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留学生到国会议员 澳洲华人参政新力量不断涌现(2)
徐可儿：选民事务官的忙与乐
联邦众议员的当选，与其社区服务经验、学识、才干、政见和魅力息息相关，但是他们背后的办公室和助选团同样功不可没。这些人员从早忙到晚，从安排活动、资讯、联络、派发传单到选民拜票等工作，与候选人并肩作战，其紧张和疲累程度并不亚于候选人。
大选前——架设沟通互动桥梁
联邦班克斯(Banks)选区的众议员高民(David Coleman)此次成功连任，与团队一起打下了一场硬战。
来自中国江西，毕业于麦考瑞大学传媒专业的徐可儿(Amy Xu)，是高民议员办公室的选民事务官，也是此次大选其中一个投票点的助选团负责人。
“我进入高民议员办公室2年多。平时我要经常和本地居民沟通交流，而不仅仅是在大选前。这感觉和国内居委会差不多，了解居民们在生活、就业等方面遇到的问题。能够帮忙解决些许问题时则非常有成就感，并且希望能够做得更多更好。”徐可儿说。
大选并不是一场突击战，而是持久战；不是镜头下的作秀，而需要持之以恒、务实地关怀社区和改善民生。议员是否用心、有能力，选民都会看在眼里。工夫在平时，而非临时抱佛脚。
除了和本地居民沟通，徐可儿以高民议员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身份，还很好地运用积累多年的活动经验，协调组织多场澳洲联邦部长政策华社发布会，通过华文媒体来更好地介绍政府的政策、法规和动向，让更多华人不会因为接收渠道或者语言原因而错过政策更新信息。
“澳洲政府高度认可华人的贡献，我也很荣幸地组织了高民议员主办的谭保总理首次华社领袖晚宴，还有外长参与的中国新年庆典、中秋庆典等活动。”徐可儿说。
选前8周是马不停蹄的8周。徐可儿和其他成员都需要更好了解选民诉求。“我们要打电话给选民，有时一天要打80-100个电话，甚至更多。要外出访问选民，一天能跑20家左右，一间一间独立屋敲门，挨家挨户收集民意和建议，派发选举日选举指南和资料等。”
大选时——从宣传到审票
此次大选是徐可儿进入高民议员办公室之后迎来的第一次联邦大选。
投票日当天严寒刺骨，清晨6点徐可儿便抵达投票站点，张贴宣传海报、摆放展板，了解投票站点的设施及联络人，并等待其他志愿者到来，随后与志愿者沟通协作内容，按照人流灵活布置人员，争取让选民拿到“如何投票”指示卡，减少废票的出现。2013年大选，班克斯选区的废票达10%，隔壁巴顿(Barton)选区的废票则达到12%。
参与大选一系列环节是一次宝贵的学习经历。徐可儿表示：“大多数选民投票前已心中有数，不完全统计大概十分之一的则还摇摆不定，极少人会在投票日当天详细咨询了解，反而在提前投票时一部分民众乐意询问所关注的议题，包括医疗、难民政策、加班费、动物保护、负扣税、安全学校项目、国家宽带计划以及投票方式等。”
谈到助选志愿者团队，徐可儿说，“这些志愿者都是出于对政党或者议员的认同以及一份热忱而前来积极支持。我们团队里学生并不多，绝大多数都是已工作的、或者是商务人士。”
“第一次审票在投票日当晚6点，澳洲选举委员会(AEC)允许我进入投票大堂进行审票，在不能碰触任何选票的前提下观察选票的统计归类，AEC的工作人员很认真耐心地人工数票。到后面基本上就是选票归类以及观察废票的情况。”徐可儿介绍。
大选后——反思政治信息传播规范
议员竞选连任成功，从议员到办公室、助选团以及众多支持的社区人士和选民来说，是喜悦，是马拉松式的辛苦暂时告一段落，也是新征途的开始。
新一届政府上台，大选落下帷幕，但其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和问题留给大家的思考仍然在继续，希望将来能够做得更好。
徐可儿回顾竞选过程，认为不实和不法的政治信息传播是问题之一，应该需要规范和管制。她说：“大选前数百万的家庭一晚上可能收到多通录音自动致电，夸张的一晚可能接到八、九个电话。而这些电话并没有标注由任何政党授权；此外数百万的手机收到的短信同样没有署名授权。一些欺诈性的内容被有策略性地发送给民众，造成了误会及滋扰。”
如何高效精准计算选票也应提上日程。徐可儿参与了此次的审票过程，看到人工计票和审票消耗了众多人力资源。“美国、印度都有借力电子投票技术，澳洲也应该借鉴。”她说。
在议员办公室工作，让徐可儿更为系统性地接触政策信息，也会让她不断地去思索国家的发展。她说：“国家多元化经济可能真的要靠开发出很多土生土长的好发明、好创意，才能在多变格局下华丽转型。电子钻、Wi-Fi技术、还有没它开不了车抓不了小精灵的Google Map都是澳洲的发明。一些看似简单但风靡全球的伟大发明能推动多少经济、就业和便利。一个发明或创业项目，从萌芽到模型、专利、集资、扩张、市场测试、渠道等整个商业化过程，其成功率可谓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概率。在一系列鼓励投资创业项目举措和对年青人的培养上，政府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来促进创意繁荣？我希望去寻找这些答案。”
未来的三年，将会充满挑战、奋斗以及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