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侨商张弼士故居 寻“张裕神话”踪迹
【关键词】
张弼士(1841-1916)，家名肇燮，又名振勋，大埔县西河镇黄堂乡车轮坪村(今车龙村)人。18岁下南洋谋生，创立实业，成为当时的南洋首富。清光绪年间，曾任槟榔屿副领事、新加坡总领事，光绪二十九年获授太仆侍卿、光禄大夫。至民国初年，又被委任为总统府顾问、工商部高等顾问、南洋宣慰使、立法会议员、参政院参政、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等职务。1916年9月12日，因心绞痛病发逝世于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享年76岁。后由巴达维亚移柩回大埔安葬，途经新加坡、香港，荷英政府都下半旗志哀。张弼士既是商界大亨，更是著名的爱国侨领，他艰苦创业、实业兴邦的民族精神和“生为中华民族，当效力于中华民众”的爱国思想一直受到人们的称赞。
【问迹寻踪】
“美酒荣获金奖，飘香万国；怪杰赢得人心，流芳千古。”张裕葡萄酒享誉全球，百年前，其创始人张弼士从海外回到祖国创立实业的壮举，成就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的一段佳话。盛夏时节，记者一行前往张弼士故乡大埔县西河镇车龙村，探访其故居光禄第，看百年老屋沧桑，寻“张裕神话”踪迹。
光禄大夫第 巨商围龙屋
离村口还很远，便看到一座高大的门楼，写着“张弼士故居旅游景区”。在车龙村下车远眺，10来座客家古民居连成一片，古香古色。而其中最为壮观显眼的，便是端居一片绿野中央的光禄第。
光禄第是一座三堂四横一围的围龙屋，屋内有18个厅、13个天井、99个房间，建筑面积4180平方米，加上前后花园、码头等附属建筑，总占地近千亩。踩着布满岁月磨痕的青石板，走入“荫远流长”横匾下的外墙门，记者一行便正式进入了这座百年老宅。门板斑驳的大门上方石匾上，“光禄第”三个大字赫然映入眼帘。“光禄第”其名取自张弼士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觐见光绪皇帝时获授的正一品官衔“光禄大夫”，而这一匾额字迹是否出自清末重臣李鸿章之手，则仍待考究(李于1901年病逝)。
关于光禄第的兴建时间，普遍认为是1908年，历经7年至1915年落成。然而细看宅院门墙壁画，内大门壁画落款时间为“丁未夏”(1907年)，外大门上的壁画落款时间则为“己酉年”(1909年)。据此推算，起码光禄第的主体部分应在民国之前已经完工。
光禄第主屋为三进院落，屋内石柱或方、或圆、或菱形，风格各异。尤其是中厅两侧的4根圆形石柱基座，上为莲花瓣，中间菱形，下为四角形，设计独特，工艺精美。中厅梁架刷上朱红色，显得宽敞堂皇；后厅较小，堂中悬挂“五知堂”匾额，下设祖堂，摆放花岗岩案桌和神龛，神龛上面安放屋主先人的神位牌。上厅还挂有张弼士画像，像中屋主人气定神闲，长脸细目，目光炯炯有神。
从后厅侧门穿出，便是光禄第的后花园——百果园。园内种植有荔枝、芒果、木瓜、枇杷等果树，相传其中有几棵荔枝树，树龄也已超百年，为张弼士亲手种植，如今仍枝繁叶茂、长年结果。果园侧旁有个无逸亭，亭内布置了石磨、砻等生产工具。据说亭内曾有数对楹联，曰：“无事还当师远甓，逸情岂必羡充觞”“无事消闲观稼圃，逸才修禊会兰亭”“无处不栽花，记频年，纵览迨编名园，矧当秋水临门，两三人野航恰受；逸亭常饮酒，得意日，倾谈应多雅韵，且待春风满座，六一老乡杖还来”。但如今均已不获见矣。
建房背靠水 我命不由天
清道光二十一年 (1841年)，张弼士出生在车轮坪村(今车龙村)。当时的车轮坪村是大埔有名的贫困小山村，旧时大埔谚语说：“大埔有三坪，番薯粟子压唔赢，有女切莫嫁三坪。”这“三坪”便是指西河车轮坪，湖寮黎家坪，枫朗溪背坪。
