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泓翔：我在非洲做“卧底” 打击象牙走私

　　原题：黄泓翔：我在非洲做卧底

　　◎看世界：“中国人虽然走出去了，但还没有走进去”

　　◎做卧底：“警察出现的时候，你是离走私贩最近的一个活物”

　　◎亮身份：“这货他能去做这些，我也可以”

　　我叫黄泓翔，我们的小团队平时主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把青年人“忽悠”到非洲，去做一些野生动物保护、可持续发展相关的调研和项目。

　　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动物，一直很向往去非洲的大草原，去南美的亚马逊雨林等等。只是小的时候觉得这些地方离自己的生活很遥远，很遥不可及。

　　2011年，我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本科毕业，去了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学国际关系。到了哥大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曾经我觉得遥不可及的非洲、南美这些地方，我身边的外国同学基本上都去过，而且去过的不止一个国家，还不只是去旅游。

　　他们在这些国家做了很多很有意思、很有意义的一些项目，以至于无论是上课也好、下课也好，我整天都听到我的同学们在讲“我在肯尼亚的时候、我在莫桑比克的时候、我在海地的时候……”等类似这样的话题。

　　而这种时候，跟我绝大部分的中国同学一样，我发现自己都是懵怔的，并不知道如何介入他们的对话，因为对他们所说的东西一无所知。

　　因为发现了其实非洲和南美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遥远，而且我很希望像那些外国朋友一样，也能够看到那么广阔的世界，有那么多有意思的经历，所以我很想很想去这样的地方看看。

　　我找啊找，找各种的机会

　　2011年，我的第一个寒假之前，我刚好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去了厄瓜多尔。厄瓜多尔的经历对我来说，就像是人生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我不仅去了梦寐以求的亚马逊雨林所在的国家，见到了食人鱼等各种各样神奇的生物；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世界现象——用我一个朋友的话说，我们中国人虽然走出去了，但没有走进去。我们在当地的融入程度其实非常低，环境问题、劳工问题、社区问题、沟通问题，所有这些都阻碍着中国人在那边与当地人的共同可持续发展。我对这样一个话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接下来每一个假期我都往南美洲跑。为什么那会儿没有往非洲跑呢？是因为从美国飞南美便宜一点。

　　到了2013年，我从哥大毕业，那个时候，我决定去另一片我一直向往但还没有机会到达的大陆——非洲。于是我找啊找，找各种的机会，最后找到了这样一个项目：2013年年底，南非的金山大学在招募中国记者，去非洲做象牙、犀牛角贸易的调查报道。我申请了。也因为我原来在南美洲的经历，我被录取了。

　　其实那个时候我也非常地不理解：非洲这些野生动物保护的问题，为什么要特地招中国记者过去做调查报道呢？但是到了那边，我就明白了——当你走进非洲这些卖象牙的市场，可能根本看不出来这里在干什么，因为那些“货”其实平时都是装在箱子里面，不会公开售卖的。但是就如同当今世界各地的旅游景点商贩一样，当他们看到中国人过去，就会非常热情、两眼放光，简直就像看到了移动的钱包向他走来。

　　在这里，我逐渐了解到大象保护和象牙贸易的话题。比如，象牙有三分之一是长在大象的脸里面的，所以一般来说，盗猎者为了获得象牙，是要把大象的脸给削掉的。再比如，本来非洲象的牙是非常长非常大的，但是今天你如果去非洲，看到的大象，牙通常不会很长很大。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象牙越大就越值钱，于是长期以来，盗猎者会优先去猎杀牙更大更长的象，而它们的基因就这样渐渐损失了，牙再也没有以前那么雄壮了。随着猎杀的持续，大象们的牙只会越来越小。

　　真的冒着生命危险去草丛里射杀这些大象的，往往是非洲当地人。他们杀一头大象，可能只能赚200到300美元。但在市场上，一公斤象牙可以卖到几千美元，而一根普通的象牙就能达到十几到二十公斤。

　　我以记者的身份在那里做了一些调查，在媒体上又发表了一些相关的调查报道。在那之后，有一些从事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的朋友找到了我。第一个来找我的，是奥菲尔。他看上去有点像走私贩，其实是挺正面的一个人物。他是以色列人，原来在以色列当兵。后来去非洲做丛林探险，遇到了一只被走私的黑猩猩。他把这只黑猩猩解救了出来，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hope(希望)。也就是因为这件事，他开始对动物保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能够去帮助这样一些动物。

　　他们做的事情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卧底调查员跟走私贩接触，让这些走私贩带着象牙和犀牛角过来见他的交易对象。在那个时候，警察会出现，把走私贩逮捕。因为奥菲尔，我也有机会参与了这样的一些行动。

　　看着那瓶辣椒喷雾，我的内心有点崩溃

　　2014年年初的时候，奥菲尔他们盯上了乌干达的一个走私贩“大哥”。他们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参与了多次国际犯罪的走私贩，所以很想抓住他。

　　他们派了一个非洲卧底的调查人员去跟他接触，号称是在帮亚洲商人采购象牙。但是这个走私贩非常狡猾，并不相信这名非洲人。这个时候，奥菲尔找到我。他跟我说：“你知道吗，只要他听到你那带着浓重亚洲口音的英语，他一定会放下他的警觉性。”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夸我，于是我就去了乌干达，帮他做这样一个调查。

