生明指挥。被捕的地工人员，相应设法营救。同时策反汪伪集团人物，传达蒋介石的宽大政策。更重要的任务是援助军统的特务部队忠义救国军。戴笠尽管一直尽全力发展忠义救国军，但收效不大。而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却逐渐壮大。因而戴笠一再强调唐生明要利用一切手段限制新四军的发展。

　　唐生明先到上海。戴笠已先造舆论，报纸上还登出唐生智反对唐生明投敌，并脱离关系的声明。唐生明到南京后，果然受到汪精卫的欢迎，任命他为汪伪军事会员会委员、清乡委员会军务处长、苏州办事处副处长等职。

　　唐生明站稳脚跟后，在家里架设了电台。与沦陷区军统组织和南京军统局建立了联系。戴笠将有关新四军的情报，通过唐生明转交日伪特务机关，再由日伪和救国军配合，共同打击新四军。这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借日伪之手消灭新四军。同时，唐生明还与汪伪集团的大汉奸拉拢策反，传达蒋介石的“宽大政策”。

　　戴笠还亲自派军统特务去南京，策反汪伪海军部长、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苏浙皖绥靖军总司令任援道，策反成功后，戴笠后派专人与任援道联系，建立了电台、密码，与重庆军统局本部直通，获得了有关日本海军和沦陷区的不少情报。唐生明是个福将，一直活到解放后，在人民政府安排下度过了晚年。

　　珍珠港事变后，戴笠更大规模开始策反汉奸要员和伪军将领的工作，主要采取待机过来的战略，从而积蓄在沦陷区的潜在力量。

　　戴笠在这方面有一定的政治头脑，他看到蒋介石关于控制敌后地区的指示并不能成功，原因是军统掌握的特务武装部队，不足以与日伪军和八路军、新四军抗衡。还只能依靠汉奸武装，将其策反控制，将来一可扼制共产党武装的发展，二可以在胜利后捷足先登，抢占地盘。

　　戴笠的这一着棋很有远见，在抗战胜利后，正是大批汉奸武装，在军统的指挥下，摇身一变变成反正“国军”，抢占地盘。据统计，抗战胜利前，由戴笠策反等待“反正”的汉奸武装已达百万人之多。

　　戴笠还有一件成功的策反，是将周佛海控制到手。

　　周佛海早年信仰马克思主义，参加创建中共并出席中共“一大”。后来脱党，投靠蒋介石，成为反共理论专家。后又叛蒋当了汉奸。戴笠看准周佛海善于投机使舵。日本在太平洋战争逐渐失利，趁此机会，戴笠开始对周佛海进行拉拢。

　　首先，他采取了唐生明的建议，软禁了周佛海的母亲、妹妹、岳父、岳母等6人，作为筹码。戴笠觉得，周佛海在南京伪政权中举足轻重，集党务、行政、经济、外交、军事、特工、警察、财税大权于一身(周佛海兼职极多，计有汪伪政委会常委兼秘书长，伪中央执委、军委会副委员长、财务部长、行政副院长、警政部长、税警总团长、中央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上海市市长、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控制了周佛海，也就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汪伪政府的活动。

　　果然，通过扣留家属，周佛海觉得累及家人，十分伤心。他看到风向，认为德日法西斯败局已定，也早有弃汪投蒋之意。周佛海开始利用权力，释放被捕的军统特工。双方已达成默契。

　　1942年，戴笠派遣军统重要骨干徐肇明、杜伯威打入周佛海的“禁卫军”税警总团，周佛海明知底细，却装聋作哑，还将二人委以重任。后来，周佛海以黄埔教官的身份接见徐、杜二人(二人均为黄埔六期生)，彻底向二人交底，表示要“付出最大努力”，为蒋介石效力。徐、杜二人后将周的交底报告戴笠。

　　1943年2月，周佛海派释放出的军统地工程克祥(即淞沪抗战中由章乃器介绍给戴笠的大学生，后参加军统)携他的亲笔信到重庆，交给戴笠以表明心迹，并请转交蒋介石。

　　戴笠将周的信交蒋介石，向蒋介石建议可以给周佛海以某种许诺，以便利用。因为周佛海也很谨慎，没有蒋介石的承诺保证，他也不会贸然行事。蒋介石经过考虑，同意写信承诺，以便周佛海彻底反正。蒋介石信的内容是：君有悔过之意，甚佳。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于今后君之前途，将予以可靠安排，望勿忘。

　　这封信，蒋介石没有署名字，只签了“知名不具”四个字。蒋介石也很机警，以他的身份，不应该给这样的大汉奸写信具名，所以不署真名。但周佛海过去多年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熟悉蒋介石的笔迹，故不会怀疑伪造。他也了解蒋介石的性格，知道“知名不具”正体现了蒋介石的谨慎小心。

　　戴笠拿到蒋介石的亲笔信后，又经过研究，将程克祥破格提升为军统南京区区长，唯一任务就是与周佛海联系，并负责对周加以监视。另成立南京站，借助周佛海的关系重新获取情报，并监视控制南京区，同时负责对汪伪军界上层人物策反。站长由军统骨干周镐担任。

　　戴笠对南京地区潜伏组织一直耿耿于怀。1937年，戴笠任命特务处一科科长钱新民为南京潜伏区区长。12月13日南京沦落，钱新民经受不过日特威逼利诱，带全区潜伏人员名单投降，致使整个潜伏区组织几乎被摧毁殆尽。这是军统第一个高级干部投敌，也使得戴笠在蒋介石面前无法自圆其说(戴笠一直认为钱忠实可靠，还在蒋介石面前替钱新民大加吹嘘)。

　　1941年，军统上海潜伏区开会，被内奸告密暴露。区长陈恭澍将上海区地工人员130余人全部交出，军统潜伏在南京的地工也被捕获。

　　戴笠一直念念不忘，记恨忧心，这次他就要重新恢复已中断6年之久的南京潜伏区。

　　戴笠将蒋介石的亲笔信及周佛海母亲、岳父等人的照片交程克祥转周佛海。程与周镐带领工作人员经四川到安徽，由周佛海派其内弟、伪财政部总务司长，委托伪财政部警士队队长杨叔丹，专程接程、周一行，护送到南京。

　　周佛海见到蒋介石的亲笔信，始下决心。他按带来的意见，安排程克祥在财政部任专员，建立南京区，戴笠为程配备了文书、译电、报务员各一人。戴笠并不太信任程克祥，早已密令文书和译电员监视程，又令报务员监视文书和译电员。报务员另用电台专用密本随时向局本部报告情况。戴笠用这种连环监视以达到层层控制的目地，可见他的煞费苦心。

　　周镐则被周佛海安插在伪军委会军事司第六科任少将科长，掌握了军委会的运输事务。在周佛海的掩护下，周镐迅速建立起了南京站，还发展了8个潜伏组，他所执行戴笠的任务除恢复南京站以外，还有监视周佛海、程克祥及策反军界上层人物。不久，就吸收伪财政部警士队队长杨叔丹参加军统，另策反伪军委会参谋次长张恒、常务次长祝晴川等，在伪军委会内大搞特工情报活动。此后，有关汪伪南京、上海地区的大量情报开始发往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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