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韩遗骸发掘鉴识团：志愿军英魂经这里归国

　　【环球时报驻韩国特派记者 万宇】“中韩连续3年共同推进实施三批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这是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向前发展的重要体现。”在3月31日第三批36位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仪式上，中方官员表达了对韩方的感谢。韩国有专门负责发掘鉴识朝鲜战争各方遗骸的机构——国防部遗骸发掘鉴识团。清明节刚过，《环球时报》记者再次走进这个“特殊”的部队，感受中韩60多年来的历史变迁。

　　发掘：两具遗骸与一枚印章

　　几粒扣子、两段皮带、一双解放鞋鞋底、一面贴着美人像的镜子和一枚印章，这是两位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的所有遗物。1951年朝鲜战争惨烈的第五次战役之后，他们就静静地躺在那片无名高地上，直到2015年的某一天。

　　明月里是韩国江原道华川郡一个普通的村落，社仓川水从村中流过，两旁是青翠的山林。由于附近的头流山风光秀丽，这里有一些民俗旅馆，但平常鲜有外人到访，遑论集中于首尔和济州岛的中国游客。2015年的一天，韩国国防部遗骸发掘鉴识团的军人来到这里，找到村里的老者，询问这附近60多年前是不是发生过战斗，大概位置在哪里。随后他们在附近山中找到一片比较平坦的地方安营扎寨，开始用金属探测仪像扫雷一般探索，不知道多久，探测仪突然发出“嘀嘀嘀”的响声，队长立刻清理掉落叶，并插上一面小旗，然后继续探索。闻讯而来的挖掘组开始拍照定位，清理浮土，然后像考古学家一般仔细发掘。很快，一个皮带扣出现。继续拍照定位、挖掘，清理出的浮土还要过筛。不远处探测仪又有了反应，几位军人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挖掘出两副骨骸。经过简单的悼念仪式，这些骨骸和遗物被装箱运到首尔。

　　显忠院位于汉江南岸的冠岳山山麓，这里是韩国的国立军人墓地，安葬着16.5万多名爱国志士、功臣、军警和烈士。韩国国防部遗骸发掘鉴识团的总部就在这里。送回的两具遗骸在这里经过进一步清理干燥后，被取样进行基因检测配对，遗物也被清洁登记。经过反复比对皮带扣和衣扣，确信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物品。基因排序的结果也出来了，和总部现有家属基因库都不吻合。这两位烈士被编号为CHN-506和CHN-507，放入隔温防潮的专用箱子中保存，遗物也被密封保存，包括发掘位置、现场图片、遗物照片等全部发掘信息数据都被存入电脑。

　　《环球时报》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一枚印章，是去年从明月里挖掘出的两位志愿军烈士之一的遗物。韩方特地在印章旁放上印文释文的标签：“许忠玉印”(如图，唐鑫摄)。但记者发现书写标签的人可能是不熟悉中国篆刻，释文写错了顺序，正确应为“许玉忠印”，即这枚印章的主人名叫许玉忠。

　　3月28日，在韩国陆军25师团绰号“飞龙部队”位于京畿道坡州的一处驻地，中韩举行纪念仪式，身着白衣、戴着手套的韩国军人郑重地用高丽纸将一块块遗骨包裹起来，放入从中国国内专程运到的红木棺椁中。

　　几天后，这些英魂踏上回家的路，在战斗机护航下，回到祖国，和当年的战友在沈阳烈士陵园相聚。

　　鉴定：考古、人类学家担纲鉴识

　　4月7日，《环球时报》记者再次来到位于首尔显忠院的韩国国防部遗骸发掘鉴识团总部采访。2013年12月，韩国国防部宣布(第一批)425具中国志愿军遗骸将被送回中国安葬时，记者就曾来此采访。回顾历史，韩国曾于1981年至1989年间通过朝鲜向中国归还过42具军人遗骸，并于1997年再次归还1具。此后，朝鲜拒绝了韩方的后续移送要求。2000年，作为朝鲜战争爆发5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环，朝鲜战争遗骸发掘鉴识工作正式开始，最初由韩国陆军负责。2007年遗骸发掘鉴识团正式组建，主管机构由陆军改为国防部。韩国总统朴槿惠2013年6月访华期间提议向中方送还志愿军遗骨。2014年3月、2015年3月已有两批志愿军的英灵魂归故里。

　　显忠院陵园内樱花盛开，既有赏花郊游的人，也有不少学生有组织地前来扫墓。走过一段山路，通过岗亭时，守卫的士兵按照习惯敬礼高呼“忠诚”。遗骸发掘鉴识团负责宣传的李源雄少校向记者介绍了总部大门右侧的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发掘鉴识团的团训——“让他们回到祖国的怀抱”。三层高的总部楼对面是该部队的宿舍楼。李少校说，挖掘课有50多人，分为两个大队，每队下设4个小队，各小队6到8人，人手不足时还可以调用其他部队。他们每年3月至11月期间要分散至各个区域，所以宿舍里现在基本没有人。