　　到了乌干达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给这个人打电话，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因为我扮演的是一个大走私贩。我跟他打电话，说我现在派兄弟过去，你赶快让他看货啊。还有几十个人等着跟我们做买卖呢，你想不想做这个生意了？如果想，就别废话那么多，赶快带他去看货。大概我演得还可以，对方对我们的信任度已经提高了很多，然后他就带我们当地的卧底人员去进行一些接触。但是这还不足够让他真的放心。所以后来我又到了乌干达的一个购物中心，去跟这个人吃饭，跟他直接面谈。

　　去见他的时候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奥菲尔也给我分享了很多调查经验。比方说，我到了现场要表现得比他还紧张，我站在那里东张西望，生怕有警察出现。话没说几句我就开始质问他了：我凭什么相信你不是卧底调查的呀？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在骗我是真的想要做这个生意呢？

　　奥菲尔跟我说，如果你不想被人怀疑，就要先怀疑对方。他看到我表现得特别紧张，就越来越放松了，然后开始不断地安慰我。他笑得很开心说：“哥们儿，你不用这么害怕。我们做这个太多年了，你放心，一切都没有问题的。”

　　后来我们约了一天，各自开着一辆车。我带着钱，他带着这些象牙、犀牛角，我们到一个小巷口去交易。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挺紧张的，因为你不知道当警察出现的时候这个人会干吗，而这个时候，你是离他最近的一个活物，你不知道他会不会拿出一把枪向你开枪。

　　奥菲尔看出我很紧张，于是很郑重地给了我一瓶辣椒喷雾。我当时看着这瓶辣椒喷雾，内心有点崩溃：他如果朝我开枪，我拿这瓶东西出来对他喷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但是非常幸运，这个人太相信我了，以至于警察出现的时候他完全就傻掉了。他根本就没有想象到，保持着傻掉的表情就被抓了。

　　还挺幸运的，在后来做的多次调查里面，我都没有遇到过那种真的有生命危险的时候。

　　特意要求导演，不要给我的脸上打马赛克

　　当时跟奥菲尔做调查的时候，正好遇到一个奥地利的纪录片导演，他在拍一部关于象牙贸易的片子，当时正在拍奥菲尔。通过奥菲尔的介绍，他也开始拍摄我的东西。导演最开始拍我的时候，其实是准备给我打马赛克的。因为对于调查人员来说，打马赛克比较能够保证人身安全。但是我跟这个导演说，你既然要拍，咱们就别打码。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看到我的脸，对西方人来说，他会发现其实中国人在一起参与野生动物保护。而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也会发现，你看，这个中国人，这货他能去做这些，我也可以。野生动物保护这些事情，我们中国人也可以参与，它离我们没有那么遥远。

　　很显然，影片出来之后我不可能再去做这个调查。但我还有更多的事可以做。就像之前说到的，从这个世界的环境角度来看，我们中国人虽然“走出去”了，但没有“走进去”。比方说我去参加很多国际的野生动物保护活动，会场里你看不到一个中国人。而另一方面，我们中国人其实很多时候对野生动物保护搞不太清楚，不知道这些人是干嘛的，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这是一种隔阂。所以当时我有了这样一个想法：我觉得比起利用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去多做一些调查，可能利用中国人的身份去弥补沟通中的隔阂会更有意义一些。

　　于是，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开始了一个尝试。我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叫中南屋。“中”是中国的意思，“南”是外交学上发展中国家的意思，“屋”就是一个双方之间对话沟通理解的空间。我们做的主要的事情，就是把中国的年轻人送到非洲去，让他们参与到一些关于中国人融入当地的事情里面。

　　比如，我们会组织中国人参与剪盗猎者设立的铁丝网，然后去救助一些受伤动物的活动。我们还在当地跟使馆、野生动物保护组织一起去做公益徒步等等类型的事情，能够更好地宣传野生动物保护这样的一些话题。其实这些活动在非洲举办了不知道多少年，只是在我们之前，从来没有中国人参与到这样的活动中去。尽管有100万的中国人生活在非洲。

　　我们有一个项目是比较经典的案例。

　　在肯尼亚的东部有肯尼亚最大的国家公园，东、西察沃国家公园。每年，大象都会在这两个国家公园之间迁徙，它们迁徙的时候会路过很多当地人居住的村庄。

　　大象看到这些村庄里面有玉米等各种各样的食物，它当然觉得这是上帝给它吃的，所以就过去吃了，而这些农作物其实对那些村民来说非常地重要。当地人会在农田挖沟，让大象不要进农田。但是大象很聪明，它们会把树枝搬过来把沟给填了，再慢悠悠地走过去，继续吃农作物。人们也会树一些稻草人，但是大象们看到这个“人”一两天都不动，就知道这绝对是个假货。

　　那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从中国筹集一些资金，带着中国的青年人到那边去，帮当地人安装一种太阳能灯的围栏。这个东西的科技原理也很简单，就是在农田旁边围一圈围栏，围栏上安装了太阳能灯。白天充电，晚上这些灯就会一闪一闪。而大象看到这些闪烁的灯光就会觉得这是有人在活动，它们往往就不会靠近。

　　我们还会带这些中国青年人去跟当地的村民沟通。去了之后发现这个村子做的一些篮子挺漂亮的，我们就会尝试帮他们把这些篮子卖到中国。这样就可以给这些村民带来一些经济收入，减少他们做盗猎的动机。

　　我们做的这些项目，从规模上来说其实很小。事实上，我们从成立到现在也就两三年，到现在为止全职人员也就4个人，非常非常小的团队。我们做的活动，每次可能都只有十几个人，最多100多个人。但是，让我们骄傲的是，我们做的很多项目，其实是在实现从0到1的突破。

　　本版文/黄泓翔

　　资料来源/一席(@yicicl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