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的故事：幸存者与日俱减 赶在零之前(3)

　　如果这是个错误，那就让它错得浪漫些

　　纪录片四处碰壁的那段日子里，郭柯曾不止一次地和龙庆说，大不了片子就作为资料片保存下来，30年后一定有它的价值。

　　其实，剪片子时，郭柯也有过挣扎。他那些“导演的臭毛病”时不时冒出来，让他纠结要不要剪出一部“有故事情节、有节奏感”的片子。

　　但他心里没底。他找到了知名剪辑师廖庆松，对方问他“你为什么要迁就观众？”

　　“你拍这个片子是为了什么？故事性吗？”

　　“你为什么要剪得有节奏感？她们的生活是有节奏的吗？”

　　郭柯觉得自己醒了，他决定彻底放弃历史画面和解说词，“如果这是个错误，那就让它错得浪漫些”。

　　剪辑团队翻来覆去啃完十多个硬盘，成片最终比粗剪版少了3分钟，却多了郭柯曾经想都不敢想的内容。比如，一个固定的镜头竟然放了一分钟，没有任何节奏可言。按过去，镜头对准5秒钟后，这个年轻的80后导演就打算切走了，“该考虑观众是不是烦了，该切个近景什么的”。

　　可是这次，郭柯突然觉得，“人的心灵没有节奏，就这样放着，让观众自己去体会吧。”

　　剪辑片子的几个月里，他发现自己能慢慢听懂广西话了。那个说着“眼泪都往心里流了”的韦绍兰在镜头前不止一次地说过，“世界真好”。

　　老人说，这世界红红火火的，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在残破的土房子里，老人收到了摄制组送给她的毛绒玩具。那是一只红色的小猴子，老人和郭柯都属猴。收到礼物的那天，老人一个劲儿地拨弄着小猴子的尾巴，笑着说“真好玩”。

　　快走了，龙庆担心老人会不舍得，可瘦小的韦绍兰只是站出来目送他们远去，表情“非常平静”。她还给郭柯发了4个包着100元钱的红包，“过年了，你拿着这个回去给妈妈买点糖果吃。”年关将至，拍摄结束后的每年腊月，郭柯和摄制组的代表都会来探望老人。

　　拍摄林爱兰时，曾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当过红色娘子军的老人非常重视政府发给自己的奖章。一天，她告诉摄制组，自己的奖章被一个叫阿憨的村民偷了。她着急的样子让龙庆十分不忍，龙庆匆匆为老人寻奖章。

　　可是阿憨否认自己偷盗。第二天，摄制组帮老人打扫卫生，在一堆死老鼠的尸体里找到了丢失的奖章。老人笑了，“就像个少女一样，特别羞涩，特别不好意思”。

　　和奖章一起被发现的，还有老人珍藏的“美元”，版型比正常美元大了几号，龙庆笑了，她跟老人说，这美元是假的。林爱兰又笑了，脸窝深陷，还躲着镜头。一旁的龙庆觉得老人“内心其实也很柔软啊”。

　　奖章的故事代替对战争的回忆，和喂养野猫的故事一道挤进了这部95分钟的纪录片。郭柯说，自从2012年开始拍摄《三十二》以来，从来都不是自己在帮助慰安妇，而是老人在帮助自己这个毛头小伙成长。他越来越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了”。

　　也许有一天，自己会把那些框全部抹掉

　　郭柯眼中该做的事，就是让《二十二》走进院线，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看到。

　　他跑了一整年的电影节。他太穷了，总是让电影节主办方把返程票订到下一个电影节举办地的城市。全世界奔波一圈儿，片子获得2015年釜山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提名和2016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提名。在电影节现场，郭柯说：“谢谢你们的包容。”

　　俄罗斯著名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评价《二十二》：“是一部很温暖的电影。”2016年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将组委会“特别推荐奖”颁给了它，可是，这部片子在当时还是离上映遥遥无期。

　　一年过去，郭柯已经把能报名的电影节报了个遍，满打满算有好几十个。新的一年，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

　　可他还想再为电影做点什么。他还记得，在一个国际影展上，一位日本记者携全家观看了这部片子，他告诉郭柯：“谢谢你拍了这样的片子，没有一味指责日本，能让我们自己去回想，想想这些老人当年都发生了什么。”

