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中央追逃办:带您了解反腐国际追逃的台前幕后(2)
据介绍，追赃的主要做法有：
——通过双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或引渡条约进行追赃。
——利用赃款赃物所在国犯罪所得追缴法或其他国内法进行追赃。
——通过境外民事诉讼方式进行追赃。
——运用刑事政策促使犯罪嫌疑人或其近亲属自行退赃。
——运用刑诉法规定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进行追赃。
实际上，追赃在于对内加强案件调查，强化反洗钱监管和赃款流向梳理，努力实现赃款在境内藏不住、向境外转不出；对外协调建立双边追赃合作机制，做到涉案赃款找得到、追得回。
2016年11月12日，在中新两国执法部门的密切合作下，潜逃15年的闫永明回国投案自首，实现“人赃俱获、罪罚兼备”的工作目标，全案累计追缴非法所得3.29亿元。
国外编织追逃“天网”，国内也要筑牢防逃堤坝。中央追逃办坚持追逃防逃两手抓，围绕人、钱、证三个方面，构建严密的防逃体制机制。
在“人”方面，主要是清理“裸官”。对那些配偶子女移居国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严格执行相关的护照管理、出入境审批报备等制度，并做好对个人有关报告事项的抽查核实。
在“钱”方面，主要是加强反洗钱和外汇管理工作，切断非法资金的外流渠道。为此，人民银行、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五部门，联合开展了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专项行动。
在“证”方面，中组部会同公安部，开展了治理违规办理和持有因私出入境证照专项行动，重点对领导干部违规办理和持有证照情况进行清查，并对审批、保管环节负有责任的人员进行追责。
随着防逃措施的进一步强化，新增外逃人数逐年下降。据统计，2014年外逃101人，2015年外逃31人，2016年外逃19人。
倡导构建国际反腐败新秩序，引领国际合作
2月10日，“百名红通人员”王诚建回国投案自首；
3月9日，“百名红通人员”王佳哲回国投案自首；
4月17日，“百名红通人员”李世乔回国投案自首……
追逃追赃捷报频传的背后，是反腐败国际合作网络的全方位构建。自成立以来，中央追逃办秉持主动开放、合作共赢理念，契合国内工作需要，顺应各国对国际反腐败秩序思变的大势，加强战略谋划，主动设置反腐败国际合作议题，积极搭建国际交流合作平台，不断增强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2014年担任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工作组主席，主导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
2016年担任二十国集团反腐败工作组主席，引导通过《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二十国集团2017—2018年反腐败行动计划》，开创性地提出“零容忍”“零漏洞”“零障碍”重要原则，把《北京反腐败宣言》变成行动。
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在北京设立，这是第一个面向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开展相关研究工作的机构。
2016年11月，与国际反腐败学院联合举办中国—东盟反腐败研讨班，这是我国首个区域反腐败合作项目，开辟了中国—东盟合作新领域，推动了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成果向国际社会的延伸，展现了中国在反腐败领域的领导力和影响力。
除了上述多边合作，中央追逃办也强化双边合作，大力推动建立中美、中加、中澳等双边执法合作机制，加强重点个案执法协作。
中美之间虽未签署引渡条约，但借由早在2005年就成立的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JLG)反腐败工作组，中美反腐败和执法部门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杨秀珠、黄玉荣、王国强等多起重点个案，都是由JLG实现突破的。
中国和加拿大之间也建立了司法执法合作磋商机制。2016年以来，“百名红通人员”常征、巴连孝、曾子恒、蒋谦、李世乔等先后从加拿大归案。2016年9月，双方在磋商框架下还签署了《关于分享和返还被追缴资产的协定》，为跨境追赃搭建了合作机制。
此外，中国与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双边执法合作机制均取得了积极进展。
截至2016年12月，中国同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反腐败机构建立了友好关系，有力推动了引渡条约、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等谈判、缔约、履约进程，与外国反腐败机构签署合作协议27份。这一系列成果是推动全球反腐败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举措，也是倡导构建国际反腐败新秩序的生动实践。
“实践探索在前，总结提炼在后”，中央追逃办相关负责人说，今年将着力推进机制化建设，编制追逃追赃工作指导手册，探索出台防逃工作指导意见，推动出台《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跟踪推动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推进追逃追赃工作机制化、规范化运作。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也永远在路上。今年是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全面深化之年，中央追逃办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保持政治定力，做到追逃追赃的力度决不减弱、一追到底的态度决不改变，持续保持高压态势，着力构建不敢逃、不能逃、不想逃的体制机制，推动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向纵深发展。(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兰琳宗丨制图 李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