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华总商会会长:积聚华人正能量共圆中国梦

中国侨网7月22日电 据日本新华侨报网报道,他是全世界雇佣日本人员工最多的华侨企业家,他是开创日本CRO行业(新药研发服务外包业)的奠基人,他是日本主板上市企业EPS集团的总裁,他是横跨中日两国的商界精英领袖。2012年11月,严浩迈入50岁,走到“知天命”之年。跨越半个世纪的人生分水岭,似乎应该有些感慨,而严浩却全然没有。
“马上就满五十岁了!”对着镜子,严浩多次暗示自己,但还是无法产生一丝感伤。他吟唱着日本名将织田信长的 “人生五十如梦幻”的电视剧台词,在苏州迎来了他创业之后的重要节点。
30年前,弱冠之年的严浩,被教育部选为公费留学生前往日本求学,在山梨大学开始了一段崭新的青春旅程,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迎来了异国他乡的第一个生日。20年前,三十而立的严浩,生日是在自己公司附近的一家小酒馆里喝酒度过的。当时,一边当老板还一边在东京大学医学部读研的他,规定自己每月只花5万日元(约合3000元人民币)的交际费,仅靠这点经费只能在日本的小酒馆喝最便宜的酒。
10年前,年当不惑的严浩,正带领EPS集团奔行在快速发展的道路上,员工人数超过420人,年营业额达到43亿日元,初步确立了在日本CRO行业的龙头地位,并在该行业中率先上市。今天,EPS已经发展成一个拥有4000多名员工,年营业额达到375亿日元,旗下有遍布世界30多家子公司的跨国企业。
半个世纪跌宕起伏的人生,严浩却没有像很多人那样唏嘘感叹。他告诉自己,“今后我还能够为祖国、为海外华侨华人、为集团公司的发展做更多事。我应该是一名保持创业精神、不断冲锋的战士!”
张家港市属于江南的苏州地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江南”。它汇聚了苏南、苏北的移民,南北交融。1962年11 月,严浩就出生在这个地方。严浩说,如果与日本地域文化做比较,江南文化与京都文化相似,底蕴深厚、充满了历史人文气息。可是,京都文化较为排外和保守,欠缺江南移民文化中的那种宽容与开放。旅日华侨华人如果认清了两国文化中的这些微妙的异同,就能更好地融入日本社会。
作为土生土长的张家港人,严浩称自己是“文化混血儿”。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他没有选择家乡附近的上海、南京的高校,而是报考了北方的大学。严浩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大学电子工程系,平生第一次到上海,乘火车去了天津,实现自己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理想。
1979年,中国的大学生来自各个地区、各个阶层。严浩所在的8人宿舍,年龄从17、18岁到30多岁都有。但是在同学们眼中,除了那一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严浩不太像人们印象里斯文的江南人。他特讲义气,说话大大咧咧,为人直爽。在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留日预备学校学习日语时,甚至因为他的直爽被同学误认为是东北人。
在长春培训学习了一年日语后,1981年4月年方18岁的严浩作为教育部公派出国的第二批赴日留学生,进入山梨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学习。他发现,日本的老年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着迷,还经常能提出一些很有深度的问题。可是自己那点传统文化的底子够用吗?
严浩的少年时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基本没读过什么书,到日本后才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化原来如此有魅力。山梨大学所在的甲府市是个只有20万人口的小城市,基本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书籍。遍寻不见,反倒让严浩有了强烈的“文化饥饿感”。
当时算穷学生的严浩,不惜自己花钱乘列车前往东京神保町的内山书店等中文书店买来各种中国文化书刊,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努力追回“文革”时耽误的岁月。“到日本后再反过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想起来都有趣。就连《金瓶梅》我也是到日本后才读到,而且还是日文版的。”
一步一步的积累,让严浩与日本老头老太太开始有了共同话题。他们喜欢倾听这个中国的年轻人讲自己民族的文化,佩服他的见解,纷纷对严浩竖起了大拇指。然而他与日本同龄人总有点格格不入。他们谈流行音乐、跳迪斯科,还经常一起聚会喝酒。严浩对这些“资本主义灯红酒绿”的生活方式,犹如一张白纸。
“要了解日本百姓的话,就要与他们老的少的都得打成一片。”严浩暗暗下了决心。他采取囫囵吞枣的办法,找来各种流行音乐,从早听到晚。因为不听,跟日本同学交流就没有共同话题,根本无法走入他们的世界。一遍遍听下来,严浩很快成了“发烧友”,当时流行的约翰•列侬等歌星的歌,他到现在都会唱。
有了共同爱好,严浩渐渐融入日本同龄人的圈子,开始与他们一起唱歌喝酒、谈天说地,知道了日本年轻人在想什么、做什么。“这可不是腐化堕落,是深入了解日本社会,近距离观察日本人民。”严浩笑称。
