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龄留学生赴美求学倍增 “降落伞少年”境况堪忧

　　中国侨网10月15日电 据美国《侨报》报道，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近年来，小留学生(简称小留)来美留学呈爆发增长态势。据美官方资料，在2009年持有F-1签证在美就读高中的海外留学生人数只有1700人，到了2014年，这一数字激增到了8万人次。短短5年时间，人数增长近50倍。面对大量涌入的小留，有专家表示，少年时期“空降”美国的经历，会对孩子今后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产生破坏性影响，进而影响孩子未来的生活和工作。

　　人数激增

　　据美国官方资料，在2009年持有F-1签证在美国就读高中的海外留学生人数只有1700人，到了2014年，这一数字就激增到了8万人次。短短5年时间，人数增长近50倍。

　　亚裔心理学博士Priscilla Hsieh对“降落伞少年”给出了如下定义：18周岁以下的，身边没有亲生父母陪伴的海外留学生。这些学生多是由寄宿家庭或在美亲友所暂时监护和照看，有些则是由帮忙申请学校的中介担任其临时监护人。

　　Hsieh还表示，通过外界对近3、4年来关于“降落伞少年”行为、心理问题关注度的上升，以及相关讨论、研究的大量增加来看，这是继上世纪90年代“小留学生空降美国”后的又一个新的小留学生时代。

　　与上世纪90年代小留学生群体特点相比，如今的小留学生在出国留学目的和动机方面除了获取知识、接受西方思维理念，或者因政治因素肩负家族移民责任外，一些家庭选择让孩子们早早出国另一重要原因是为了显示家庭的社会地位。这正是引发现代“降落伞少年”心理问题以及行为偏差的主要原因。

　　曾任加州理工国际学生顾问的心理咨商博士张馨方表示，相对于上世纪90年代来美攻读硕博等高学历的“大龄”留学生来说，小留学生的概念可宽泛地被认为是在美国就读高中及本科的外国学生，不过从心理研究的角度来说，高中生和大学生的两个群体分别存在的代表性问题是具有普遍差异的。

　　此外，Hsieh在其针对“降落伞少年”的研究中还表明，在很多情况下，少年时期“空降”美国的经历，会对孩子今后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进而影响孩子未来的生活和工作。

　　咫尺天涯

　　留美高中生小南与妈妈陈女士在精神沟通方面属于“咫尺天涯”模式。

　　小南的父亲在中国大陆经商，母亲则担负起了陪读的任务和小南一起长期住在美国，母子俩虽然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但母亲英文不好，因而除了照顾儿子起居外，对于儿子在学校的表现、社交等等方面则出于“插不上手的状态”。直到有一次小南的父亲来洛杉矶看望母子俩，发现小南的成绩从原来的全A掉到了非常一般的水平。

　　随后，母亲带着小南走进了心理治疗室，小南告诉张馨方博士：“以前拿全A是因为老爸答应我如果拿到全A就奖励给我一辆名车，现在名车拿到了，我为什么还要努力学习呢？！”经过更长时间的谈话，小南还透露了不少利用母亲英文不好而瞒天过海的情况，比如，他曾以学校临时放假等理由搪塞母亲，而与同伴泡在网咖玩。

　　此外，小南的另一个故事则更加让人唏嘘。张博士说：“小南告诉我在美国还有一个小女朋友，也是小留学生。和小南不同的是，女友身边没有亲人陪护，而是由她父母所聘请的一位管家阿姨作为她的临时监护人，因而小南便顺理成章成了女朋友‘唯一的亲人’。在我的询问下，小南不仅若无其事地表示他和同样未成年的女朋友已经有了性关系，且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女孩已多次堕胎。叙述这一切的时候，小南稚气未脱的脸上尽是轻描淡写和不以为然。而小南与女友交往过程中的种种，双方家长也是一无所知。”

　　张博士强调：“美国法律强调保护小孩子的人权，但有些时候这样的保护给予了他们过早决定一些事情的权利，从长远来看，这并不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举例来说，美国法律规定孩子在12岁以后可以独立选择自己的医疗，16岁以上的女孩子就有权自行决定堕胎以及请哪位医生为她手术，而按照加州法律，18岁是一个人合法判断性行为的年龄。然而，这些法律和规定却不能帮助孩子判断正确的行为。”

　　张馨方表示，对于小留学生来说，18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龄界限，在美国低于18周岁的小留学生必须由美国当地的个人和机构作为孩子的监护人。据观察，目前大部分18岁以下学生的监护人通常是由寄宿家庭或是留学中介在美国本地的接洽人担当，也有不少孩子的父母在美国为孩子寻找了临时管家对孩子进行监管。孩子的父母多是远在中国，时差和空间上的距离都很难让家长与孩子进行心理上的沟通。如小南的母亲一样，即使有些父母一方在美国陪同念书，但由于语言障碍，孩子慢慢不喜欢和“不了解情况的父母”交谈心事。慢慢地，父母的角色被架空在了孩子生活以外，孩子成长阶段必须的亲子关系在这样的母子之间也无从寻觅。

　　“请让我患上抑郁症”

　　忧郁症或者抑郁症，对于现代人来说并不是什么陌生的字眼。最近，张博士诊室走进了这样一位顾客，希望让医生将他诊断为忧郁症。据悉，这位顾客是现就读于南加州大学(USC)的一位标准的“白富美”。

　　这位名为Kelly的女孩说，她在来美国之前就听说父母周围不少孩子都去了南加州大学读书，留学中介也对南加大的极力推崇，Kelly抱着人多好取暖的心态来到了南加大。

　　尽管学业没有她开始所想象的那么容易糊弄，但她坚信只要是中国学生多的学校大家必然会有自己的“路子”。久而久之，她在学业上花的精力越来越少，更多时间Kelly流连在各个社交朋友圈里。对大二、三时的Kelly来说，因为宿醉而导致第二天不能上课的情况已经是家常便饭。

　　她也曾想过主动离开这些挥金如土的酒肉朋友圈子，但是深陷恶性循环的她已深深地陷入这种生活模式中无法自拔，几年的挥霍生活，让她也没有交到几个能够听她诉说心事、帮她逃出生活泥沼的知心闺蜜。直到即将毕业之时，学术指导员告知她少修的学分太多没有办法正常毕业，甚至会影响到学生签证的身份，而有可能会被遣送回中国的时候，Kelly才走进了张博士的心理诊室，请求医生为她出具一份证明由于患有严重的忧郁症而不能正常完成学业的诊断，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暂时保住自己的合法留学生身份。

　　针对这样的现象，张博士表示，“中国留学生在交友圈子的选择上毫无甄别能力，无论在‘降落伞少年’还是已经进入大学的留学生而言，这都是一个较为普遍的心理问题。这些恰逢青春期或者只是略有成熟的孩子们，来自同龄人的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对他们的心理感受极为重要，甚至超过与父母的关系，因而，孩子们会努力让自己‘融入’大家的圈子，尽管这些圈子中充满物质上的攀比、挥霍式的消费，但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上而言，他们很难从这样的朋友圈中抽身。”

　　在Hsieh博士的研究中，更有不少小留学生迫于希望寻找集体的归属感而加入当地的一些帮派。

　　对于大学生来说，之所以沉溺于过分奢靡的社交生活，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自己所学的专业没兴趣，以及对自己未来没有系统的规划，漫无目的地生活会使人更容易受到周围群体和事物的影响，因而陷入无所事事的社交。(聂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