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华侨博物馆征集文物 “以新换旧”也是蛮拼的

　　14日，致公党广州市委员会在省华侨博物馆展出近300件华侨文物，这些浓缩了海外华人创业生活状态的物品令人感慨不已，几乎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一段故事。据了解，去年致公党广州市委员会向社会征集的3352件(张)华侨文物，将全部捐给筹建中的广州华侨博物馆。

　　80多岁华侨半个世纪时刻想着回老家

　　据了解，这近300件文物是致公党广州市委在去年征集所得，征集对象是海外华侨华人以及归国华侨群体。

　　2014年，致公党广州市委发动归侨党员与其他归侨捐赠华侨文物319件，发动海外侨胞捐赠3033件(张)，海内外总计捐赠3352件(张)。14日，这些文物集成“记住乡愁：致公党华侨文物征集成果展”展出，因场地所限，只能展出300件左右。

　　记者在一个玻璃展柜中看到陈园龄、陈园仙姐妹两人捐赠的印尼胜家牌缝纫机，这台使用了几十年的缝纫机背后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原来陈园龄、陈园仙姐妹从小与家人在印尼生活，后来几经周折回到祖国，而亲生弟弟至今还在异国他乡。回国时，姐妹俩带着这台缝纫机回到广州。

　　在回忆那段辛酸经历时，陈园龄不时落泪，但她们对回国的选择并不后悔，现在姐妹两人已经退休，对国内的生活感到知足，而这台缝纫机则代表着对远在他乡的弟弟的思念。

　　记者也从一些文物中了解到，早年归国的华侨大都投入到建设祖国的行列中。致公党广州市委会的归侨党员主要来自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绝大部分为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归侨。

　　致公党广州市委会副主委岳朝阳介绍，这批归国华侨知识层次较高，有技术专长，回国后为广州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其中，致公党广州市委会原主委傅汉洵是印度尼西亚归侨，他把印尼的羽毛球技术带回国内，为广州培养了6名羽毛球世界冠军。谢英坤1949年从印尼回国，1954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汽轮机的设计研发工作，曾亲身参与几代军舰的设计和装配工作。

　　记者了解到去年征集到的海外华人华侨文物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证件和书信资料，这些资料的背后有的是令人心酸的真实经历。

　　在一个展柜里，有一位叫关校元的华侨捐献的飞古巴机票，一张入境打预防针证明，同时还有一张航空公司的卡片。这位关校元华侨祖籍广东新会，今年有80多岁，上世纪50年代到古巴谋生。起飞前，他向航空公司要了一张卡片，留着航空公司的地址与电话。

　　文物征集人员陈健洪告诉记者，关校元捐出的机票、预防证明和卡片叠得整整齐齐，这位老华侨在时刻准备着回家。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因为各种历史原因，他一直没有回来。

　　记者还看到，在关校元捐出的物品中还有一个藤包里，里面有一套折叠得工工整整的中山装，这是他当年到古巴所穿的衣服，衣服底下还有一盒驱风油，那是他当时担心晕机而特意买的药品。

　　“以新换旧”征集物品也是蛮拼的

　　为了征集华侨文物，2014年，致公党广州市委用了近一年时间到国内外华侨群体中宣传广州筹建广州市华侨博物馆。岳朝阳介绍，去年10月份，数名致公党广州市委会党员从古巴带来5大箱子物品，大大丰富了华侨文物征集成果。

　　致公党广州市委番禺分部党员陈健洪为此在古巴住了一个月时间，足迹遍及古巴14个省和一个岛，几乎走遍了古巴全国300多位华侨家庭。

　　陈健洪告诉记者，一开始他向华侨征集物品时便碰壁。原来，早在几年前，有人打出为博物馆征集文物旗号，曾经到古巴征集过展品，当时在古巴华侨家里搜集了好多东西，甚至有些东西是华侨不大愿意捐出来的，也被他强行“捐”走，这一行为给当地华侨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所以陈健洪一到古巴宣传广州华侨博物馆展品的征集，当地华侨都不太支持。

　　幸运的是，陈健洪的舅舅——华侨陈细九在古巴华侨中声望极高，陈健洪向舅舅求助。陈细九详细听取了广州华侨博物馆的筹建经历后，吩咐谢戈德阿维拉分部所有会馆全部向陈健洪开放，由陈健洪挑选有展览价值的展品。

　　“我的原则是，能够让我拿走的我就拿走，无法直接捐给我们的，那我可以拍成照片，或者扫描留底。经过一番的辛苦搜寻，在我舅父分部的会馆中还是找到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此外，当地华侨在我舅父的号召下，也大力支持帮助我搜寻文物资料，当天就搜集了许多资料，比如护照、古书、以前那些银行汇单、中华会馆的会员证、香港银行的汇票等等，这次行动也为我在古巴征集文物找到一个切入口。”陈健洪介绍说。

