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捕“红通”纪实：攻心为上 海外成不了“法外”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部署加强防逃控逃工作。2015年3月，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部署开展了针对外逃腐败分子的天网行动，并集中公开了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红色通缉令，曝光100名涉嫌贪腐的外逃人员。根据中纪委最新公布的数据，天网行动自实施以来，已先后从7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2442人，其中国家工作人员397人，“百名红通人员”37人，追赃金额85.42亿元。

　　-本报记者　刘栋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曾经，一些腐败分子视境外如天堂，总以为拿着贪来的钱财，到了境外就能过上神仙般的　日子；如今，身在境外的腐败分子惶惶不可终日，生活提心吊胆、了无生趣，更要担心随时找上门来的当地警察和移民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部署加强防逃控逃工作———2015年3月，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部署开展了针对外逃腐败分子的天网行动；2015年4月22日，中国集中公开了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红色通缉令，曝光100名涉嫌贪腐的外逃人员……

　　今年12月9日，中纪委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以来，先后开展“天网2015”“天网2016”专项行动，从7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2442人，其中国家工作人员397人，“百名红通人员”37人，追赃金额85.42亿元。

　　逃出去不等于逃得了

　　杨秀珠，曾先后担任浙江省温州市副市长、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等职务。在中国公布的百名红色通缉令人员名单中，她名列首位。2016年11月16日，在潜逃境外13年之后，她回国投案自首。

　　时钟拨回到2003年2月，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在侦查另一起职务犯罪案件时，发现了杨秀珠涉嫌犯罪的线索。听到风声的她如惊弓之鸟，于2003年4月向所在工作单位谎称母亲有病要回温州探望，与其女儿、女婿、外孙女一行四人，在上海浦东机场登上了经由香港前往新加坡的航班，开始了她的逃亡之路。

　　这一逃，就是13年7个月。在此期间，杨秀珠先后窜逃至中国香港、新加坡、法国、荷兰、意大利和美国，并向法国、荷兰和美国申请“避难”。中国始终未放弃对杨秀珠的追逃。最终，在中央追逃办的统筹协调和科学指挥下，杨秀珠被迫回国自首，正式归案。

　　中央追逃办，其全称为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设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于2014年成立。其中包含中央纪委、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中国人民银行等8家成员单位。与之相对应，31个省区市均已建立省级追逃办，一个纵横交错的立体化格局已经形成，逐渐释放制度优势。

　　为全面掌握外逃贪官的信息，中央追逃办编织了内外两张信息收集网，制定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外逃信息统计报告制度，从中央到县一级层层建立外逃人员数据库，及时更新、动态管理。同时，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设立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举报平台，接受海内外公众对外逃贪官的举报线索，为开展追逃追赃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上海，检察机关作为“天网”行动追逃的牵头机构，按照“级别高、数额大、影响坏、易实施”的原则，对在逃对象逐案完善“一逃一档”“一逃一职”、“一人一策”等工作制度。以贪污、受贿犯罪嫌疑人梁某为例，其作案后潜逃美国，检察机关在对梁某作出刑事拘留决定后，加强对梁某各方面的信息情报搜集和研判，跟踪掌握其境外动向，连续采取相关的控制措施，于今年5月17日在其乘坐美国至上海的航班入境时成功将其抓获。

　　边追边防织密反腐“天网”

　　今年11月12日，“百名红通人员”闫永明从新西兰回国投案自首。中新两国执法部门就缉捕闫永明、追缴其违法所得一直进行密切合作。在法律威慑和政策感召下，闫永明最终选择认罪，退还巨额赃款，缴纳巨额罚金并回国投案自首，对闫永明的追逃追赃工作实现了“人赃俱获、罪罚兼备”的目标。

　　人跑了，钱带走了，但无论逃到哪儿，追逃更要追赃。中纪委在开展反腐败国际追逃工作之初，就始终坚持追逃和追赃同步进行。在中纪委公布的一份材料中就提到，对于转移至境外的腐败资产，中国将会同有关国家开展合作，通过双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引渡条约或境外民事诉讼等方式进行追赃。

　　一边追逃追赃，一边加大防止外逃力度。在国外，一张追逃“天网”越织越密；在国内，防逃堤坝越筑越牢。今年12月9日，在第13个“国际反腐败日”到来之际，中纪委公布了一组数据———2015年首次实现追回人数超过新增外逃人数，2016年新增外逃人数进一步下降。

　　在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局长刘建超看来，成绩的取得不仅源于追逃追赃的丰硕成果，让企图外逃的腐败分子放弃幻想，也得益于防逃工作扎实开展，“防止一个外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追回一个，所以要不断加大防逃力度。”

　　“天网2016”行动明确提出，人民银行会同公安部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专项行动，中央组织部、外交部、公安部和中央纪委机关开展出国　(境)　证照违规问题专项治理行动。

　　依靠国际合作 让贪腐“虽远必诛”

　　今年9月，G20杭州峰会举行。除了经济议题外，峰会取得的另一项成果备受各方关注———G20各国领导人一致批准通过　《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在华设立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二十国集团2017—2018年反腐败行动计划》。

　　从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我国加入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来，反腐败国际合作中的中国声音越来越宏亮、中国故事越来越精彩。梳理已归案的37位“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可以看出今年从美、加、澳、新等西方发达国家追回来的外逃人员较去年有明显提升，这也彰显出双边反腐败合作平台的渠道作用。

　　2005年，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　(JLG)　反腐败工作组成立，此后中美反腐败和执法部门先后多次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和加拿大，已建立中加司法执法合作磋商机制，并于今年9月签署　《关于分享和返还被追缴资产的协定》，为跨境追赃搭建了合作机制；

　　中国和澳大利亚签订刑事司法协助约定，并已经签署引渡条约；

　　来自外交部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中国已与近60个国家签署了79项司法协助条约，与46个国家签署了引渡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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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腐外交不断打开新局面，中国在国际反腐合作中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也不断增强。在刘建超看来，反腐败追逃追赃国际合作中，中国同有关国家在机制建设和个案合作中取得的追逃追赃成果，可以成为今后援引的重要案例，对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海外不是“法外”，贪腐必将“虽远必诛”。正如刘建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强调，“不管跑多远，跑多久，不管有多难，我们追逃者的脚步始终不会停息，将始终以蚂蚁啃骨头的韧劲，毫不松懈、持之以恒地将追逃追赃工作不断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