　　郭柯希望，这是一部任何人看了都不会尴尬的片子。“如果一部片子全是责备、指责、说教，你让人看啥？”他还是那句话，“老人能活到现在，就说明了一切。”

　　电影宣传海报，是手绘的女孩形象。郭柯还特意将这些老人的笑容做成手绘海报。郭柯说，自己想让多一些的年轻人走进影院，不排斥这个题材，不被痛苦、洒满泪水的面容吓跑，能知道“这些慰安妇老人是受害者，更是我们的同胞”。

　　郭柯说，影片的所有票房都会捐给研究中国慰安妇的相关研究机构，自己不会靠这个项目赚一分钱。

　　跑电影节时，他看到，韩国的年轻人把慰安妇老人绣的花做成了logo，印在手机壳、相册和帽子上，并进行义卖，收益都捐给老人。韩国的明星纷纷在公开场合佩戴纪念慰安妇的纪念章，呼吁更多人关注这一群体。

　　郭柯曾参与一次韩国慰安妇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全是中小学生的身影。可去年，上海“海乃家”慰安所去留引发争议时，他从电视里看到，慰安所遗址附近的中学生说，“(慰安妇)不是很光彩，还是不要特别了解比较好，学生还是不应该知道太多。”

　　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着镜头说：“你在学校里放了这样一栋房子，对学生到底要起什么样的教育作用？”

　　这部电影的推进，还在继续。

　　去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帮助下，郭柯面向社会众筹片子上映的宣发费用，大半年过去，100余万元被凑齐，31850个名字留在了纪录片的片尾。

　　那也许是史上最长的电影片尾，“要放10分多钟”。光是片尾曲就有8分钟，漆黑的银幕上，31850个名字开始缓缓滚动。

　　片尾曲轻轻放着，“日头出来点点红，照进妹房米海空。米海越空越好耍，只愁命短不愁穷。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 ……”

　　这个名单从0走到31850花了大半年的时间，也有很多事情悄然改变。

　　《三十二》正式进军一家视频网站，当那个因为日本血缘而一辈子不能上学、娶不了妻的70多岁老人罗善学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一生时，视频弹出了铺天盖地的弹幕：“你是中国人。”

　　林爱兰悄悄去世了。摄制组赶赴海南，想办法为没有男性后代的老人立碑，将老人的遗物收好，寄给上海的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他们奔走的身影触动到了老人最小的养女阿香，家境并不富裕的阿香为纪录片捐了款。

　　那位被儿子抢走善款的老人89岁了。她对龙庆说，自己很多年没过生日了，今年儿女都回来给自己祝寿，无论如何要请摄制组的人一起吃饭，“我管饭，你们一定要来”。

　　“日本人”罗善学养了只可爱的小猫。冬天生着火，老人默默看着小猫扑腾，龙庆觉得“他不再只一个人躲在墙角了，眼里都是温柔”。

　　但告别，终将是关键词。毛银梅老人走了，床头的栀子花一点点泛黄、消失。

　　李爱连的脚、手、喉咙一个接一个地“失灵”，她生活的半径越来越窄，整日躺在炕上。她很思念这些远方的年轻人，总让儿媳给郭柯发消息，说“自己最近身体不太好，能不能来看看我”。

　　儿媳告诉老人，郭导很忙。“他在忙什么呀？”老人还是不死心。

　　“他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呢。”儿媳眼色和缓。

　　第二天，李爱连似乎忘记了昨天的对话，又对着儿媳嘟囔让郭柯来看看自己，只是，她的喉咙一日比一日使不上力了，总有一口痰卡着，说着说着就没了力气，只听得见微弱的气声。

　　龙庆的手机内存早就不够了，她拍了“数都数不清”的照片，可还是总错过和老人的分离。22这个数字自从他们离开那一刻就跳动起来，3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暂时定格在了9。

　　每当一位老人离世，郭柯就会在纪录片片尾处，给老人的名字加个框。可最近这些日子，老人走得太快了，他甚至来不及加框。

　　他说，也许有一天，自己会把那些框全部抹掉，回到当初遇见她们时那样，老人对着镜头笑啊笑，彷佛这些年，她们从没有离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