　　遗骸发掘鉴识团团长李学记大校首先自我介绍，他笑着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祖先是宋朝时到朝鲜半岛定居的。他的两位伯父也参加了朝鲜战争。李学记团长详细讲述发掘遗骸的流程：首先是调查阶段，有专门的遗骨位置调查组，分析战史和参战者的口述，将发生过战斗的地点在地图上按经纬度划分为一个个正方形区域;然后对每个区块进行摸排，访问附近居民;进而实地探查，找出当时的战场和战壕，以及散落的遗物，确定挖掘地点;之后向当地行政部门和土地所有者提出申请。接下来是重要的挖掘阶段，挖掘小组按照考古发掘的标准进行作业和记录，过程中要求礼仪周到，敬重逝者。在挖掘地的临时鉴识所，相关专家首先确认逝者的性别、年龄等易于确定的部分，之后按照遗物、位置等确定当时的敌我关系，运回总部后再进行更精密的科学分析，截取样本进行基因排序，利用3D扫描把碎裂的骨骸在电脑上复原，并通过3D打印机打出缺失的遗骨进行复原。分析遗物可以使用激光光谱仪和光谱显微镜。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位技术人员正通过光谱显微镜辨识一张完全变黑的纸片，据介绍那是一位士兵口袋中的车票。负责确认遗骸身份的中央鉴识所共有13名成员，都是韩国考古学、人类学方面的专家，均为硕士以上学历。

　　李学记说，今年3月，该团人员出发前往10多个可能区域进行挖掘，主要集中在靠近“三八线”的京畿道和江原道的山中。他们全年计划发掘85个区块，目标是发掘800具以上战死者的遗骨，为此会动员约10万名周边部队人员。他介绍说：“遗骸发掘过程中，最困难的是确定发掘地点和死者身份。当时战争的亲历者不少已离世，健在的大部分年事已高，他们的记忆非常宝贵，我们必须尽快把他们的讲述记录下来。致力于寻亲的主要是战死者的兄弟姐妹，不少阵亡将士并没有来得及结婚生子，如果同辈全部离世，能确认身份的希望就非常渺茫了。所以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在争分夺秒搜集更多老人的证言，收存和检测更多的家属基因。”

　　送还： 有一位未回家发掘就将继续

　　由于之前在分辨身份时并不对认定为“敌方”的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进行基因检测，这引发韩国某议员对送还的遗骨是否全部是中国志愿军的质疑。该议员还在国会质询时指称“发掘出土的遗物和送还中国的遗物清单有差别”。据韩国YTN电视台报道，2015年12月21日，韩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将对送还中国的遗骨中是否混入了朝鲜士兵遗骸进行调查，但至今还没有更新进展。遗骸发掘鉴识团团长李学记曾表示，根据战史记录，当时发生的涟川郡的战斗双方是中国志愿军和美军，并没有朝鲜人民军和韩军参战，因此混入其他军人遗骨的可能性不大。至于删除的美军遗物很可能是中国缴获的战利品。

　　一般来说，找到遗骸会被集中供奉在鉴识中心，已确认身份的韩军遗骨会被安葬在显忠院墓地，未确认的会暂时供奉在鉴识中心，3至4年后火葬移送至显忠院的忠魂堂。参战的“联合国军”遗骸会移交相关国家，中朝军人遗骸主要安置在坡州的“朝鲜和中国士兵墓地”。坡州墓地由韩国国防部管理，墓地总面积5204平方米，共安葬着1102具朝鲜和中国军人遗骨，其中有中国军人367名，他们的遗骸已全部送还中国。坡州墓地附近的村民称，“这里埋葬的都是些年轻人，战争已经过去，希望这些孩子能早日回归故土”。还有的表示，“普通人更应该珍视现在的和平”。

　　对于牺牲的志愿军，李学记说：“60多年前发生的战争中，双方为了国家成为战场上的死敌，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希望这些烈士也能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一送还仪式每年定期举行，成为韩中两国友好、信赖关系的基础，我们对此感到十分欣慰。”“军人为国献身，国家当然对军人就要有无限的责任。”李学记团长如此强调发掘鉴别事业的意义。他表示，这些军人只要还有一位没有回家，发掘遗骸的事业就会继续下去，“这也是作为一名后人所必须做的”。在采访过程中，一位韩方研究人员还提到“许玉忠印”，他说发现印章时十分激动，“终于有了可以确认身份的证据，希望可以找到他的家人”。

　　印章上的名字始终萦绕在记者的脑海中。在“抗美援朝纪念馆”网站上，《环球时报》记者搜索到许玉忠烈士的简单信息，烈士的生平如下：“许玉忠，男，汉族，籍贯曹寺镇赵官，生于1921年，逝世于(空白)，1948年11月参加革命，所属部队60军543团。”虽然各种信息几乎可以确定印章的主人就是这位许玉忠烈士，但最终的确认可能还需要当时战友的证言和亲属DNA检测。

　　采访中，李学记团长还介绍说，从2000年启动发掘至2015年12月31日，该团共发掘遗骨10354具，其中韩国军人9097名，“联合国军”13名，朝鲜人民军703名，中国人民志愿军541名。韩国军人确认身份的仅有109人，只占发掘遗骨总数的1.2%，可见确认身份之难。韩国军方统计，韩军阵亡未收殓的军人达13.3万人，但只收集到3万多的家属DNA。李学记再次强调说：“不少阵亡士兵年轻参战并无后人，兄弟姐妹可能也已去世，这是导致亲属采样率不高的原因。”据了解，由于丰富的经验和较高的技术水平，发掘鉴识团和各国在失踪人口调查、遗骨身份确认方面展开合作，参与过利比亚、阿塞拜疆等国的失踪人员的身份确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