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部论述海外潮人通史《潮汕华侨史》将出版

　　汕头是著名的侨乡，素有“海内一潮汕，海外一潮汕”的说法。以往说起潮汕华侨，往往会提起“侨批”“红头船”“过番”“南洋”等关键词，以及一些著名的侨领、海外潮人回馈家乡的故事。但是对于潮汕华侨的整个历史，除部分潮学研究者外，很少有人能够说明白。

　　鉴于这一情况，广东历史学会常务理事、韩山师范学院客座副教授李宏新根据多年的研究成果，撰修出43万字的《潮汕华侨史》，近期即将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首部系统、连贯、全面论述海外潮人史迹的通史，其中有着许多之前不为外界所知或是与以往认知相反的历史。

　　提法

　　海外潮人数量或没有想象中多

　　“海内一潮汕，海外一潮汕”通常的理解是潮汕华侨人口众多，在海外的华侨人数与潮汕本地数量相当。“在这里，‘华侨’是指新中国成立前在海外的中国人。新中国成立后涉及到国籍问题，所以我把时间下限放在1949年。同时，这也符合所谓‘隔代修史’的惯例。”李宏新说：“目前海外潮人的具体数量，需视乎‘华侨’、‘潮人’等概念而定。目前海外潮人可能并没有大家想象上的那么多。”

　　现在学界常用的潮汕人口出南洋的资料，一般引用自饶宗颐总纂、林德侯分纂的《潮州志·户口志》中记载。不少人根据这个进出人数进行相减取差，得出“潮汕每年有多少人在海外生活”的数据。但是李宏新在梳理时发现，饶宗颐的这份表格来源是潮海关的原始档案。2013年着手创作时，他便发现历史上的潮海关原始档案中数据记载的单位是“人次”而非“人数”。

　　“现在没办法得知潮汕华侨的具体人数。因为人次可以是重复出现的，有可能造成重复计算。”李宏新说。根据他的估算，新中国成立前，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的海外潮人人数约为400万人，这与以往认知存在差异。

　　“前辈学者的若干疏漏，许多是由于当时所能见的素材较少等原因而造成的，因此，即使是权威亦难免会出错，而后来者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指正谬误，是正常的。”李宏新说。

　　李宏新编撰《潮汕华侨史》时，除了对若干错误观点做出修正外，还依据科学考古结论及原始材料等，开创性地梳理出不少潮汕与海外相关的“第一次”。比如，潮汕地区开始有较明显的实物输出迹象，约在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00年；正史记载潮汕存在大型船队集结的时间在公元前112年；潮汕参与海上丝绸之路活动的最早实证在西汉中期至东汉、潮汕通商海外的开始最晚发生在610年；宋代便有外商到达并经常性往来潮汕通商等记录。

　　分析

　　潮汕华侨共有5大特点

　　谈起潮侨，李宏新认为这个群体在华侨史研究领域可谓“举足轻重”。

　　“中国学术界对华侨华人问题的关注始于清末，一开始便涉及到海外潮人，海外潮人在中国华侨华人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李宏新说。

　　无论是被视为中国华侨研究开端——梁启超的《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还是第一部有关华侨史的专门著作、羲皇正胤的《南洋华侨史略》，涉及到潮汕华侨的篇幅，都占广东籍各属华侨之首。到了20世纪30年代华侨史研究达到高峰时，像李长傅的《中国殖民史》及陈达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均把潮汕列为重要地区，后者更是直接以澄海樟林为研究对象之一开展比较。

　　李宏新认为，潮汕华侨共有5个特点：人数多、出洋早、事例突出、意义深远、文化输出强劲。

　　“人数多，指的是华侨以广东、福建两省为主，而潮汕籍在广东籍中占有较大比重。出洋早是根据正史与考古发现得出的，据《广东省志·海洋与海岛志》称：‘(南澳)该岛上已发现距今7000—8000年前的古文化遗址，其中有广东最早的夹砂粗陶和小石器，表明那时广东的原始居民已相对定居(不一定长期)在该岛了。’隋代潮汕地区已在台澎近海有了贸易活动，到唐代更是形成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李宏新说，“事例突出体现在以林道乾、林凤为首的海商集团批量移民，郑昭暹罗称王以及大米贸易引起的中国大规模移民潮，20世纪50年代汕头港成‘卖猪仔’出洋集中地，近现代潮籍富商巨贾在南洋崛起、形成海外潮商群体等都是华侨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

　　“‘陈稜自义安泛海击流求’一事被广泛用于证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郑王日’成为泰国官方节假日等都是意义深远的体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强劲的文化输出，东南亚的不少建筑风格、生活习惯都是随着华侨走向海外。”李宏新说，更深刻打上“潮汕”烙印的，还有如潮汕的中元节胜会在海外多地成为隆重盛会，香港官方更以“香港潮人盂兰胜会”名义获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李宏新介绍说，其他如创自潮汕本土的“德教”已成为新兴世界性宗教，潮汕善堂文化流入东南亚后又辗转走向全球。”

　　写史

　　客观记录中亮明观点

　　“《潮汕华侨史》中基本是根据史料客观中立地记录梳理，对事件及人物的褒贬没有展开过多分析，像林道乾等人，之前多被称为‘海盗’，不过我用了‘海上商贸武装集团’这个比较客观的说法。但是有两处地方我亮明了观点，都是涉及到民生的。”李宏新说。

　　一处是关于邱辉。这位清朝盘踞达濠的海盗被李宏新以“惨毒”形容。因为邱辉曾经投靠郑成功，所以有“邱辉跟随郑成功收复台湾，是民族英雄”的声音，甚至有为其树碑的提议。经考证，郑成功收复台湾时邱辉尚未投靠，反而在郑成功收复台湾前后向其贩卖妇女(多为潮汕籍)，这在本地方志有所记载，而台湾方面材料则记载邱辉掳掠行为令台湾“家室日隆”，坐实了这个说法。更为惨毒的是，邱辉在准备投靠台湾时，席卷了整个达濠埠人口，男子青壮充军，老弱无力者杀害，妇女带走，甚至临走前还到惠来再次掳掠妇幼。李宏新参考数十种资料，对比了潮汕史上所有相关事件，遂下此判词。

　　另一处同为清朝，康熙年间为收复台湾，使台湾得不到大陆物资而在沿海实行迁界、禁海政策，沿海居民被迫往内陆迁徙数十公里，因为时间紧迫，造成了不少人家流离失所，当时广东学者屈大均便称“惨状古所未有”。但是在迁界、禁海这一政策结束之前，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等已经沥血上“遗书”，直言人民已经难以为继，希望朝廷开放政策让他们返回故土，甚至有了“开禁令”未至而不顾前途，私自下令局部开禁的举动。这些载于古文献的事迹，虽不是单独涉及潮汕，但也与潮汕地区无不关系。“当时这样肯冒险为民请愿的官员是值得纪念的。”李宏新说。(许端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