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菲律宾归侨谢培养：人生为戏 戏如人生（组图）

　　谢培养／口述 韩惠彬 林小宇／撰文

　　谢培养，男，菲律宾归侨，90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安地区畲族歌舞团。

　　每逢节庆时，菲律宾马尼拉的街上总是热闹非凡，各家各户会把家里能敲响的东西都拿来当乐器，一边敲，一边喊一些祝福的话，祈求生活幸福，那画面好似一出联欢大戏。年幼的我，也像追着看戏一样在大人背后追逐着，享受节日的氛围。成年后，我因缘际会走上了戏剧这条路，也由此拉开了我如戏的人生序幕。

　　一

　　我祖籍是福建省南安市码头镇，父亲木工出身，12岁时被厦门的祖父收养，之后随祖父到了菲律宾，祖父在马尼拉一栋楼里开油厂，父亲开布店。母亲16岁从泉州到菲律宾，和父亲一起住在油厂的楼上。之后我们三兄弟和姐姐相继出生，在马尼拉组成了个六口之家。

　　油厂的楼有两三层，建筑格局和厦门旧式的骑楼很像，我们住在二楼，下雨的时候，屋檐下的楼道还能躲雨，小时候被禁足的我也常通过这楼道，循着油香，去看厂内工人忙碌榨油的情景。父母亲怕我们外出有危险，很少让我们出去，偶尔周末时候，会带我们去伦里达公园玩，隔着公园的隔离网，我被公园里的蛇、猴子，还有那只会吹喇叭的小猪这些新奇的动物深深吸引，挪不开眼。现在想来，那真是段惬意的时光啊。

　　父亲的布店经营得很好，生意虽不错，但总归经不起有人时不时来抢东西。之后菲律宾渐渐有了乱象，母亲也有意回老家，祖父便让我们一家回国。1932年，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5岁的我随父母亲回国到了厦门，父亲花6000元在厦门中山公园100号买了一栋房子，让一家暂住了下来。不久，祖父也回国了，厦门的房子便让给了祖父，我们回了南安。父亲在南安码头镇买了两家店铺，其中一家是五金店，自此，我们一家便在南安安顿了下来。我也在南安上小学、中学，接受学校的进步教育，学习了一些爱国歌曲。

　　1937年抗战前，国内经济萧条，父亲是一个勤劳的人，便重返菲律宾谋生，至1945年抗战胜利后不久才回国，当时我们三兄弟和姐姐便和母亲一起留在国内。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侨汇中断，母亲以一人之力独撑这个五口之家，家里渐入困境。为了不给家里增加负担，1942年底，我中学毕业后便报考了德化师范普师班，学校虽然离家100多里地，但食宿全由国家负担，我便安心在德化师范学习成长，也是在这里，我接受了艺术的启蒙。

　　二

　　德化师范学校的文艺队很出名，经常在各类比赛中得奖，我也常向队里的老师请教，渐渐地，我的音乐素养也得到了提高。1945年底我从南安师范毕业，应聘到南安高盖乡第二中心学校当老师。因为教学成绩不错，我的课常被作为示范课教学推广，推广的课程也很多，有语文、音乐、历史等，这些课中，我最喜欢的是音乐课，也常和学生一起排戏演出。我还记得，有一堂音乐课上，我教学生们唱《游击队员之歌》，学生的热情很高，一堂课下来，教简谱就把学生们教会了。

　　1948年初，我经校方推荐，担任南师附小校长。附小是师范生观摩教学和实习的基地，我也因此结识了不少进步青年，其中有一位叫刘惠民，是中共地下团员。他看我思想积极进步，便在1949年6月发展我加入地下共青团，7月加入闽粤赣纵队八支四团南安人民游击队，在南安码头、高盖乡一带从事地下斗争。1949年9月，我们联合周围的游击队解放了码头镇。之后由泉州军管会介绍到福建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当时南安区解放不久，为安全起见，组织给我开了介绍信让我搭军车去福州。不过车位非常紧俏，我就想办法花了5银元从泉州坐车到了福州，进入福建革命大学的三部五班就学，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

　　1950年4月，在革大学习结束后，我被分配到闽东福安地区文工队工作。出发前组织上给我们做思想工作，说福安是个艰苦的地方，希望我们能够牢记党的教诲，不怕吃苦，艰苦创业。当时年轻气盛的我们根本没把苦放心上，我们挎起背包，一路朝气蓬勃，从福州出发，边走边演，受到了沿途观众的欢迎。3天后，我们走到福安，到福安文工队办了报到手续。就这样，我在福安文工队走上了戏剧之路。

　　三

　　到福安文工队不久，因为领导变动，不久我就被任命为文工队副队长，带着队员下基层慰问演出，积累了丰富的演出经验和创作素材。土改结束后，我被调到福安地委宣传科。1954年，我开始负责福安地区的电影、民间职业剧团和社会文化工作，主抓民间职业剧团的整顿、建立专区闽剧实验剧团和搜集少数民族的歌谣等工作，在1956年选送的13个参加福建省首届音乐舞蹈汇演的节目全部得了奖，其中《畲族婚礼舞》《茶篮鼓》两个节目被省里选送参加全国会演，获得好评并被拍成了彩色电影纪录片。这些荣誉激发了我创作的激情，也坚定我走戏剧这条路的决心。

　　1961年，寿宁大韩村出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13岁的少年英雄张高谦为保卫集体羊群与坏人搏斗英勇牺牲，这件事对我的教育和感染很大，我决心以此为素材进行艺术创作。我到事发地大韩村，在那前后待了3个月，找到张高谦的父亲，和他一起撑船，一起交谈，结合相关资料，终于赶在省里文艺汇演前完成创作。演出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被推荐到省地汇演，但当时我从农场解除劳教回来不久，被错划为“中右派”分子的政治问题还未解决，虽然我是这部剧的编剧兼导演，但还是遗憾未在之后的演出中参与。但这事并未打消我的积极性，我仍在工作之余，观摩优秀的戏剧，吸取其艺术精华，为以后创作提供借鉴。

　　欣慰的是，十年动乱结束，1980年，我的“中右”问题被平反，1981年确认了我是北路戏《张高谦》的原创作者，至此，我坚持了大半辈子的戏剧之路终被还以清白。

　　四

　　1987年，我写的《论艺术管理》论文被省评审委审议通过，确认国家二级艺术管理任职资格，1988年获高级资格证书，成为整个文化局里艺术系列唯一获得副高职称的，这个证书，算是为我这30多年的排戏导戏工作画上了圆满句号。

　　离休后，我也常到福安市老年大学和技工学校班级歌唱比赛伴奏，丰富生活。我的家庭和睦，子女孝顺，还获得了宁德市五好文明家庭的称号。

　　这一切，令晚年的我非常知足。

　　我这一生为戏奔走半生，看过很多戏，也排过不少戏，因为戏剧得过很多荣誉，也受过不少磨砺。说到底，我们这一代的命运，与时代丝丝相扣，幸运的是，困难时期，我并未放弃自己，并未放弃学习。

　　其实，人生这出戏，无非就是“坚持”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