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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首富王健林:“在中国远离政府太假了”(图)(2)

2015年05月13日 09:55   来源:新京报   参与互动参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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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足球:

  它带给我刺激、欢乐和痛苦

  新京报:上世纪90年代,很多人知道大连万达,还是通过一支足球队的名字,当时你的公司还不算大,投资足球是出于什么考虑?

  王健林:我喜欢足球,我是球迷嘛。

  新京报:年轻的时候也踢球?

  王健林:年轻时在部队玩过,那不能叫踢球,只是玩过。

  新京报:当时喜欢踢什么位置?

  王健林:中卫。就是瞎玩。

  新京报:从当时的大连万达队撤资,现在又投资了(西班牙)马德里竞技,这些年,足球给你带来了什么?

  王健林:刺激、欢乐,甚至包括痛苦。有赢球时候的快乐,输球时候的痛苦。

  足球在体育运动当中,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强度,都是最大的运动项目之一。一场球能去几万个球迷,它的吸引力,它的变化性,它的不可预测性,都特别吸引我。

  新京报:许家印、马云等人都投资了国内的足球俱乐部,你投资国外俱乐部,是出于什么考虑?

  王健林:我也不排除投资国内足球俱乐部。只不过我还真不是为了我个人搞俱乐部的。

  新京报:不是为了你个人,那是为了?

  王健林:中国足球最近几年呈现的一个趋势,就是不平衡。俱乐部很高,国家队很低。俱乐部可以拿亚洲冠军,国家队小组赛可以三场全胜,但还不是在八强就回家了。

  我就想怎么改变国家队比较弱的局面,就得从青少年抓起。但是呢,我这个呼吁重视青少年的培养可能很难形成共识,因为这个东西要证明得七八年。

  新京报:所以你就投资了国家少年队?

  王健林:我涉足足球行业20多年,对足球深有体会,当时万达足球在中国如日中天,横扫一切,板凳队员都是别人羡慕的想抢购的对象。那时候我们就是狠抓青少年。我是中国第一个建足球学校的(企业),很早就建了足球基地,建立了五支预备队选足球少年。

  新京报:你认为通过自身努力,能促使我们足球有什么蜕变?

  王健林:我想通过我的努力,使大家更加重视青少年人才的培养,而不是把精力都放在联赛和国家队身上,因为这是把事情本末倒置了,你不应该只重视塔尖的东西,也要重视塔基的东西。

  当中国足球小孩扩展到两三百万人的时候,我相信中国在亚洲绝对一流。

  新京报:投资中国足球,上世纪90年代可能为企业带来品牌荣誉,但是现在万达已是商业帝国,再投资足球,心态上会有什么变化?

  王健林:我就是为热心的中国球迷做些事,这也算是社会公益嘛。投资足球每年好多钱呢。

  新京报: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三个梦想,打进世界杯、申办世界杯和夺得世界杯。

  王健林:是啊。这是习大大的个人梦想,我相信也是全国人民的梦想。

  谈政商:

  “政商关系这门学问比博士后还高”

  新京报:拿“亚洲首富”来说,原来的首富是主要做地产的李嘉诚,然后是搞互联网的马云,现在又被玩地产的你取代,这像是一种轮回。

  王健林:我不是玩地产的。我说过,我必须在三年内或者五年内去“房地产”化。

  新京报:在你看来,去“房地产”化是一个趋势?

  王健林:是个趋势。我们觉得今明两年陆续还有几家上市公司,可能你会发现,我们这些公司的市场价值已经超过商业地产,而且商业地产我也定了,2017年初或年底改名,不叫万达商业地产,我已经想好名了,叫万达商业发展公司,或者叫万达商业服务公司,我不投资了叫什么地产呢,就是作为一个服务者。

  新京报:就拿地而言,低地价是万达的法宝,在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中,为什么总是万达能胜出?

  王健林:这就是商业模式。当初90年代中期我们就说我们这种搞房地产,第一我觉得现状不稳定,拿了几块地吧哒哒地价上去了,再去拿几块地地价下来了,这不是一个现代企业的模式,应该去找长期固定模式,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做商业地产。

  做商业地产也好,做电影产业也好,不管做什么,做得让别人来求我们就好了,慢慢地,我们通过模式实现了预期。外来看是品牌,二线城市要请我们去,在博弈中就相对有话语权了。

  新京报:听说做商业地产,有个“万达速度”,24个月。

  王健林:内部最长吧,其实我们定的是18个月。

  新京报:有人认为,“万达速度”迎合了个别主政者急功近利出政绩的心态。

  王健林:这是瞎扯,我才不是为了迎合他们的。一个广场十个亿,一年租金一两个亿,你说你干快一点就多出一两个亿。只有快点干。

  住宅和我们相反,拉的战线越长房价越高,甚至一期只推一栋楼,这就是模式决定的速度。

  很多人认为我们是迎合了政府,其实不然,你得为自己着想,我这种模式投资资金大,建得越快才越见效。

  新京报:你说过,你做企业的方法是“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怎么理解?

  王健林:这是我对政商关系的理解。中国的政商关系这门学问应该比博士后还高呢,可惜高校没有教这门课。怎么处理好这个关系呢,我的这个想法也不一定准确,就是纯粹出于排比对仗,一个亲近,一个远离嘛(笑)。这句话的核心就是要走市场,搞自己的商业模式,但我也不赞成远离政府,在中国我觉得远离政府太假了。你不理政府不理党,显然太假了。

  所以呢,还是要理政府的,可能再小的政府比再大的企业还要重一点。

  新京报:“亲近政府,远离政治”这个过程中,你个人的一些特点是否会遗失掉?

  王健林:我主要是为了企业安全,尽可能靠我们的模式打动他,让他们求我们,而不是靠我们,现在反腐败更加证明我们的正确了。

【责任编辑:刘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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