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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研修生维权专家:维权中经常被威胁甚至殴打

2017年03月17日 10:41   来源:钱江晚报   参与互动参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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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侨网甄凯和一些研修生在一起。图片由甄凯本人提供
甄凯和一些研修生在一起。图片由甄凯本人提供

  语言不通无法讲清自身遭遇、害怕企业发现后报复、解雇,是很多研修生最终选择忍气吞声的主要原因。有的研修生好不容易鼓足勇气,却发现维权门槛太高:“在日本请个律师太贵了,20万日元的受理费用就足以让我望而却步。”

  而在一个名为“研修生咨询维权”的群里,聚拢了很多中国研修生,这里出现最多的名字就是“甄凯”。

  这位一直在为研修生维权的专家,是当地维权工会的代表,他被来自云南楚雄的研修生小钱形容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近日,钱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维权中经常被威胁甚至殴打

  钱报记者联系上在日本的甄凯时,他正驱车送两位研修生到机场。当天,他帮助这两位研修生讨回了血汗钱,然后送研修生去机场回国,这是甄凯十多年来雷打不动的“规定动作”。

  今年59岁的他说话中气十足,身兼三个维权工会的工作,忙得像陀螺。

  在岐阜,他自掏腰包租了一个三层楼的楼房,一楼办公,二楼休息、吃饭,三楼开辟了6个房间作为避难所,提供给被解雇无处可去的研修生暂时歇脚,这几天,就有12名研修生吃住在这里。

  甄凯是北京人,1991年在日本读完大学后,到了一家企业做研修生生活指导员。那时候,中国赴日研修生都是政府部门经过层层筛选、实实在在学习技术的人才。“选拔的都是很优秀的人,我记得当年来的有沈阳电影制片厂的服装设计师、化妆师,还有国营大企业的车间主任。”

  甄凯回忆,那时日本的工资待遇是中国的20倍,有一些中国研修生来了不愿意走,有预谋地失踪。“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一批研修生期满要送回国,临行前给他们开了个会,开完会就发现两个男生不见了,他们还是干部呢。90多人在大巴上等不到人,打开他俩遗留的行李箱,里面全是些破烂。”

  甄凯说,转折点发生在1993年。那时,日本成立的‘国际研修协力机构’(JITCO)开始投入运作。“从那时候开始,研修生的概念就从‘技能学习’彻底变为‘廉价劳动力’了。”而随之,五花八门的不公、虐待事件在日本各个城市上演。

  甄凯走上为研修生维权之路是在2004年,“我大学是学法律的,之前自己开饭店,也在日中友好协会做理事,遇见很多中国研修生被欺负,心里很气愤。有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存折、护照被扣留,有的在建筑工地挨打,还有的工伤之后被解雇。觉得自己除了能为他们翻译,还应该做更多。”甄凯说,自己“好打抱不平”的性格注定他走上这条道路。

  为研修生维权13年,甄凯前前后后接手了2800多件案件。曾在甄凯提供的避难处待了7个月的河南研修生小王告诉记者:“和甄凯老师同吃同住,常常看见他被企业威胁、辱骂,甚至死亡威胁也没少接。”

  这份工作值得以命相博吗?甄凯说:“实习生们正是由于长期在这样的压迫下劳动,导致他们不敢站出来对企业的违法行为说‘不’,现在终于有人敢站出来寻求我的帮助,如果连我都退缩了的话,那以后谁还敢站出来跟企业的违法行为作斗争呢?”

  在日本30多年,至今没钱买房

  各种威胁甄凯没有怕过,但是他害怕研修生的“反水”。

  一些研修生受到日企的盘剥后,向甄凯求助。当甄凯软硬兼施,与其雇主谈判到了最关键的阶段时,这些研修生因被社长收买,得了微薄小利后,玩起了失踪。

  “研修生自我把问题放弃,这是我最无奈的。”遇到这样的事心寒吗?甄凯说:“一开始总是伤心的,可是后来,思考代替了伤心,我在想,怎样才能减少这样的事件发生。”

  为了维持工会的正常运转,工会会收取帮助研修生讨回收入的20%。甄凯的工资,也出自这里。有的案子打上三五年很正常,这期间的费用不少。

  甄凯的妻子说:“就是个亏本生意,如果要赚钱的话,他就不会做研修生维权了。”

  记者了解到,在日本30多年,甄凯至今没钱买房,住的房子都是租的。

  3月7日,甄凯还去了东京的日本参议院反馈研修生境遇问题。据了解,由于各方努力,目前日本政府也出台了一些制度保护研修生。譬如研修生在回国时,在机场会有政府人员核实:回国是自愿的吗,还是被雇主强迫?

  浙江和山东一样,是赴日研修生比较多的省份,甄凯和日本律师指宿昭一希望通过钱报告诉研修生们:在遇到权益受损时,不要逃避,更不要擅自逃离工作岗位,甚至成为黑户,要主动寻求帮助。可以向工会、劳动基准监督署、律师、出入境管理局等寻求帮助。在寻求帮助时,要注意保留证据,包括工资明细单、详细的劳动时间记录单(每天都要有)、录音、照片等。“还是要相信法律。”甄凯说。

  起底日本研修生制度

  可以说,研修生制度的最大问题,还是日本政府制定了技能实习生制度导致的,这一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剥削外国人廉价劳动力的制度。明明是引进国外的劳动力,却偏偏要弄一个“研修生”和“技能实习生”的名义,使得雇佣外国研修生的日本企业和雇主,可以逃避劳动法所规定的企业雇佣义务,比如工伤保险、雇佣保险、男女同工同酬等。

  联合国人权组织曾多次对日本政府提出批评,日本媒体也多次曝光研修生受虐待的情形,甚至有劳工团体指责日本政府是变相推行一种奴隶劳动制度,但是这一问题一直得不到合理的解决。

  熟悉研修生状况的在日华人姜先生指出,即使中国劳动力过剩,日本这种严重侵犯研修生权益的制度对中国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例如,按日本的法律这些人肯定缴纳了厚生年金(养老金)的费用,但三年就被日本赶走了,实际上享受不了将来的年金待遇,基本算是白交了。一些研修生并不知道如何取回缴纳的厚生年金,而且即使要求退回,有时也要给行政书士提供高昂的手续费。

  这些人在国外留下的空白,将来只有其母国来承担。日本三五年赶走一些人,同时又会补充新人,也可以这么算账,就是每年有大批外国劳工在白白地为日本严重赤字的年金做贡献。这是赤裸裸的国家盘剥,是对人权赤裸裸的侵害。所以,日本这个制度设计得很巧妙,好处都是自己的,负担都推给了外国人和外国政府。

  姜先生认为,应该把所谓的研修生制度定性为侵犯人权,同时现实中到处存在日本劳动法所不能容忍的行为,包括中国研修生在内的外国研修生在日本受到的压榨太厉害了。而这些研修生在日期间并没有给中国创造一分钱的税收,只是肥了那些黑中介。

  姜先生说,中国现在劳动力并不算富余,却有大量的年轻壮劳力到日本做苦工,简直不可思议。这还只是经济账和社会账。如果算上侵犯人权带来的政治及心理伤害,那就更得不偿失了。那些逾期不归的、伤残的、欠一屁股债的、坐牢的、既没学到技能又没学会语言的大龄归国者等,都要研修生流入国政府来善后。这个账怎么算都是亏。

【编辑:赵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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