张弼士小时家境贫寒，他本人却很有志气，欲图改变困境。至今，车龙村仍流传关于张弼士放牛的一个故事。据说张弼士13岁时到姐夫家放牛，常常唱两首山歌：“满山树子背虾虾，莫笑穷人戴笠嫲。慢得几年天地转，洋布遮子有得擎。”“满山竹子笔笔直，莫笑穷人无饭食。慢得几年天地转，饭炊端出任你食。”山歌质朴，从中也能感受到张弼士对温饱生活的渴望，对贫困家境的不甘和誓要通过努力拼搏改变现状的决心。
18岁时，张弼士踏上了“过番”之路，跟随水客到了南洋荷属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据了解，张弼士在南洋曾当过帮工，开过商行，采过锡矿，承办过烟酒税码，经过二三十年的艰辛打拼，变身千万富翁，成为当时海外华侨中首屈一指的巨富。
从一文不名到富可敌国的巨大成功，是张弼士个人智慧的展现，他个人的语言和计算能力备受称道。张弼士幼时虽家境困顿，但因其父张兰轩是个乡村私塾教师，受其影响，张弼士接受了初步的教育，能够读一些书。读著名洋务思想家郑观应所编的《张弼士君生平事略》，内有“(张弼士)与诸兄随侍太封翁庭训，领会超群”的记载，后人对张弼士的研究中也常提到《史记·货殖列传》对其的影响。
功成名就便衣锦还乡，张弼士派助手回家乡大埔主持建造“光禄第”。中国人建房都讲究风水，最基本也要背山临水。然而，光禄第却是坐东南朝西北，背水而建，屋后便是漳溪河，还建有上中下三个码头。据说当年光禄第是在河滩边上填土筑堤而建的，其材料全由屋后河中水运而来，其中不少是从南洋进口的。或许，这便是张弼士的人生哲学：我命由我不由天。
张弼士建光禄第时，还特意在主屋侧建了一座书斋，或许这也是张弼士对幼时未能全心读书向学而遗憾的一种弥补。
古屋呈雁阵 昔日汇群英
若从空中俯瞰车龙村，便能看到光禄第就像一只领头雁，周围的荣禄第、资政第、寿南公祠、大夫第、奉政第等10来幢风格各异的古民居则像群雁分缀其间，与青绿连片的田野、静静流淌的小河、青翠欲滴的山坡融为一体，构成了一派优美的田园风光。
荣禄第、资政第等的建成都与张弼士关系密切。荣禄第也是由张弼士所建，坐落在光禄第斜对面。据了解，荣禄第建于1886年，是一座双堂两横的殿堂式院落，高两层，结构严谨、左右对称。老屋遭1996年特大洪水冲击，导致右侧楼房倒塌，门楼保存尚好。走到屋前，仍可见荣禄第雕梁画栋，壁画色彩宛然，残破中仍可窥见与光禄第壁画不一样的艺术风格。
荣禄第旁还矗立着建于民国初期的“资政第”，其主人便是张弼士的侄子、张裕酿酒公司第一任总经理张成卿，如今张成卿后人仍在屋里居住。沿乡间小道往村内走，还可见到张裕葡萄酒公司首任华人酿酒师张子章的故居以及大夫第、奉政第、笃庆楼、德新楼等古民居建筑。
令人称奇的是，在几公里外的北塘村还有一座与光禄第外形完全一致的老宅——辅德堂。据辅德堂居民张电昌介绍，1910年，他的曾祖父、时任马来西亚万裕兴公司总经理的张韶光，在受指派监督建造光禄第后，便拿着光禄第的设计图纸在北塘村建起了“辅德堂”。张电昌说，辅德堂能建成，离不开张弼士对老下属张韶光的鼓励和资金支持。
这些建筑的存在述说着张弼士当年带领一帮大埔男儿走出家乡，在海外打拼创业成功的故事。
【专家视角】
张弼士是客家侨商
最杰出的代表
记者：魏教授，你好。清末下南洋经商赚了钱之后回乡建房的客家人很多，保存至今的建筑仍有不少。张弼士故居光禄第的特别之处在哪里？
魏明枢(嘉应学院政法学院教授)：很多过番回乡的客家人建的房都是中西合璧风格的，比如梅县区的万秋楼、大埔百侯的肇庆堂等。而光禄第则是一座典型的传统的客家民居，围龙屋样式。整座建筑西方建筑元素很少。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张弼士本人是传统观念较浓重的人。相对于其他“过番”的人来说，因为他父亲是乡村私塾老师，张弼士接受传统教育较多，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他人生观的出发点。这一点从有记载的张弼士所写的对联、书信等都可以看出。其次，张弼士虽然在南洋事业做得很大，但据我的研究，他与家乡从未断联过。他与何如璋、黄遵宪交往密切，他本人也经常回潮州、汕头(当时大埔县属潮州府辖)。还有，张弼士的原配夫人一直在大埔老家生活，他对原配夫人也很尊重，可以看出他的“老家”观念还是很重的。
