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姑娘与“慰安妇”老人的十年

　　原题：一个日本姑娘与“慰安妇”老人的十年

　　8月12日，90岁的黄有良去世了。

　　她曾经是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

　　2001年7月，黄有良、陈亚扁、林亚金等8名海南“慰安妇”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公开道歉还她们清白，并给予相应赔偿。

　　黄有良作为原告代表，两次赴日本出庭作证。

　　一生坎坷，老病相催，如今她们都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8月14日，黄有良葬礼这天，海南炙热。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黎族人、汉族人、志愿者、记者、官员，各种身份的人都来了。

　　中午时分，灵柩早已封死，铺上一层黑色的布，再铺一层蓝色布。这是黎族的习俗。

　　一名女子走到灵柩前。缭绕的烟雾里，她跪下来，哭着对着棺材说话。

　　如果你看过电影《二十二》，你应该见过她的眼泪——

　　她叫米田麻衣，来自日本。

　　2008年，24岁的她接触到对日诉讼的海南“慰安妇”，从此加入关爱“慰安妇”的组织、到海南留学、在日本普及史实、推动官方道歉与赔偿……

　　这十年，她不成家，不工作，死心塌地守着这桩看起来不可能实现的志业。

　　很多人都只把“慰安妇”们当是历史的一份证物，但是她们是否快乐，是否孤独，是否受到伤害，这个日本姑娘在乎。

　　最难受的旅程

　　8月17日晚，见米田麻衣第一面，她先递过来一张薄薄的宣传单。

　　和电影里比起来，她瘦了许多。短发，脸孔瘦白，戴圆眼镜，一笑有两颗虎牙。穿着布衫布裤，背着两个深色的布袋子。33岁了，还是一副大学生的样子。

　　那宣传单，有中文和日文两份。上面有照片，海南的好山水，阿婆们的笑容。下附两个二维码，扫进去，是两个一直在更新的网站，主题都与海南的“慰安妇”相关。

　　从2008年接触“慰安妇”至今的十年里，她三年多时间在中国。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回到日本，仍把一半的精力花在与“慰安妇”相关的事情上。每年冬夏，她都要回海南看老人两次。

　　她在微信里说，这一趟，先后得知三位阿婆在一年内去世，是内心最难受的一趟旅程。她去参加葬礼，去新坟扫墓，从海口坐大巴，到各个镇上再换三轮车，往昔记忆，历历在目，大哭了几场。

　　这一次，她出发前，黄有良还没去世。她给黄有良的孙子发了短信，给老人带了东京药店的药膏。这些实用的小礼物，老年人都喜欢。

　　8月13日，飞机刚落地，老人去世的消息蹦出来，她整个人都蒙了，绷住自己，给朋友们发了信息，才敢哭。

　　和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一桌子人，她看起来最朴素。拿着一个已经停产的诺基亚手机，漆已经全磕掉了，小小的屏幕都是划痕。大家笑她，她不好意思，又说：“没事，我喜欢它。”

　　我们好奇她现在的活法，她的朋友说，在日本，“打着零工，做着翻译，没几个钱。”她几乎不购物，衣服都是别人送的。

　　一点点收入，她就存起来。每年最重要的开支，就是飞到海南，来看老人们两次。

　　她身上已经有了很深的中国烙印。吃饭吃到辣椒，会下意识蹦出一句中文，“好辣啊！”

　　让大家猜她最喜欢唱什么中文歌，结果答案让人大跌眼镜——《套马杆》。这是海南长途大巴车上常播放的歌曲，从海口到老人们家里，她坐了太多次大巴，张口就唱出完整的段落。

　　“人类为什么需要战争？”

　　我们观察一个人如何做选择，有时要去打量她的童年。

　　三四岁时，米田麻衣已经被妈妈带着，在东京街头游行了。

　　1984年，她出生于一个开放的家庭，妈妈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甚至她读的幼儿园，都是一个积极响应社会运动的幼儿园。

　　她像野草一样，在自由的空气里长大，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不想读大学，准备高中毕业就去工作。

　　高中的一堂历史课，她把课本立起来，躲在后面吃便当。老师开始放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场面残忍，她再没胃口吃了，只好扔下便当，开始听课。

　　老师说，日本军人在中国杀了很多的平民，她心里疑惑，“咦？日本在战争的时候不是受害者吗？”

　　在日本的历史教育中，讲的是广岛、长崎被投放原子弹，但关于在中国、朝鲜和其他国家做了什么，学生们不知道。

　　初中的历史课本里，有关于“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的内容，两页纸，老师讲课时跳过了。麻衣问老师，这个内容你不讲吗？老师说，这个内容在考试试题中没出现，不用学。

　　正是因为未知，她开始对战争感兴趣了。她想搞清楚，人类为什么需要战争？一个国家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是图书馆没有给她答案。老师告诉她，如果你有这些困惑，你应该上大学。

　　她于是改变想法，考入大学，学习国际关系。在大学里，她遇到了许多亚洲留学生。课上，大家热烈讨论前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的新闻。她一头雾水，觉得惭愧，“身为日本人，却不知道日本社会的这些历史问题。”

　　她深深感受到，历史被极度边缘化，战争的苦痛与伤害，已经被人们的记忆流放。

　　那时正是20多岁，用她的话说，是一个“热情讨论社会问题又没有找到目标”的年纪。

　　2008年，朋友带她去旁听了一场审判。

　　那是在东京审判庭，黄有良、陈亚扁、林亚金、陈金玉等8名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起诉日本政府的二审开庭。81岁、又矮又瘦的黄有良，在上百旁听者面前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讲述了自己在战时成为“慰安妇”的经历，以及战后六十多年她的苦痛。她说，到日本打官司，是为了现在的女孩不再有同样的遭遇。

　　米田麻衣愣在当场，“打击很大，因为她的体验太残忍了。”

　　这场庭审，撒下了一颗死不掉的种子，让这个从小特立独行的女孩，决定做点什么。

　　到海南去

　　米田麻衣做的第一件事，是加入了一个叫做“海南net”的组织。

　　在日本民间，有个律师团一直在帮助海南的“慰安妇”打官司。

　　这群年轻人后来组建了“海南net”，运转至今。

　　2009年3月，日本法院的终审宣判下来了——黄有良等人败诉。和前面几次一样，毫无悬念的结局。

　　之后，米田麻衣跟着日本律师团的三位律师到了海南。他们要找到每一个“慰安妇”，为她们宣读审判的结果。

　　他们从海口出发，到那些偏僻的村庄，在光线昏暗的屋子里，念长长的判决书。判决的核心结论是：东京高等法院认定了侵华日军二战期间在海南岛绑架、监禁和强暴妇女的事实，但还是以日本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起诉政府以及超过诉讼时效等理由，裁定“慰安妇”败诉。

　　杨小群(化名)是当时海南省政府为律师团指派的翻译，她因此和米田麻衣相识。

　　她记得，宣读判决结果时，屋子里的氛围，再沉重不过，老人们落了泪，去的人也跟着哭。

　　黄有良是最执着的一个，她当时说，日本政府不道歉，但她还是想强奸过她的日本军人能道歉。但直到去世，她也没有等到哪怕是一句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