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华侨的仗剑人生：创造数个击剑史“第一”(图)

　　在北京大学的击剑课上，陶金汉教练的认真劲儿是出了名的。

　　虽然面对的是业余练剑的年轻人，陶金汉对弟子的要求并未降低丝毫。已近耄耋之年的他不仅亲身示范，拿自己当“靶子”，还曾因技术动作和学生争执起来。

　　陶金汉说：“我这人比较外向，就是特别愿意跟学生一块儿聊。”

　　同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一样，陶金汉也是在这样的年纪接触击剑运动。18岁离开印尼回到祖国，60多年的光阴里，这位老华侨和击剑的缘分始终未断，而身上的这股认真劲也延续至今。

　　创造历史

　　在陶金汉家的客厅里，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摆放在陈列柜顶层，格外显眼。

　　照片上，戴着眼镜、胸挂金牌、站在最高领奖台的就是31岁的陶金汉。1966年，他代表中国击剑队参加在柬埔寨举行首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一举拿下男子佩剑冠军和花剑季军。

　　“这是中国击剑运动员第一次出国参加比赛。”陶金汉说。如今，他仍珍藏着这两枚具有历史意义的奖牌。向记者展示过后，他小心地把奖牌摆进盒子。虽然奖牌表面已略显斑驳，但沉甸甸的分量依旧。

　　“我总盼望着能有机会参加国际比赛，去搏一搏。”在陶金汉的记忆中，1948年伦敦奥运会上各国体育健儿的飒爽风采，让他种下了参加世界大赛的梦想。1956年进入北京体育学院后，他把这份热情倾注到了训练场上，暑假不能回家，便留在训练场独自击靶；即便毕业后留校任教，仍保持着不俗的竞技状态。

　　中国击剑史上的数个“第一”，都有陶金汉的贡献。尤其是中国击剑队首次参加世锦赛的历程，亦和陶金汉的“认真”分不开。

　　1973年，陶金汉在《参考消息》上读到击剑世锦赛将在瑞典召开的消息。当时，国家体委正在为恢复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开展工作，而其中一项条件就是必须成为国际奥委会下属5个单项协会的成员。

　　陶金汉感到，这将是中国加入国际击剑联合会并参加世锦赛的好机会，他随即致信体委领导，并作为观察团成员前往瑞典，与时任国际击剑联合会主席皮埃尔·费里见面，促成了中国剑协“入会”。第二年，陶金汉作为教练兼队员代表中国击剑队首次参加世锦赛，书写了中国击剑的新历史。

　　一生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出生在印尼的陶金汉就动了回中国读书的念头。

　　1953年，他和姐姐获得父亲准许起程回国。此前，由于家人的反对，来了倔劲儿的陶金汉甚至想过，干脆“偷偷地溜回去”。

　　轮船从印尼苏拉威西岛出发，载着近千人的乡情，驶往新中国。13天后轮船抵达广州，刚刚成年的陶金汉第一次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陶金汉还记得，在北京暂住期间，大家挤住在食堂里的场景。“但当时根本没有考虑到生活条件问题”，他回忆道，“感情和心情是不一样的，回来没多久，我还胖了不少。”

　　或许是缘分。当陶金汉带着自己的体育梦回到祖国，中国的击剑事业也拉开了帷幕。1953年，北京师范学院体育系学生在第一届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上进行击剑表演，击剑运动首次进入中国大众的视野。

　　从武汉高中毕业后，陶金汉考入了北京体育学院，却在专业选择上犯了难——足球和击剑教练都想将他“收入麾下”。在印尼念书时，陶金汉就曾在当地的一家俱乐部踢球；而《佐罗》电影的风靡，又让他对惩恶扬善的剑客产生了崇拜与渴慕。

　　再三思索，陶金汉认为足球训练带给自己的战术意识、开阔视野和自信心能帮助自己在击剑项目上取得好成绩，于是走上了“剑客之路”。

　　“我始终庆幸自己的正确决断”，陶金汉说。而这，也是他一生的选择。

　　书写人生

　　采访间隙，陶金汉接到了好几个老教练、老队友的电话。

　　1975年，陶金汉成为中国第一批击剑国际级裁判，逐步把工作的重心放到了教学和赛事组织等工作上。1989年，他帮助印尼击剑队进行教练培训，这是他50多年来第一次返回印尼。

　　如今，同陶金汉一样的新中国第一代击剑人，仍有不少活跃在体育界，关注着击剑运动的发展。当栾菊杰、叶冲、王海滨、仲满、雷声等一代又一代剑手在世界赛场上为中国挑落金牌的时候，这些元老们已经逐渐退到幕后，成为中国击剑史上不可磨灭的注脚。

　　2004年，陶金汉毛遂自荐，主动找到北京大学，打算开一门击剑选修课。“本来打算召50多个学生，没想到有一百七八十人报名。”

　　学生的热情出乎意料，也让陶金汉备感欣慰。“我就是喜欢击剑，想把这项运动传承下去，让更多的学生喜欢击剑。”仅仅4年多的时间，就有1000多名学生走进了陶金汉的击剑课堂，甚至有学生在毕业后从事起击剑培训工作。

　　如今，击剑已成为一项颇受欢迎的健身运动，击剑俱乐部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但相对而言，击剑仍属于高消费的“奢侈运动”。由此观之，陶金汉对击剑的执著、对年轻人的无私投入更难能可贵。闲不住的陶金汉，继续书写着自己“扬眉剑出鞘”的仗剑人生。(刘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