　　陈健洪在收集文物中发现一台民国时期德国产的打字机，一打听，这台“老爷机”还在使用。为了征集这部打字机，致公党广州市委会购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台打印机，换回了这台古老的打字机。

　　陈健洪告诉记者，古巴有1个洪门总部和4个分部，其办公室大多年久失修，由于没有资金更新，使用的电器和物品都有几十年历史。陈健洪便通过“以新换旧”的方式把这些有一定历史价值的物品换回来，比如要换回一台吊扇，致公党广州市委会便出资给对方购买几台新风扇。

　　■特写

　　华人华侨在古巴：

　　乡音已改 乡愁不变

　　致公党广州市委会本次征集的华侨文物中，超过八成来自于几千里之外的西班牙语国家——古巴。

　　古巴曾经是华人的重要集聚地，早在1847年，首批中国移民206人从厦门来到古巴首都哈瓦那，这批移民是被人贩子当作“猪仔”骗卖到古巴。短短30年时间里，到1874年，华工在古巴的人数达到10万人以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华工们陆续摆脱“苦力”身份，开始在古巴经营餐馆、杂货店和其他行业。

　　华人为古巴的繁荣和发展洒下了血汗。19世纪古巴两次独立战争中，华工踊跃参加起义军，在战场上舍生忘死。哈瓦那海滨大道附近的广场上，至今矗立着一个纪念旅古华侨协助古巴独立战争的8米高大理石纪念碑。碑上用西班牙文刻着古巴著名的爱国者和诗人盖萨达的名言：“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逃兵，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叛徒”。

　　随着历史的变迁，老一辈华侨逐渐老去，而新移民又很少，目前古巴华人只有300人左右是在中国本土出生的，他们的年龄大多在75岁到80岁之间。在古巴的关塔那摩(当地华侨称为“云丹”)，目前能讲汉语的华人华侨只有7人，其他的在几十年的生活工作中，乡音已改，忘记了汉语，只会讲西班牙语，而华侨二代则更是如此，他们已经完全融入到古巴社会中去。

　　乡音虽改，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乡愁则不变。

　　致公党广东省委会联络处原副处长刘丽萍在古巴征集文物时，便深刻地感受到了古巴处处有中国元素。古巴一位做外贸的负责人告诉她：古巴现在的人口是1100万，每个家庭都有1件以上电器或者用品是中国制造的。有一次，刘丽萍等人租车去拜访关塔那摩分部，因为不熟路，便停车问两位巡警。两位巡警热情地说：“China，跟我来！”就这样，他们开着摩托在前面带路，一直把刘丽萍等人带到关塔那摩分部。

　　刘丽萍在古巴谢戈徳阿维拉分部惊讶地看到一个醒狮团，舞着金黄色狮子参加当地的文化艺术节，舞狮者大多是古巴本土青年。在这个分部还有中文补习班，每周六下午上课，有许多黑人青年也来上课。

　　谢戈徳阿维拉分部主席陈细九祖籍广州番禺，现年63岁，至今还拥有中国国籍。他退休前是古巴的公务员、农业专家。陈细九8岁随父亲到古巴，从哈瓦那大学毕业后，在政府农业部门工作，从事农业生产的研究和管理，与当地政府关系密切。

　　由于古巴政府对所有的社团(华侨华人社团最多)都采取了一些扶持政策，如允许社团开餐厅。2000年，陈细九便在谢戈徳阿维拉分部办起了对外开放的餐厅，由于经营有方，生意非常好。卖酒的小卖部更是热闹非凡，节日期间，还必须增设一个窗口营业。

　　几年下来，分部积蓄了一大笔钱，把会馆装修一新。分部二楼设有小图书室，也是会客室兼会议室，整栋楼的摆设都显示出浓厚的中国特色，如挂着大红灯笼、龙凤呈祥、佛山小宫灯，摆着石狮、石塔，还有大使馆送的一套十几幅的中国风情镜框，看起来喜气洋洋。

　　尽管老华侨不忘乡愁，刘丽萍在古巴也看到一些令人遗憾的事情。刘丽萍看到，古巴唯一的中文报纸《光华报》办报环境极为困难。

　　这份有80年历史的报纸每2个星期出版一次，向华侨华人传递祖国信息，深受欢迎。现任总编辑是古巴中华会馆的财务赵肇商，一人身兼报社的全部工作，写、编、印都是他。报社的印刷设备是一台有100多年历史的印刷设备，由于太过陈旧，印出来的报纸效果非常模糊，由于缺乏经费，也无力更换设备。

　　刘丽萍建议，有关部门应该对《光华报》予以挽救和扶持，特别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丝一带”战略下，加强华侨与祖国的联系。刘丽萍认为，可以在征得同意下，送一套现代化的办报设备给《光华报》，再资助一些经费，然后把现用的印刷设备换回来，交由华侨博物馆收藏。（马喜生 穗致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