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鸭子”拨动中国式焦虑
中国妈妈黎铭试图去弄清一个问题：留学生在异国他乡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呢？
那是1年前，在拥有几千名成员的“南外家长QQ群”，家长们都在分享同一种不安：他们的子女都毕业于南京外国语学校这所名牌中学，每年少说也有两三百人浩浩荡荡地奔英赴美留学，所有人都想知道，孩子在国外究竟过的怎么样？
黎铭自己的儿子正在美国念高中。毫无意外地，这位“家长中的活动家”揽下了这份“工作”。此后，她用180天的时间，走访了24所名校，接触了130多位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留学世界”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年代：与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成为第一位留美中国学生的1854年不同，也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向美国派出首批52名留学生的1978年不同。
在全球的校园里，中国面孔已不再是少数派。中国在过去几年取代印度，成为在美国际学生的最大生源国，占了大约三分之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编写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显示，21世纪的头15年，中国留学人员年均增长率接近22%。
与最早的留美中国学生“弱国子民”心态迥异，作为首位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演讲的大陆学生，28岁的何江，在前不久引人瞩目的演讲中，强调了“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责任感”，表示哈佛教会自己“勇于立志改变世界”。
像黎铭这样的家长亲身参与的一个改变是，越来越多中国家庭放弃国内教育，将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中学或本科。2015年，在美的中国学生中有41%是本科生，39.6%是研究生——在研究生占了绝对多数的十年前，这是不可想象的。
美国助理国务卿埃文·瑞安说：“越来越多的中国中产阶层关心子女的教育。中国人希望在21世纪具有竞争力。”
现在，黎铭试图通过实地走访，来了解中国孩子的生活。她发现：“每个留学生和他们在大洋彼岸的父母，都有着自己的不适和焦虑。”
美国学生圈总在说离自己很遥远的政治和文体活动，她只能回到中国学生圈，可那里像极了国内的家长群，天天说排名论成绩，让人“喘不过气来”
回国后，黎铭将自己记录的近百个孩子的故事集结成《听说》一书，希望分享给那些为留学做准备的家庭。在她的寻访对象中，有人靠自己的努力“挣回了学费和尊严”；也有人努力融入当地环境却以失败告终，不得不再回到“中国人的圈子”；甚至有人因留学得了抑郁症。
她看到，计算成绩的GPA像是留学生头上的“紧箍”，而他们的生存状态，就像起源于斯坦福大学那个著名的说法，“斯坦福鸭子综合征”——表面悠闲，鸭掌却在水下划得飞快。
焦虑，这是黎铭见到宋希玥时，最直观的感受。
这个在斯沃斯莫尔学院就读的姑娘直言不讳地说，自己不喜欢这所全美顶尖的文理学院、更不喜欢自己的状态，“感觉就像是加强版的中国高考生，每天就是学习、学习，还是学习；话题就是拿A、拿A，还是拿A。”
为了毕业留美，让留学“有价值”，这个姑娘选择了并不喜欢的经济学专业，每天埋头和数学课、经济课作“斗争”。“再坚持一下，或许就是海阔天空了。”
她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圈子。刚来美国时，她曾努力和美国同学交朋友，可新鲜感一过，美国学生圈总在谈论离自己很遥远的政治和文体活动，她却感到学业压力很大，只能慢慢告别了美剧、俱乐部，重新回到中国学生圈。
可那里像极了国内的家长群，天天说排名论成绩，让人“喘不过气来”。
在另一所名校卡耐基梅隆大学，一个中国留学生谈起这个话题却笑了。他问黎铭，自己所在的计算机学院作业这么多、压力这么大，自杀率却很低，为什么呢？
“因为都在赶作业，没空自杀。”男生冷冷地自问自答。
在换掉了40双袜子，把一件外套整整穿了一个月后，黎铭终于发现，这不是个例，而是许许多多中国留学生正在经历的真实。
一名在斯坦福就读的女孩告诉她，身边太多人跟着学校潮流“为了创业而创业”，再加上课多时间紧，真正坐下来搞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太难了；帝国理工学院的王阳为此得了抑郁症，学业压力太大又找不着自己的方向，这个无锡男孩被迫休学一年。
焦虑面前，隔着大洋的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矛盾，也如活火山般频频爆发。一名中国妈妈因为某天没联系上在康奈尔大学就读的女儿，越洋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地打。到最后，女儿的老师、同学都被“骚扰”了一整天，女孩无奈，她只是不想被父母逼得太紧。
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一个中国男孩，面对黎铭有一肚子委屈，他称自己现在活得压抑，都是因为被家长管得太严，到了国外就再也找不到方向。
“你爸爸妈妈把你辛辛苦苦送出国，你头一个想法却是指责他们。你为什么不站在父母的角度想想？”黎铭忍不住问。
男孩没有回她。
那场不欢而散的谈话后，黎铭忍不住去想，自己走访的多是顶尖名校，“在好学校的孩子尚且压力如此大，在一些差一点儿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会是怎样的状态？”
她后来了解到一个更加难以置信的“留学世界”：中国学生聚在一起打麻将、购物、旅游，或是参加一场又一场的聚会。前不久因群殴同伴闹上美国法庭的几名中国留学生，清一色来自一所较差的私立高中。
中国男生小吴高考后来到爱荷华大学，在那个亚裔稀少的校园里，他的同学称呼他“chink”，这是英文中一个富有种族歧视色彩的侮辱性用语，对象是华人或东亚人。同学用马克笔把小吴宿舍的猫眼堵上，用安全套套住门把手。
听着小吴风平浪静的讲述，黎铭心里心疼得紧。
这些日常工作在法庭、新闻发布会、谈判桌前的家长，将问题细化到孩子买了哪些课外书、回家后每个小时都干嘛，以及用过的卷子能不能共享
继续聊下去，黎铭才知道，小吴的留学充满了“随随便便的色彩”。因为儿子高考失利，父母找了留学中介随随便便就选了学校。他们的算盘打得也很响：孩子在中国没考好，出国“镀层金”，回来就能一飞冲天。
可直到抵达爱荷华，这个男孩才发现，那所排名较低、地理偏远的大学，并不能提供他想要的“留学生活”。
之后的种种经历，他却不敢告诉父母。一年人民币几十万元的开支面前，让小吴决定“报喜不报忧”。
这种“表面的和平”维系了两年，直到小吴“忍无可忍请求转学”。
事实上，黎铭发现很多中国父母喜欢把留学“神化”，以为孩子出去立马就能“幡然醒悟”，或是镀一层金。她受邀到许多城市与家长交流，不少三线城市的父母直勾勾地问她，我把孩子送出去了，回来一年能挣几十万元？
更多的父母则会围住她，要求给微信号“以便交流”。巡讲超过十几个城市，从一线到三线，黎铭的手机里多了几十个群和成百上千个微信好友，微信提示音从早响到晚，那是焦虑的父母在寻求建议。
杭州的家长问她，“我有没有美国身份，对孩子申请会不会有影响？”无锡的家长更疑惑，“孩子这么小就送出去，会不会价值观缺失啊？”成都的家长也有自己的困惑，“国际班这么多，该挑哪个呢？”合肥的家长则直愣愣问留学的性价比怎么样。
这让黎铭想起了几年前“南外家长群”的热闹。2012年，一群“孩子都考上南外初中部”的家长建立了那个QQ群。
这些日常工作在法庭、新闻发布会、谈判桌前的家长，将问题细化到孩子买了哪些课外书、上了哪些补习班、回家后每个小时都干嘛，以及用过的卷子能不能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