记者：作为一名千万富商，张弼士事业上的成功有目共睹。除此之外，他还担任过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等等，是一名亦商亦官的“红顶商人”。那么在这期间，从客家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说，张弼士的主要贡献、或者说他的影响力主要在哪里？
魏明枢：张弼士之所以能走进清政府外交圈、 进入官场完成“红顶商人”的转变，这其中很大方面得益于黄遵宪、盛宣怀、李鸿章等人的牵引和帮助，也是他自己自觉顺应潮流，主动适应中国融入世界民族国家体系的过程。后来张弼士的生意能够越来越大、官位也越来越高，就是他主动顺应国家身份转变的一个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从客家文化发展的角度看，张弼士最主要的贡献在于他的护侨行动。张弼士发挥其“亦官亦商”的身份优势，在新加坡等地尽力调解华侨内部纠纷，保护华侨利益，是护侨保商的国外执行者，凝聚起整个华侨群体对中华的认同。他动员南洋华人形成信仰与商务组织，成功让中华认同在南洋各地生根。这些信仰或商务机构部分至今仍存在，在演变和扩展后成为维持地方多元文化的内涵。而在这个过程中，张弼士本人在南洋地区获得了崇高的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他的举动也极大地扩大了客家人的影响力，提升了客家人在海内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再者，张弼士对于客家侨商这个群体形象的塑造也有很大贡献。作为客家侨领，张弼士积极回国投资兴办实业、做了大量的公益慈善事业，成为积极融入中国近代经济建设的华侨第一人。这对“客家侨商”的整体形象提升有非常大的帮助，可以说张弼士是客家侨商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逸闻轶事】
一生热心文教事业
张弼士是一位巨商，然而他本人非常重视文化教育，除了积极在海外倡导华文教育，还热心捐资办校，对子孙的教育也非常重视。
上世纪20年代学者梁绍文在《南洋旅行漫记》中评论道：“在南洋最先肯牺牲无数金钱办学的，首推张弼士为第一人。”早在1904年，身兼清政府考察外埠商务大臣、槟城管学大臣的张弼士就捐资8万银元，在马来西亚槟城参与创办东南亚第一家华文学校——中华中学堂。1905年，光绪皇帝御书“声教南暨”匾赐给学校。1915年，张弼士还为香港大学捐资15万银元，设立“张弼士奖学金”，直到如今依然绵延泽披后人。张弼士晚年十分关心岭南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校址)发展，一直想捐资修建一座校舍。1916年，张弼士逝世后，他的夫人朱兰芝和儿子张秩君遵其遗愿，捐资7万银元，于1921年建成一座四层高的建筑并命名为“张弼士堂”。“张弼士堂” 依然端立在如今的广州中山大学校园内。
张弼士还聘请梅县籍举人杨瑛(亮生)担任家庭教师，教授在家乡的子女读书，设馆老虎岩下。杨瑛是著名教育家杨徽五的父亲，其学生、张弼士长子张秩君后来出任民国大埔县首任县长，也是日后烟台张裕公司的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