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裔历史学家忆祖辈修铁路:那段不能忘却的岁月

　　中国侨网10月18日电 据美国《侨报》报道，虞容仪芳(Connie Yu)，美籍华裔历史学家，曾外祖父曾在中央太平洋铁路工作。

　　当虞容仪芳坐在侨报网记者面前时，就能直观地让人觉得她是一位谦恭的学者。蓝色的针织衫配以同色系的印花丝巾，卷度柔和的齐肩发，淡淡的妆容，都让人觉得非常舒服，没有压力。她没有把自己的身体埋进椅子里，而是只坐了椅子的前半部分，身体微向前倾。她说话时总是细声细语，不急不缓，几乎没有手势。记者和她的对话，就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开始了。

　　“我的曾祖父是修铁路的华人工头，不是在最底层的。”

　　虞容仪芳是第四代华工后裔。1866年，虞容仪芳18岁的曾祖父Lee Wang Sang抱着赚钱的念头，离开后来被叫做“铁路村”的台山新村老家，坐上远渡重洋的轮船，踏上美国旧金山的土地，也就是当年铁路华工口中的“金山”。虞容仪芳拿出一张照片，指指上面拿着玫瑰花的女人说，自己所知道那些关于铁路、华工、曾祖父的故事都是从曾外祖母那传下来的。“我的曾外祖母是1870年代少数能来美国的中国新娘。”虞容仪芳笑笑说，“我的曾外祖父有钱能让他的妻子来美国。”

　　虞容仪芳说，当时铁路工人已经在铁路沿线驻扎营地，曾外祖父便直接被带到营地签了合同开始工作，由于英语的听说读写都没有问题，便当上了兼职翻译的工头，“不是那些工人的最底层”。离开家乡，出门在外，总归希望要一切顺利。虞容仪芳曾祖母口中“做铁路”的曾外祖父攒下工薪买了一枚金币，希望能带来好运。然而这枚好运金币却不知怎的没了踪影，引得Lee Wang Sang“哭得很厉害，很伤心”。

　　金币可能不仅仅是金币，也许更是一种能平安回归故里的希望和对故乡的惦念。

　　“修完铁路后，我的曾外祖父回到旧金山，在一家叫广盛隆(KwongSheng Long，音译)的商店里当上了总经理。”1910年，Lee Wang Sang终于落叶归根，回到中国，并最终念叨着那段峥嵘岁月，长眠故土。

　　“他们竟然在这样的条件下做到了！”

　　1969年，一次偶然的纪念活动让虞容仪芳忽然觉得，华工的这段历史需要有个记录者，有关华工的故事需要有个讲述者，历史需要为这些无名的华工正名。于是，她开始了华工历史的探访之旅。虞容仪芳走过加州淘金小镇奥本的街道，凝视过内华达州多纳湖(Donner Lake)的湖水，抚摸过连接7号隧道和8号隧道的“中国墙”(Chinese wall)，到访过上千名华工为之丧命的塞拉岭绝顶隧道(summit tunnel)。虞容仪芳遇到过一处雪崩后被遮盖的营地，散落着一些陶瓷碎片，“这证明了那时候的华工是用中国的碗吃饭的，他们不用那么金属碟子”。

　　虞容仪芳说，自己去绝顶隧道的时候尚是9月，无法想象来自有着温暖气候的广东华工是怎样在11月至来年3月的纷飞的大雪中，在一次次的雪崩中，在无情的瘟疫下，凿通了这个隧道，“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们竟然在这样的条件下做到了！”

　　“没有确切的记录记下多少中国人死了。”

　　说到华工打通了绝顶隧道，虞容仪芳眼中闪过些许自豪，却又马上转为沉痛：“没有确切的记录记下多少中国人死了，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虞容仪芳说，她的父亲曾经告诉她，每个华工都隶属于一个公所或者社区，香山公所、中山公所或是台山公所。这些公所每年都会派人区位于加州与内华达之间的塞拉(Sierra)山脉祭拜，1866年冬，最少有数百名华工死于雪崩。那时候，要是有华工在修建铁路的时候不幸过世了，在一些“不方便把尸体运出来的地方”，就会将过世的华工就地埋葬，留下一些记号，比如说“放一个玻璃瓶，里面有一小块布写着死者的姓名和来自的村子”，然后向社区报告。

　　落叶归根，游子返乡。客死异乡的孤魂，谁人来引领归乡？“每十年社区的人才会有一个象征式的拜祭，而不是每一年，他们会到那些营地里去找，看看能不能把那些白骨带回去。”虞容仪芳说，“有段时间是不能把华工的遗骨或遗体运回中国的，那么那些遗骨或者遗体就会被放置在圣荷西的橡树岗公墓(Oak Hill Cemetery)。”

