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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学者谈留学:“耶鲁教会我学习技能生活智慧”

2017年11月19日 09:04   来源:参考消息网   参与互动参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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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消息网11月19日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1月14日刊登教育研究者、海外华人作家江学勤的《我在耶鲁学到的三件事》一文,文章记述了作者留学耶鲁期间的经历与见闻,以及对中西方教育的思考,文章摘编如下:

  有多少学生既是清华毕业又是北大毕业?中国哪所小学的树木最多?世界上哪座城市每天吃掉的苹果最多?

  8月下旬,我在成都同辉学校举办了一个为期一天的新教师工作坊,提出这些问题,是为了让老师们学习如何使用不同的信息源,用逻辑推理来组织、表达他们的研究成果,但对于习惯了答案就在手边的老师们而言,这是一个艰巨的考验,折腾了30分钟,他们感到不解和疲惫。

  “你这些问题都是从哪里来的?”一位老师问我。我回答称:“我在耶鲁呆了四年学习如何问这样的问题。”

  2012年12月,我发表了一篇名为《耶鲁没教给我的三件事》的文章,里面写道,耶鲁大学的教育没有使我做好离开学校后应对生活的准备,因为它教我重视分析智能而非情绪智能,重视成功而非幸福,重视成就而非朋友。虽然我仍然相信事实如此,但现在我也意识到,自己当时的想法远够不上全面。

  事后看来,耶鲁的确教过我如何思考、学习和生活的其他技能,它们塑造了我的性格,让我变得有创意。这些工具使我得以未经专业学校的培训,靠自己的力量学习如何成为一名记者、电影人和现在的教育家。这些能力作为整体,构成了一个非常扎实的人文教育的核心,它们也指明了中国要如何促进创造力的提升,海外的中国学子要如何学习美式创新,并把其带回国。

  要厘清两件事情:首先,中国学生未必要在耶鲁大学学习才能获得良好的人文科学教育,西方有许多优秀的学校致力于传授求知欲、渊博的学问以及逻辑推理能力。第二,进入像耶鲁这样的精英学校本身并不能保证学生获得良好的人文教育,成败在于学生自己是否利用了这个机会。

  然后是我在耶鲁学到的三件事,我正在努力地把它们传授给中国的老师:首先,耶鲁的“细读”技巧教会了我如何收集和分析信息(批判性思维);其次,耶鲁大学的课程教会我如何提问、如何做研究、如何进行假设,然后如何在研讨会上分享自己的想法,以便对它们进行优化(元学习);第三,耶鲁的文化教会我值得过的生活必须是道德的、智慧的和有明确目标的(创造力)。

2017年9月,湖南株洲外国语石峰学校,江学勤给四年级的学生上课。(美国《纽约时报》网站)
2017年9月,湖南株洲外国语石峰学校,江学勤给四年级的学生上课。(美国《纽约时报》网站)

  今年2月,我在北京八中举办了一个为期三天的研讨会,向该校的英语教师传授耶鲁的“细读”法。

  我们读了约翰·勒卡雷的《冷战谍魂》的第一章,然后我向诸位老师提出了三个问题。那是一天的什么时候?几月份?几个角色多大年纪? 这些问题看似简单,但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老师们必须自己去分析文字、角色之间的关系以及作者的意图。

  在耶鲁念英语专业的四年间,我一直在做这样的训练,只是那些文本更复杂、节奏更快、问题更抽象,但思维过程是一样的。即使在今天,我还是会像看书那样去探察人、探察情境。

  比思考能力更强大的是学习能力,这是耶鲁教我的第二件事。在耶鲁,我们得选修四个学科的课程——语言、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科学,所有学科都专注于开发我们的元学习,也就是对我们处理、理解和使用信息和想法的方式进行分析和控制的能力。在本科的研讨班课程上,我们最后往往要写一篇学期论文,要做论文,我们不得不先提出一个研究课题,然后通过研究来形成一篇论文,我们在研讨班课程上就自己的想法展开辩论,这有助于我们对论文进行打磨。

  今年,我给成都的这群小学老师上了一节课。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8月天,我把这些研究问题交给同辉学校的新老师,教他们元学习。那个上午,大家都很沮丧,下午我让老师们自己写研究课题,这是要求最高的元学习技巧。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跟他们一起打磨问题,使其更具挑战性,以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并且能采用各种研究方法。比如,我们把“中国电影史上最受欢迎的电影是哪部”改成了“中国哪部电影里的狗最多”和“世界上的哪处建筑在电影中出现的次数最多”。上网搜一搜中国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电影就能找到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但另外两个问题就没那么简单了:学生需要思考和研究不同的可能性,搜集证据,并且对结果进行比较。

  我原本觉得那次工作坊并不顺利。所以,当所有的老师都告诉我他们受益匪浅的时候,我感到很意外。然后我记起自己在耶鲁大学的元培训,我的教授在研讨班课程上抛出的大多数问题,都伴随着长时间尴尬的沉默,但是几个星期之后,我还在脑海中回味、重演着那些问题。这个过程,现在正在同辉学校的老师身上重现。

  我在耶鲁大学学到的第三件事是,一个幸福和成功的人生,也是一个道德的和利他主义的人生。诚然,就我来说,这个经验用了很长时间才在我身上奏效。一般认为,第三件事在中国实现的难度最大,中国学生被迫在考试中相互竞争,但科学告诉我们,创造力来自内在的动机、合作和社会目的感,如果中国想培养出下一个史蒂夫·乔布斯,那么也需要培养出下一个甘地和达·芬奇。

  我仍然相信,是常春藤联盟的声望和竞争力让我心生傲慢与功利,因为我相信我的学位理应立刻转化成财富和成功。但我现在也可以看到,耶鲁的人文精神和使命,教会了我一些技能,令我在有一天能成为自己学习和命运的主人。虽然这个文凭很珍贵,但人文教育是无价的,因为它令我们具备过上一种有意义的美好生活的能力,这种生活会带来创造力,带来爱和幸福。

  从北京到上海到深圳到成都到长沙,我过着奔波的生活,只要有学校愿意给我机会,我就愿意去工作。在与中国各地的许多老师们合作之后,我现在明白了自己当初认为他们懒惰、愚蠢是多么的盲目和傲慢,我遇到的许多老师,其实都是无私地一心扑在学生身上,他们每天都激励着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责任编辑:谢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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