不久,他就看出点门道了。发现日本虽然是个文明很发达的国家,但普通民众的生活非常朴素,他们不浪费、不炫富,做人非常低调,不会单纯用财富去评判一个人的价值。其实经过媒体这些年的介绍,很多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这些特性有了一定了解。但是,严浩在这些“朴素”之外,还看出了日本国民的另一层特性:不服输精神。
读大学时,严浩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掌握文武两道,因此参加了学校里的乒乓球俱乐部。这个被称为中国“国球”的项目上,中国人显然比日本人玩得好。可是不愿服输的日本人虽然打得不怎么好,但那种“魔鬼式训练”还是把严浩吓了一跳。为了加强体能,他们凌晨4点就从床上爬起来,沿着山路来回跑10里路程,风雨无阻。即使与酒量大的中国同学喝起酒来,他们也毫不含糊,像蒙古人那样大碗大碗地喝,最后吐得一塌糊涂才罢休。
1988年,严浩在山梨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并在研究所进修一段时间后,做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选择:从原本的计算机专业,转读东京大学医学统计专业的博士研究生。这一选择无疑改变了他的人生发展方向。
该专业在日本刚刚确立,导师又是这个领域内的绝对权威,严浩马上成了医药公司抢手的“稀缺资源”。日本的大医药公司纷纷找上门,希望他帮忙完成一个个医学统计项目。严浩为此忙得团团转。
由于项目充足,报酬也不低,严浩的年收入竟超过600万日元。源源不断的订单让严浩应接不暇,他开始把项目转包给其他同学。就在这时,严浩的脑海中闪现出一个大胆的念头:创业。当时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创业非常艰难。日本有着沿袭的旧传统文化,较为排外。外国人在日本办公司很难立足和持久。
1991年5月,手中握有强大专业优势的严浩,与几位朋友合伙成立了“益普思东京株式会社”。对日本文化的透彻了解,让他一发不可收拾,直至成长为日本CRO行业的领军人物。所谓“CRO”,就是指医药品研发业务承包机构。严浩的公司从事的是CRO最核心的临床试验业务,包括面向制药公司的临床试验外包业务(CRO)和向医疗机构提供的临床试验现场支持服务(SMO)。
1994年承接的日本厚生省大型临床试验项目,是EPS腾飞的关键项目。当时,这个大项目的竞争非常激烈。不少人议论,一家中国人当老板的公司也跑来凑热闹,不是添乱吗?厚生省也曾考虑,把这么个大项目交给一个中国人老板的公司是否合适,但最终他们还是选择了严浩的公司。
对此严浩分析说:“他们都是从事医学项目的人,有着科学的严谨性,保证项目成功完成最重要。而我们公司是所有竞争者中实力最强的,能保证将出错概率控制在最低范围内。有了这点,他们就不会再考虑其它因素。这就是所谓日本‘屈强文化’的体现。”
在公司,严浩从不隐瞒自己的中国背景。因有对日本文化了如指掌的修养底蕴,让不少日本员工看不出老板是中国人。有一次,美国客户打来电话找中国人“严桑”,一名不了解情况的新员工甚至说我们公司没这个人。公司招收的日本员工,严浩经常帮他们按日本的思路习惯及格式修改文章。公司员工眼中,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式老板”,只能心服口服。
在严浩的亲自主持下,厚生省的这个大项目持续了10年之久。到项目结束的2004年,严浩的公司已更名为“EPS株式会社”,成为日本CRO行业的领军企业。依据这个厚生省项目写出的学术论文还被世界医学权威刊物《柳叶刀》刊载,受到世界关注。
此后,EPS的发展完全进入快车道。2001年7月,公司在东京创业板成功上市,成为日本第一家上市的CRO企业。2004年,公司由创业板转至东京证唤灰姿渴谐。2006年又升至一部市场(主板)。如今, EPS已经发展成一个拥有4000多名员工的跨国企业,是国际公认的日本CRO领军企业,居世界CRO业界前 15位。
营造积极向上氛围的侨团领袖
严浩还有着另一个重要身份:日本侨团领袖。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在日华人企业增多,大家逐渐意识到,需要成立一个组织,来团结和凝聚华人企业家的力量,提升在日中国人的整体形象。1999年9月9日,严浩等人发起成立了日本中华总商会并担任副会长。两年后,他被推举为会长,并于2009年再度被选为会长至今。
尽管日本中华总商会历史较浅,但严浩凭借独特的个人魅力与出色的组织才能,不但凝聚了广大优秀的在日华人企业家,而且主持申办成功了2007年在神户召开的第9届世界华商大会,成为在日华人中备受尊敬的商界领袖。
严浩经常讲:“华人企业家一定要有做大做强的信念,不能小富即安。华人在海外创业经营,肯定会遭遇各种困难,甚至是歧视。但不能说遭受歧视就干不成事业。比如在日本运作公司,不排除会有部分人带着歧视的眼光,但只要付出更多努力,不会比日本人做得差。况且,我们背后还有日益强大的祖国做后盾。”
他说:“如果说歧视,韩国人受到的歧视不比华人小。但软银总裁孙正义通过努力能够一度成为日本首富。韩国人能做到,我们中国人同样能做到,关键是要敢想敢干。最近,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中国梦’。这个‘中国梦’是全球华人共有的,落实到我们华人企业家身上,就是把自己做大做强,多出几个类似软银这样的企业,让所有海外华人积聚起来的正能量,能散发到世界每个角落。”(蒋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