　　虞容仪芳说，对于究竟有多少华工命丧异乡，自己做了不少的研究，“死亡率可能达到了10%”。1877年至1878年间，修建了一段从圣荷西到圣塔克鲁兹、仅长50哩的铁路。短短50哩，“却发生了一场骇人的隧道爆炸”，夺去了50名华工的生命。“这场事故被Sandy Lydon记录在Chinese Gold那本书里。”针对这场爆炸事故，虞容仪芳查找了许多新闻报道，“一篇报道说隧道里找到了一些中国人的尸体，隧道外也有人在搜索，有些工人被烧得非常糟糕。”Sierra山脉总共有11条主要隧道和2条相对规模较小的隧道，而主要隧道均是由华工负责修建的。“一天24个小时，每8小时一班，爆炸的风险、雪崩的危险，死亡率可想而知。” 虞容仪芳说，“那时候有新闻报道，说整个晚上都有雪崩，不断从山上滚落的雪覆盖了整个营地，没有被及时挖出来的华工只能活生生被永远埋在雪里。”那时候，90%的铁路劳工都是中国人，那么究竟有多少鲜活的生命消逝在爆炸的火光中、掩埋在无尽的白雪中，究竟有多少孤魂仍在山间中日夜游荡，寻不到回家的路。

　　“中国人一定要滚！”

　　1882年5月6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切斯特·艾伦·阿瑟签署《排华法案》，成为《美国法典》的一部分。排华在那段时间到达了顶峰。

　　虞容仪芳说，铁路上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修路工人，“所以上千名铁路华工在铁路上其实是没有工作的”。于是，这些剩余的铁路劳动力便流入当地的劳工市场，有去建筑工地做建筑工人的，还有人去开洗衣店的。白人工人不满了，认为中国人抢占了他们的工作机会，于是就有了反华运动。“中国人一定要滚！”这句标语开始变得到处都是。那为什么华人最后在旧金山生存下来了呢？虞容仪芳解释说：“旧金山是大城市，中国人对那里的商业非常重要。”然而，在一些西裔的城镇或者其他沿海的小城镇，爆发了非常恐怖的反华暴乱。“1885年，西雅图边上的塔科马(Tacoma)小镇反华，华人都被赶出来了，房子也被烧了。”

　　“我的外祖母曾经被扣留在天使岛长达15个月。”

　　在虞容仪芳的曾外祖父Lee Wang Sang回到故土后，便把商店经理的位置留给了他出生在美国的儿子，也就是虞容仪芳的外祖父Lee Yuk Shu。1915年，“华人在美国上学是会被隔开的，没有机会接受好的教育”。于是Lee Yuk Shu便安排他的子女，也就是虞容仪芳的母亲及其兄弟姐妹回到中国读书。

　　1922年，虞容仪芳的外祖父Lee Yuk Shu在美国去世，妻子和子女仍在中国。“我的外祖母想带着儿女来美国生活。1924年1月，在返回旧金山的途中，我的外祖母被扣留在了天使岛。”虞容仪芳说，“外祖母出生在中国，天使岛上的人说她本来应该跟她美国出生的丈夫一起才能合法入境，但是她变成了寡妇，再入境文件就不能再用了，她的身份不能再被认同。”在被扣留在天使岛的15个月内，虞容仪芳的外祖母提出了两次上诉。虞容仪芳说，在许多的证明文件中见过自己曾外祖父的签名Lee Wong Sang，有一叠文件可以追溯到外祖母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文件上写着：“是，她是我的儿媳妇，她过来是跟我们团聚的，她的丈夫是我的儿子。”文件底下署名“Lee Wong Sang”。 因为当年的排华法案中，华人必须要有文件来证明自己。所以，她的祖辈也便留下了很多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文件。

　　“我们走了一条很长的路。”“我们要以这些无名的铁路华工为荣。”

　　1969年，太平洋铁路通车100周年，犹他州普罗蒙特里举行纪念活动。原定由中美历史学家Phillip Choy进行的介绍华工牌匾环节，被突然取消。事后，主办方说，这个牌匾可以捐出去放在别的地方，不需要在这里介绍。“那时候中国人就是这样被对待的，被无视的，在整个历史上都是被轻蔑的。”虞容仪芳说。

　　而在2014年5月9日，1865年至1869年参与修建美国第一条跨州铁路的1.2万名华工入选联邦劳工部的劳工名人堂(荣誉堂)。劳工部部长佩雷斯(ThomasPerez)在庆祝仪式上盛赞早期华工在艰难环境下的辛勤劳动和为平等而进行的抗争，宣布“为铭记中国劳工的勇气和所作的牺牲，劳工部决定把他们纳入劳工名人堂，以表彰他们的历史性贡献”。作为华工后裔，虞容仪芳觉得十分兴奋和欣慰：“作为一个华工后裔的代表，我能够跟劳工部副部长Chris Lu把名人堂牌匾的那块布揭开，我们走了一条很长的路，但是那一刻对现在和未来都是非常值得纪念的。”

　　“我的孙子们喜欢听铁路华工的故事。”

　　“我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孩子们对‘华工’已经有概念了，他们会做出一些相关的艺术品。而且我自己也写书写文章，他们不可避免会接触到。”虞容仪芳笑着说，“我的孙子们喜欢听铁路华工的故事，最大的那个有十岁，为这段历史非常激动。”

　　虞容仪芳说，美国人没有把华工的样子放在教课书里，只是叫他们“无名的铁路华工”。美国人常用swarming Chinese(一窝蜂的中国人)形容华工，说成群的中国人从山上蜂拥而下，就像一群蜜蜂一样移动。“我们要以这些无名的铁路华工为荣。”虞容仪芳说，“我们美国华人历史学会的工作就是要把一些人性的东西重新注入到铁路华工的身上，让他们变得有血有肉。”（特约记者张雅妮 黎响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